爱，为什么痛？

致谢 / 1

章引言：忧患重重的爱 / 1

第二章爱情大转型，或婚姻市场兴起 / 31

第三章承诺恐惧症及爱情选择新架构 / 107

第四章对认同的需索：爱情及自我脆弱性 / 205

第五章爱情、理性、反讽 / 293

第六章从浪漫幻想到失望 / 373

第七章结语 / 443

忧患重重的爱

天赐的幸福爱情总是少而又少：每一次成功的当代爱情体验，每一次短暂的欢乐盛宴，往往伴随着另外十次打击沉重的爱情体验，失恋后“萎靡不振”持续时间远超过恋爱时间的长度——它常常造成个体毁灭，或至少造成一种情感的玩世不恭，很可能让这个人很难甚至无法再爱。这若非天生属于爱情过程本身的一部分，又何至于此呢？

——S.费尔斯通，《性辩证法：女性主义革命案例》

《呼啸山庄》(1847年)一书属于长期文学传统一类，书中将爱情描绘成一种令人倍受折磨的痛苦情感。小说中声名赫赫的主人公希斯克里夫和凯瑟琳，两人自小青梅竹马，长大后彼此心怀热烈爱情；但凯瑟琳却下决心要嫁给埃德加·林顿，只为林顿跟自己更门当户对。当无意中听到凯瑟琳宣称她如果下嫁给自己会降低身份时，希斯克里夫深感屈辱，愤而出走。凯瑟琳在旷野中四处寻找他；当她遍寻而不得便病倒了，病势日渐沉重乃至奄奄一息。
《包法利夫人》(1856年)一书用更加尖酸挖苦的笔法描写了一名浪漫主义女性与她心地善良却平庸的乡村医生之间的不幸福婚姻；这名医生无法满足妻子无休止的浪漫幻想和社交幻想。书名中提到的这位女主人公相信她终于找到了自己常在书中读到、常在梦中见到的那种男主角，他化身为衣着时髦的地主罗道尔夫·布朗热。经过长达三年的婚外恋后，两人决心私奔。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爱玛收到罗道尔夫的失约信。作者通常以讽刺笔法描写女主人公的浪漫情感，可此时作者改用同情的语气描写她经受的痛苦煎熬：
她倚靠着窗子的窄小开口，又读了一遍信，一边气得只是冷笑。但注意力越集中在信上，她的思想就越混乱。她仿佛又见到他，听到他说话，拿胳膊圈着他；她的心抽搐着，就如同有个大铁锤在撞击胸口，越撞越急，一时快一时慢。她环顾四周，恨不得整个世界分崩瓦解。为什么不斩断情丝？是什么阻止了她？她自由了。于是她向前走去，眼望着石砌路面，自言自语道：“来吧!尽管来吧!” 
依照我们当今的标准，凯瑟琳和爱玛承受的痛苦看似，可还是能理解的。不过本书希望阐明的是，以上这两位女性所经历的浪漫爱情带来的巨痛，其内容、色彩、质地到今时今日都已发生了变化。首先，令女主人公苦恼不堪的社会和爱情之间的对立，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很难找到相应情况了。确实，凯瑟琳或爱玛无法把爱情作为首要且选择，是出于经济阻碍或清规戒律。若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当代人的合宜感会指挥我们听从内心的驱遣，而不是受社会环境的驱遣。其次，很有可能冒出一大群专家，赶来拯救凯瑟琳于举棋不定，拯救爱玛于无爱婚姻：心理辅导，夫妻心理疗法，离婚律师，调解专家等等会蜂拥而至，帮助未来的妻子或对婚姻失望的妻子从个人困境中解脱出来。当没有专家相助时(或者可连同专家协助一起)，她们的现代同类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爱情秘密，一般情况下跟闺蜜分享，或起码可偶尔跟网上的匿名朋友分享；这种情况可大大减少她们激情的孤独感。在她们的欲望和绝望之间，定有滔滔不绝的言辞、自我分析、朋友建议或专家意见等。当代的凯瑟琳或爱玛会花费大量时间反思、讨论她们的痛苦，而且很有可能发现痛苦的成因来源于自己(或爱人)有缺陷的童年时代。他们会因此获得一种光荣感，这种光荣感并非源于其不幸的经历，而是源于通过一大堆自助疗法的技巧克服不幸的经历。现代的爱情痛苦几乎发散着无穷光彩，其目的有两方面，一是理解其成因，二是将它斩草除根。死亡、自杀、遁入空门……不再属于我们当前文化下的常见选项了。显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群“后”现代人或“后期”现代人不懂爱情痛苦为何物。事实上，我们对爱情痛苦的了解有可能更胜于前辈们。但种种迹象确实表明，浪漫爱情之痛苦的社会组织形式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理解这种变化的本质，本书研究自我在三个不同的关键方面经历的变化：意志(我们如何想要某事物)，认同(对我们价值感的确立有益)，及欲望(我们渴求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渴求它)。
事实上，生活在当代的人鲜少能幸免于亲密关系带来的忧患。这些忧患形式多样：在发现王子/公主的途中要亲吻太多青蛙；大海捞针式的网上搜索；从酒吧、派对或相亲回来仍是形影孤单。而当亲密关系真的建立后，忧患并未远离；身在亲密关系中照样可能感觉到厌烦、焦虑、愤怒等等；还有令人痛心的争吵和冲突；又或者终要经历分手或离婚带来的混乱、自我怀疑、压抑感等等。以上列举的不过是寻爱路上种种坎坷经历中的少数几种；现代男性和女性很难幸免于此。假如社会学家能听到寻爱男女的声音，他/她听到的必是一连串悠长响亮的叹息声。
