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本求新:孟庆枢教授讲中国比较文学的新视野

，长春市人。东北师范大学首批资深教授、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长春理工大学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赴日本国学院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赴莫斯科大学研修中俄比较文学。承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项（全部完成）。已出版《孟庆枢自选集》《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等专著部（含合著），主编《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报》《外国文学评论》《日本近代文学》（日本学术杂志）等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日文、俄文译著万字以上。如《川端康成论》、《别里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等。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王向远1

自序1

比较文学理论发微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

中国比较文学与“和而不同”

翻译世界中的“你”、“我”、“他”

比较文学学科史

影响研究再认识

再论重构外国文学史

中西文化与中西文论

新时代，新视野，新诗学

——史忠义教授《中西比较诗学新探》等著作读后

比较文学与后现代主义理论

用创新迎接民族文化复兴的美好明天

——从“文本间性”与“典故”对话谈起

文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研究

乐无意故能涵一切意

文学与美术的比较研究

——以川端康成与美术为中心

日本：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参照系

克服“自明”，促进交流，加深理解

——以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为中心

日本比较文学概论

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构建

——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

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

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几点思考

当代日本后殖民主义批评管窥

全球化语境下的日本当代文学理论

——从作品论到文本论、超文本论

立于实证的综合文学评论

——评长谷川泉“三契机说文学鉴赏七十则”

创新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

——小森阳一文论译后记

对于“比较文学”的反思

——小森阳一《溢出规范的日本文学》总论译后记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的“复活”

