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

　　王希：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有一定难度，因为教学是一项个人意志和个人取向性都很强的活动，不同的教师对同一个历史问题，不光是教学方法不同，而且很可能对问题本身的理解也不同，在这种情形下，要建立一种通用的教学模式是相当困难的。
　　方纳：正是如此。在美国，我们没有统一规定的全国性教科书或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教学规定，大学里面更是如此。教师也许是后一批传统的手工匠人(anisans)——因为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工作场所继续掌握自己谋生的工具。我想这种情形将在21世纪被改变，传统的大学终会走向大公司化(corporatized)或者为网络技术所占领或取代。但是，只要有历史教师的存在，教历史的方法就一定会是多种多样的。
　　王希：近几年来，美国公众舆论就历史问题展开了好几场大辩论，为什么美国公众会突然对美国史的写作和解释如此地关注和投入？方纳：美国历史在1990年代一度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这着实使许多历史学家大吃一惊。一般来说，美国的公众和舆论界并不关心历史学家的研究，但在90年代，史学界内出现的对美国史的重新解释和对旧史观的修正却变成了热门的政治问题。这些引起争论的问题包括制定和颁布全国性的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有关美国在日本投掷颗原子弹的展览、迪斯尼乐园希望建造一个以美国历史为主题的游乐场的计划、在首都华盛顿举办有关美国奴隶制历史的展览以及为纪念遭到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的展览馆等，还有南部邦联的旗帜是否应该继续悬挂等问题。这些都涉及美国历史上的敏感问题，或者说都是继续存有严重分歧和争议的问题，因而在公众中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辩论。这些辩论的核心实际上是美国人应当怎样书写和记忆自己的历史。就对待历史的态度而言，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民族。一方面，美国人——当然这是一种泛指——是一个注重未来的(future-orien-ted)民族。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当年曾说过：“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潘恩看来，建立美国的真正意义是对过去的抛弃；这个过去就是欧洲大陆，就是旧世界，而美国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不是由那种根基于数百年历史而形成的国土疆界或那种经过数代人的积累而形成的单一“民族”(volk)传统来确定的。美国人既不是由一个共同分享的过去、也不是由一个对未来的共同期望连为一体的，因此有些美国人认为历史无关紧要。
　　若干年前，在国会调查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上，当里根总统被问到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事情时，他回答说：“那已经是古代史了，已经不重要了。”在他看来，发生在一年以前的事就已经是古代史了！但另一方面，美国人又十分重视历史，对历史充满了强烈的兴趣。眼下历史很受大众的欢迎。有线电视网中的“历史频道”(HistoryChannel)属于热门频道，历史书的销路不错(尽管销路好的历史著作并不一定是由专业历史学家写的)，参观和游览历史博物馆、历史遗址及类似葛底斯堡这样的国家历史公园的人终年络绎不绝。对许多人来说，历史带给他们一种认同感：一种家庭的认同感和一种民族的团结感。
　　人们不仅看重历史，更看重历史的功能，对历史功能的发挥和运用也很投人。保守派认为历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前一段时间，曾有人指责历史学家在写作中没有足够地强调国家的目的，没有充分地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没有对美国民族的内在凝聚力给予应有的认可和强调等等。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群体对历史又抱有另外的期望。传统的历史研究把黑人排除在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黑人权利被剥夺的现实；民权运动将黑人重新纳入美国历史的范畴，也推动了对黑人历史的重新书写。妇女史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复兴的结果。对于这些从前受到排斥的群体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使他们原来所处的历史地位合法化的途径，他们希望通过对其历史地位的重新定位和评价来建立一种新的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国家的认同。这些不同的诉求显然给历史学家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该是为了帮助某一个社会群体做到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们不是心理学家。无论是那些在历史上受过压迫而迫切要求在历史中寻找国家认同感的群体，还是那些坚持历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思想的群体，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该是简单地去迎合或满足这些群体的愿望，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等等。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把过去发生的故事——包括这种故事本身具有的种种复杂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正面和反面的内容——尽可能准确而有力地讲述出来。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回避政治内容，事实上历史学家提出和关心的问题本身就受到他们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史学研究被当成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其成果也就往往变成一种不可信赖的历史了。如果一个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证明和宣扬某一特定的政治观点，他可能不得不对历史作简单化的处理，甚至有可能曲解地割裂历史。所以，历史学家面临很大的压力，肩负重要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人民能尽可能地获取质的“历史感”(senseofhistory)。有一件事时常令美国历史学家感到苦恼，那就是尽管公众社会对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真正懂得美国历史的人却不多。这一点在一年前克林顿总统遭弹劾的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我并不指望所有的新闻记者或普通群众对弹劾总统的细节都做到了如指掌，很多历史学家也不一定知道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弹劾，但人们起码应该知道制宪者们当初为什么要建立弹劾的机制，至少要懂得弹劾作为一种法律程序所必须依赖的基本原则等等。但真正深入了解这些知识的人实在太少了，这说明我们历史学家还需要更努力地工作。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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