尽管这些体验广泛存在且成为集体体验，我们的文化坚持认为这些体验源于有缺陷的、不够成熟的心智。数不胜数的自助手册和研修班教诲我们，必须更好认识到这些失败都是自己下意识布的局，才能更好地管理我们的浪漫爱情生活。人们所熟知的弗洛伊德文化坚称，通过我们过去的经历才能好地解释性魅力，而且一个人的爱情偏好形成于早年孩童阶段跟父母的关系。对许多人而言，弗洛伊德理论中关于家庭决定一生性爱特点的学说一直被我们当作为何不能成功找到或维持爱情的主要解释。尽管无法自圆其说，弗洛伊德学说仍然进一步主张，无论我们的爱侣与我们父母相反或相似，他/她都是我们童年体验的直接映像——这些童年体验乃是解析我们爱情命运的钥匙。在强迫性重复的概念基础上，弗洛伊德进一步提出，早年的失落经历尽管痛苦，但仍将在整个成年期重演，那是彻底掌控早年经历的必经之路。以上这一理念重大地影响了对爱情痛苦的集体观点和处理方法，因为它认为爱情痛苦是成熟过程中一个有益方面。不仅如此，弗洛伊德文化还提出，一般而言爱情不幸是难以避免的，是自身造成的。 
有种观点认为：爱情与爱情失败须通过行动者个人的心理历史来解析，那么自然也处于她/他本人的控制能力之内。在这种观点背后，临床心理学扮演了独特而核心的角色，并许之以科学合法性。尽管弗洛伊德初提出潜意识学说时，其目的是打破对责任这一概念的传统的权威观点；但在具体实践中，在厘清爱情领域、情色领域与个人责任的对应关系时，心理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意也好无意也罢，心理分析和心理疗法实际上就有如一个令人敬畏的军火库，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技巧，把我们变成喋喋不休而又逃无可逃的责任担当者，为我们的爱情痛苦负起责任。
纵观20世纪，这种爱情痛苦纯属自作自受的观点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成功，或许是因为心理学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让人宽心的承诺，即这种爱情痛苦是有望解开的。爱情带来的痛苦体验曾有如马力强劲的发动机一般，催生了一大批专业人士(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形形色色的辅导治疗师)、出版业、电视、各种其他媒体行业等等。“自助”产业之所以风生水起，是因为如下信念早已深入人心：我们的坎坷遭遇同我们自己的心理历史息息相关，而演讲和自我认识具有治愈作用，确定坎坷遭遇的模式和来源可帮助我们克服不幸。如此一来，和爱情痛苦有关的似乎仅仅是自我、个人历史，及自我塑造的能力。
正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个人责任观念至高无上主宰一切，所以社会学的使命更形重要。无独有偶，19世纪末有人曾提出：贫穷并非因为品行有亏或个性软弱，而是因为系统性的经济剥削的结果；当时的人们却视之为激进观点；如今当务之急是要提出：我们个人生活的失败并非源于心理弱点，而是体制安排造成了我们变化无常、多灾多难的情感生活。本书的意图就是大幅度转换分析角度，来研究当代两性关系中出了什么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并非不正常的童年时期，也不是心理上自知之明的缺乏，而是因为社会文化带来的一大堆紧张和矛盾，是它们构成了现代人的自我和身份。
其实上述论点并不新鲜。女性主义作家和思想家们长期以来质疑有关爱情的某些普遍观点，比如浪漫爱情是全部幸福的源泉，比如从心理个人主义角度理解爱情中的忧患等等。与常见的错误观点正好相反，女性主义者们认为，浪漫爱情并非带来超越感、幸福、自我实现等的源泉。然而爱情却是造成男女之间鸿沟的主要原因，爱情还形成一种文化实践迫使女性接受(并“爱上”)她们相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因为坠入情网后，男女双方不断加深着两性各自的身份认同之间的鸿沟：西蒙·波伏娃有句名言说道，男性即便在爱情中也保持着自己的主权，而女性则打算放弃她们自身。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她那本引起很大争议的著作《性辩证法》一书中——本章开篇援引了这段话——更加入木三分地指出：男性社会权力和能量的来源正是女性供给他们的爱，源源不断供给的爱；这意味着爱情就好比是混凝土，男性统治之大厦以它为材料而建造。浪漫爱情不仅隐去了阶级和性别隔阂，且实质上使之成为可能。女性主义引人瞩目的主张是：爱情和性活动的核心是权力斗争；男性在这一斗争中占得上风且持续占上风，是因为经济权力和性别权力存在趋同关系。这种男性性别权力体现为界定爱恋对象的能力，及制定求偶规则和表达浪漫感情的能力。归根结底，男性权力表现为：性别身份和等级在浪漫情感的表达和体验中得到发挥和复制；反过来，主观情感支撑起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差异。