评高桥和巳的《李商隐》

返归原点旨在创新——读中村三春的几本新著

后记

，长春市人。东北师范大学首批资深教授、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长春理工大学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赴日本国学院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赴莫斯科大学研修中俄比较文学。承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项（全部完成）。已出版《孟庆枢自选集》《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等专著部（含合著），主编《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报》《外国文学评论》《日本近代文学》（日本学术杂志）等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日文、俄文译著万字以上。如《川端康成论》、《别里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等。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
　　自从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我们把它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重新崛起和确立的标志)以来，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比较文学始终是伴随着争论前行，在留下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不断留下亟待解决的一些理论问题。近有的学者援引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比较文学的大势已去。”这位学者认为这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关系至为密切，因为“从后现代的观点看，事物内部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有一种本原或本质……同样的道理，文学本身也没有本原或本质。”这位学者批评中国比较文学界“根本而言，它在思想方式上还是完全照搬传统的法国派和美国派研究方法，没有任何新的突破”(这一倾向是存在的，我们亦想针对这一问题探讨，但这位学者言过了)。还有的学者疾呼：“‘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论问题的提出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候了。”此论并非危言耸听，如果认真地了解一下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现状，确实会感到并非言过其实。“多元”似乎是当今学界的表征，但是从比较文学来说，在“多元”的掩盖下，也遮蔽着对一些基本的理论并未取得共识的偏颇。对这一学科的本质、方法论和其他有关重大理论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使它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学科，要想把握它的本质就必须从其历史中看其不断变化、丰富的过程，而决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一经产生就一成不变的客体，置言之，要在动态中把握它的实质，要把“比较文学”历史化，在发展中完善它的学科定位。如果从宏观上来说，无论“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它们之间是有相通的东西的。“比较文学”之所以产生首先是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的革新，认识的飞跃，是人们不满足于就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来认识文学，不满足于就文学外部和囿于文学自身认识文学的一种超越和突破。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比较文学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而且它的内涵与时俱进，在不同国度有独特的内涵。可以说产生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比较文学担负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性。
　　中国比较文学是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崛起的，它在整个比较文学中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具有代表性的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把握它的本体性和掌握它的其他特性必须从这一基点出发。众所周知“全球化有它的不同侧面，它融合和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更兼有思维、文化和行为的方式。全球化是变化的因素，它使我们反省自己的传统和行为方式。”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全球化语境来谈中国比较文学。
　　一
　　要了解中国比较文学不能不回顾比较文学的历史。我们先要从“比较文学”的故乡法国谈起，在法国比较文学的提出和形成是在19世纪初至30年代。诺埃尔·拉普拉斯于1816(或1818)年首先提出“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维尔曼于1828年于巴黎大学首次谈到“比较文学研究”，由于维尔曼、安培、圣伯夫的努力，促使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在法国初步确立。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今天似乎更多地注意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方法论，而对其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一些方面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这不利于对其学科实质的把握。在法国比较文学产生之际，法国文学研究法一般称作“文学史”的方法，以朗松为代表，称作朗松方法，又因以巴黎大学为中心，俗称索尔篷法。“文学史的方法如名字所示，乃是与美学相对的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文献学的运用，实证的文学研究。”法国学派的方法是文献学的历史研究在更高层次上的运用。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在这点上与日本和威廉·席勒代表的德国文献学、清朝儒学的考证学派大有区别，其独特的法国学派比较方法产生的基础即在于此。即称作‘影响’研究者是也。其中分为接受影响与给予影响，统一为源泉研究，或称命运研究。”
　　这种寻根溯源的文学研究，必然超出一国一民族文学的范畴，自然地进入了比较文学领域。置言之，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是自然产生的，不是方法论的问题，它的本体论意义亦在于它和法国国文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对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导入存在误解。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导入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时，大概被突出忘却的是，这一学问的研究态度和相同的法国学派的‘国文学研究法’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面。即使现在(指20世纪70年代——笔者)，在我国把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仅看作独立一派的文艺学观点的人很多，而把它理解为法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分野的人却非常稀少。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日本给予法国学派预想以上的华丽，但当美国学派兴起之后，马上顷刻间败北了。”除了史的观念促使比较文学在法国产生之外，使它促生的因素还有许多。19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两种意识形成强大的潮流，这就是“综合”意识与同时产生的“寻根”意识。“综合”意识促进形成“世界主义”(在当时的欧洲主要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而“寻根”意识又恰恰促进民族国家的自觉。这两种看起来相悖的观念的撞击恰恰推动了比较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为此“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同时支撑了法国比较文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比较文学之所以首先在法国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比较先进的法兰西民族文化试图向欧洲乃至世界证明自己优越的产物。”
　　比较文学创始人之一的戴克斯特(1865—1900)曾经说过：“研究一国文学史的时候，也不容许忽视综合的观点”，他提出理由有二：“(1)国际文学的理想在渐近地形成，(2)三百年来欧洲各国的文学总是相互影响的。”同时进化论的影响对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产生不可忽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对其影响是全面的，连世界上本比较文学著作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1886)也是“根据后期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写成的。……他认为比较的意识就是时刻不忘社会发展对文学生长的变动关系”。特别是布隆迪埃的文体学更为典型，“把自然科学的分类用语转到文艺上使用的首创者是布隆迪埃，布隆迪埃吸收进化论，阐述文体的存在、分化、定位、变貌、转移、变形”。与此同时，丹纳(1828—1893)的实证主义文学理论都为比较文学提供了理论支援。当时新兴的一些自然科学学科也给予比较文学产生注进了活力，如“比较解剖学”就直接启示了文学上的比较研究。
　　法国产生“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时代恰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命题一致，我们不妨从欧洲文化背景来进一步窥探“比较文学”产生的原因。“世界文学”(Weltiteratur)是由歌德(1749—1832)首创的用语。“歌德在1827年1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在修哈尔特写法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文字’。”同年1月31日歌德又在自己的寓所对秘书爱克曼说：“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虽然对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否认它与“比较文学”的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比较文学学者小林路易甚至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比作盾的两面。认为阳面是比较文学，阴面是世界文学。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一命题的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除了少数作家(如歌德、莱辛)外，许多外国作家也大受德国读者的欢迎。荷马、拜伦、司各特、杨格、莎士比亚、卢梭等作家的作品在德国读者中风靡一时。歌德本人也曾花费很大精力翻译了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同时，由于斯达尔夫人(1776—1817)的介绍，歌德的作品已经誉享全欧。《塔索》、《浮士德》在巴黎上演，引起很大轰动。拿破仑在戎马倥偬中还把《少年维特之烦恼》带在身边，这些足可见当时德国文学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互相交流之一斑。正是歌德与爱克曼谈及“世界文学”这一命题时，他饶有兴致地谈到了他当时读过了中国传奇《好逑传》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歌德以锐敏的洞察力和感知力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在文学业绩上，德国人一方面显示了值得惊叹的才能，另一方面却又被禁锢在狭隘、愚昧和自我满足之中。他提醒人们“必须用另一个本质来衡量自己的本质，必须向别人敞开思想”。歌德站在了时代发展的前端，他的上述论述得到了时代发展的风气之先。
　　同时，歌德所处的时代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很有市场的时代，为此他的“世界文学”的主张实质上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有力反驳。1806年，法国在耶拿战役中击败了普鲁士，10月法军占领了柏林，次年拿破仑击败了俄国，于是法、俄、普三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根据和约的规定，俄国退出了反法联盟，并且承认法国的一切国外占领地。法国以不干涉俄国侵占瑞典、土耳其领土和独霸东欧作为酬答。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丧失了二分之一的领土，付出了一亿法郎的赔款，还要裁减军队，拿破仑以被普鲁士侵占的波兰领土组成华沙大公国，并在德国境内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民族意识自然被激发起来。文学家们表现出一种激昂的爱国热情，德国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展开。费希特(1762—1814)在1807年发表了著名的《告德意志国民书》，号召人民起来抵抗法国的侵略，争取德意志的统一，联邦制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酝酿起来的。在德国文学界涌现了一大批爱国歌手。1813年拿破仑在进攻俄国中败北，随之在德国掀起了反对拿破仑占领的解放战争。许多作家从不同政治立场出发参加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形成了“解放战争”文学。这在德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在这时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混杂，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抬头。有批三流、四流作家出于一种盲目的排外主义立场，鼓吹一种闭锁式的排外文学。在他们眼里，唯有德意志的东西才是秀的，只要是外国文学作品，不问其进步与否、优秀与否统统予以反对。歌德针对这一点曾作过严厉的批驳。由此可见，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论述实质上是那个时代开放精神的卓越体现，他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高屋建瓴地预见到了文学的发展(当然还主要是欧洲文学)的趋向。他所作出这一论述的时代与法国比较文学创始者们提出“比较文学”的时间的一致该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吧。
　　对于歌德的“世界文学”术语的理解至今仍然多歧。“有时指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有时指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具有世界意义和不朽价值的伟大作品，有时根据一定标准选择和收集成的世界各国文学作品集。”
　　一位日本比较文学研究者认为：“‘世界文学’作为诸民族的文学特产交易市场，在那里精神财宝可以自由交换、相互理解和促进亲善。而且这些特殊之物，在相异的条件下亦存在着普遍性，犹如植物界虽然物种繁杂，但它们都不过是原基植物(UrpAanze)的变貌而已。歌德是持这一观点思想的。他认为所有的人类也只是超越人种国籍的人的原基的变貌而已。文学同样有同一根源。他是持这一基本认识的。并非现存的民族文学的总和才是世界文学，因为民族特色的才能具有人类的普遍性，由于是现代的，才是有永远的人类的本质生命，这才是世界文学的未来面貌。”
　　事实上任何人所说的“世界文学”都只能从他所处时代、地域、视点出发的建构，不可能存在一个成为对象的“世界文学”，同时歌德自己也感到把“世界文学”看作是各民族共通的无差别的文学，实在是个乌托邦的幻想，至少在人类社会存在民族、世界大同之前，这种文学是不存在的。
　　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接受了它并对此进行更为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们针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生产必然冲破世界各个民族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狭隘的民族界限，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各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一分析揭示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也必然带来文化交流的巨大变化。接着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再次论述这一规律。“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的核心思想是世界范围的经济交往必然带来世界性文学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19世纪中叶比较文学的产生无疑又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建立本民族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密切联系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提到日程(当然许多人还存在欧洲中心主义)，对于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亚洲许多国家(包括我国)还有待时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比较文学的产生必然首先在欧洲，地点当然是法国。
　　如果从戴克斯特建立法国比较文学学科(1897)算起，过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学派崛起，并且针对法国学派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发难。正如著名美国比较文学家雷内·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出的：“人为地把比较文学同总体文学区分开来必定会失败，因为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只有一个课题：即文学。想把‘比较文学’限于两种文学的外贸，就是限定它只注意作品本身以外的东西，注意翻译、游记、‘媒介’；简言之，使‘比较文学’变成一个分支，仅仅研究外国来源和作者声誉的材料。”
　　对于美国学者的发难，许多人大约只重视了美国学派的标新立异，变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平行研究”，而未能充分地注意它的文化背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的。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接着在1954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建立以后，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逐渐在美国形成蔚然壮观之势。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美国各种文学思潮迭起，文艺流派纷呈的时期。论及美国比较文学不能不联系起20世纪50年代美国新批评派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观点与美国新批评派有着亲缘关系。
　　“有人曾讽刺把热衷于考究莎士比亚洗衣费清单也算作文学研究。这是嘲笑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英美文献派文学研究趋向的一件事。这是对那些一味钻在作家的传记研究、时代背景的琐细末节不能自拔的学风的批评。”美国的新批评派就是作为它的反动而出现的。这是一种认为对于作品背景等方面，即使缺乏学术的严密性的考究，但是只要直接精细地阅读作品就可以奏效的一种批评方法。
　　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瑞恰兹(1893—1979)、艾略特(1888—1965)、兰色姆(1888—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