然而不止从一个角度看，这种权力至上论都存在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已成为女性主义者批判爱情时的主旋律。在过往年代中父权制远比今天强盛，爱情对男性和女性主观性所起到的作用反而远不如今天重要。不仅如此：文化上对爱情的重视似乎与家庭中男性权力的削弱——而非男性权力的加强——密不可分，而且与平等观念的兴起和两性关系对称性的提高密不可分。此外，女性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建筑在如下假设上：在爱情(及其他)关系中，权力是各种社会关系首要的基石。假如这么想，就必须漠视大量的经验证据；经验证据告诉人们，爱情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权力，爱情也是一股极为强势的、不可见的社会关系的推动力。如果轻描淡写女性爱情(以及爱的欲望)的力量而片面强调父权制的力量，则女性主义理论常常无法解释为什么爱情对现代女性以及男性具有巨大的左右能力，也无法完全理解爱情意识形态中固有的平等主义诉求，及其对父权制由内而外的颠覆能力。在解析异性关系的建构方面，在解析异性恋为两性带来不可思议的魔力方面，父权制当然起到了核心作用；不过单纯用父权制无法解析爱情理想对现代男性和女性这种非同寻常的左右能力。
本书希望能勾勒一个框架，以此为基础找到爱情痛苦的制度成因；本书默认爱情体验带来的强大控制力无法简单解释为“虚假意识”。这种解释甚至不必提出就可排除了。爱情之所以对我们的幸福和身份如此重要，它之所以变成我们经验中如此多灾多难的一个方面，我认为都出于同一个原因：以上两件事都同自我和身份在现代时期被制度化的方式有关系。借用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的说法，如果我们当中很多人在爱情中有“某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或不安”，感觉到爱情问题令我们“烦恼、焦躁、对自己不满”，那是因为爱情包含、映照、放大了在现代性制度中自我“陷入困境”的境遇；至于制度的形成，必然受到经济关系和性别关系的作用。如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语录所言：“人类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当我们满心爱恋或闷闷不乐，我们这么做是凭借资源的使用，在并非我们自己创造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本书想要研究的正是这些资源和条件。后续篇幅中我的论点概括起来就是，现代性爱情中自我结构的某些根本要点发生了变化。泛泛而言，这些变化可描述为如下方面：我们爱情意志的结构出现变化，即我们向性伴侣需索什么，及如何来获得我们所需索的东西(详见第二章、第三章)；令自我脆弱性的形成原因也出现了变化，即让一个人感觉没有价值感的原因出现了变化(详见第四章)；后，出现变化的还有欲望的组织形式，即我们内心激发情色欲望和浪漫欲望的思维及情感的内容(详见第五章和第六章)。意志如何构建？认同如何建立？欲望如何被激发？以上是对现代性中爱情转型展开分析的三条主线。从根本上说，我的目标是能把马克思对商品的研究复制到对爱情的研究上：阐明爱情的塑造和产生是经由实质性的社会关系；阐明爱情所流通的市场中，行动者之间存在不平等竞争；论证某些人掌握着比别人更大的能力来定义他们获得爱情的条款。
上述这些分析的背后当然免不了存在误区。明显的误区也许来源于我过分强调现代时期的“我们”与前现代时期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即便不是大多数读者，也会有不少读者认为他们本人就是反例，从而质疑本书的论点——即爱情带来痛苦的原因必然跟现代性有关。针对这种严肃的反对意见，存在一些现成的回应。其中一种回应是，我并没说爱情带来痛苦是新生事物，只是说我们体验爱情痛苦时出现了某些新形式。第二种回应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有关：我们对个别行为和个体情感并不十分感兴趣，而对这些行为和情感的组织结构更感兴趣。或远或近的过去也许并不乏跟当前状况貌似差不多的案例，但这些案例的指向并不能代表当代浪漫爱情实践及爱情痛苦所指向的大规模结构性成因。从这个意义上，我希望获得历史学家的谅解；当我援引历史的时候较少考虑历史的厚重、复杂、运动，而更多地把历史作为一幅固定主题的锦绣背景，通过今昔对比来突出现代性所具备的典型特征。
与其他社会学家一样，我视爱情为一个特殊的微观世界，通过它来理解现代性的进程；但不同于别的社会学家，我下文中要讲述的故事，无关乎情感战胜理智的英雄式胜利，也无关乎性别平等战胜性别剥削，而是一些可从多方面解读的故事。

何谓现代性？

甚于其他领域，社会学诞生于人们对现代性的意义和后果的狂热急切叩问：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爱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等人都尝试理解“旧”世界向“新”世界转变的意义。“旧”世界是指宗教、社区、秩序、稳定性等等。“新”世界是指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世俗生活、社会纽带的解体，平等呼声的不断高涨，萦绕不去的身份的不确定性 援引及翻译见P. Wagner，《现代性社会学研究：自由和纪律》(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Liberty and Discipline) (London： Routledge， 1994)，第xiii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在代表着转型的这一特殊时期，社会学界一直潜心研究着几大令人生畏的恒久难题：宗教和社区的衰弱是否会危及社会秩序？当神圣感缺席，我们是否还能够度过有意义的人生？马克斯·韦伯尤其困扰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提出的问题：假如我们不再敬畏上帝，那么我们的道德感由什么来维持？如果我们不再相信和受驱于神圣的、集体的、有约束力的意义，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为何？假如个体——而非上帝——是道德感的核心，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替代“兄弟之爱伦理”呢？后者过去一直是宗教背后的驱动力。自诞生伊始，社会学的使命就是理解宗教消亡后人生的意义为何。
大多数社会学家同意，现代性提供了振奋人心的各种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不祥风险，有可能危及人们度过有意义人生之能力。哪怕社会学家认为现代性是战胜无知、长期贫困的一种进步，仍然有种普遍观点认为现代性也会削弱我们讲述美丽故事、生活在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中的能力。现代性令人们从强势而甜蜜的幻境和错觉中清醒过来，而这些幻境和错觉曾经帮助人们忍耐人生之苦。失去这些幻想，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对更高原则和价值观的恪守，失去了神圣感带来的狂热和极乐状态，失去了圣徒们的英雄事迹，失去了神的诫命带来的确定感和秩序感，而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能抚慰人心、美化现实的种种虚构物。
这样的清醒在爱情王国中比别处来得更为明显；几个世纪以来，西欧历史上充斥着种种理想，如骑士精神、绅士精神、浪漫主义精神等等。男性理想中的骑士精神首要的一条规定是：以勇气和忠诚保护弱者。女性的弱势就此包含在文化体系中，其弱势因此得到公认和赞美，因为如此一来男性的权力和女性的脆弱摇身一变成为惹人喜爱的品格；其中一种品格称做“保护精神”，另一种品格称做“温柔”和彬彬有礼。女性的社会劣势可换来男性对爱情的忠诚，爱情从此成为秀场，供人展示和实践大丈夫气概、勇猛刚毅、荣耀等等。此外，女性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剥夺也伴随着安抚(大概算是补偿吧)，在爱情中她们不仅受到男性保护，而且还比男性优越。因此毫不奇怪，在以往历史上爱情在女性心中一直有极强的诱惑力；爱情向她们承诺了道德地位和尊严，这些是她们在社会其他地方无从获得的；爱情还美化了她们的社会命运：以母亲、妻子和爱人的身份照顾和关爱他人。因此从历史观点看，爱情之所以具有极强的诱惑力正是因为它掩盖并美化了两性关系核心中各种深刻的不平等。
高度现代性或超现代性——本书将它狭义地定义为一战以后的时期，并通篇称之为“现代性”——标志着烙印于早期现代性的一些社会趋势的激进化；并改变了，在某些时期深刻改变了爱情文化及蕴含其中的性别身份经济学。这一文化确实维持甚至放大了爱情理想：爱情是一种能超越平庸生活的力量。然而当人们把性别平等和性自由这两个政治理念设定为亲密关系的重心时，爱情就被剥去了仪式性尊重的外衣，被驱散了环绕迄今的神秘光环。爱情中曾经圣洁的一切变得世俗，男性终于被迫以清醒判断力来直面女性生活的真实状态。正是爱情的这种深度割裂和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超越存在性的源泉，另一方面作为展现性别身份的激烈竞赛场合——彰显了当代爱情文化的典型特点。更具体地说：它展现性别身份和性别斗争，即展现制度和文化的核心困境及现代性的矛盾心态；这些困境围绕着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动机和制度动机，此类动机包括真实性，自主性，平等，自由，承诺，自我实现等。如果要研究现代性的核心和基础，那么对爱情的研究并非无关痛痒的，而是正好切中要害。 这也是诸如吉登斯，贝克，格恩斯海姆·贝克，及鲍曼等社会学家的理论观点和社会学观点。
异性恋浪漫爱情，是盘点剖析对于现代性的种种矛盾认识的切入点之一；因为过往40年来，爱情纽带关系内部出现了自由和平等的激进化，也出现了性活动和情感的分裂。异性恋浪漫爱情包含着20世纪重要的两个文化革命：生活方式的个性化，和情感生活计划的加剧化；还有社会关系的经济化，即经济模型无孔不入，渗透到自我塑造与人的各种情感当中。性行为和性态度摆脱了道德规范，并融入到个性化生活方式和人生设计中；而资本主义的文化语法已大举侵入到异性恋爱情关系的范畴。
例如，当(异性恋)爱情成为小说的基本主题时，很少有人注意到爱情与另一个主题密不可分，无论在布尔乔亚小说中还是在整个现代时期它都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中心地位——它就是社会流动。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凯瑟琳和爱玛的例子里，浪漫爱情几乎总免不了与社会流动问题难解难分。也就是说，小说(及后来的好莱坞影片)提出的一个中心问题过去是且现在也依然是：爱情是否能压倒社会流动，在何种条件下爱情能压倒社会流动；反过来表述，社会经济的门当户对是否理应成为爱情的一个必要条件。现代个体的形成，与情感个体、经济个体、爱情个体、理性个体的形成是同时进行且互为一体的。这是因为，当爱情在婚姻中(还有在小说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同时，婚姻作为家族联盟工具的作用也受到弱化；这标志着爱情在社会流动方面的新角色。然而这种情况，完全不等于爱情从此与经济盘算一刀两断，事实上它加剧了经济盘算，因为总有女性和男性希望凭借爱情点石成金，踩着社会阶梯不断地往上(往下)爬。爱情使得婚姻与经济及社会再生产策略之间的般配显得没那么露骨、没那么正式，因此越来越多地看到现代人在择偶过程中情感抱负和经济抱负并重的情形。当今的恋爱结合包含了理性考量和战略利益，把双方的经济和感情特质组成融为一体成为单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