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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国全,郭德宏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27705
出版时间2014-0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98元
货号23525091
上书时间2024-11-01
王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凭借苏联的扶植,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操控中共*领导权,积极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王明堪称中共“左”倾*人。悖论的是,抗战时期,王明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晚年踏上留居苏联的不归路,著书立说攻击中共和*。
作为*的主要政治对手,王明是如何成长发迹的?如何掌握中共*权力的?又是如何在高层斗争中沉落的?作者依据可靠的历史资料,对王明的一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说。本书采用了由王明的儿子提供的珍贵照片,并参考了王明夫人的回忆资料和中组部内部档案,真实、可信、生动。
郭德宏,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曾任红旗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等职,现为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共发表文章24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合著10余部,主编或参与编写著作40余部,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种奖励20余次。
增订说明
章 青少年时代
节 幼年
第二节 六安、武昌求学
第二章 赴苏留学
节 巴结米夫
第二节 热衷派别斗争
第三节 中共六大前后
第四节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五节 “清党”
第三章 回国
节 《红旗》报编辑
第二节 被捕与泄密
第三节 满腹牢骚
第四节 从追随到反对李立三
第五节 留党察看
第六节 无理要求
第七节 结婚
第四章 上台
节 米夫来华
第二节 《两条路线》小册子
第三节 进入政治局
第四节 掌握中央实权
第五章 推行“左”倾错误
节 反“右倾”
第二节 组织改造
第三节 打击异己
第四节 离沪赴苏
第六章 驻共产国际代表(上)
节 驻共产国际代表
第二节 反日统一战线的提出
第三节 指导东北抗日斗争
第四节 思想上的反复
第五节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七章 驻共产国际代表(下)
节 起草“八一宣言”
第二节 共产国际七大
第三节 “联蒋抗日”的提出
第四节 回国前后
第八章 推行右倾错误
节 右倾思想的形成
第二节 长江局书记
第三节 过分相信国民党
第四节 无视中央
第五节 家长式作风
第九章 回到延安
节 留延安工作
第二节 讨好
第三节 女大校长
第十章 对抗整风
节 拒不检查
第二节 “中毒”事件
第三节 继续对抗
第四节 万言检讨
第十一章 主管法律事务
节 宪法起草组长
第二节 再作检讨
第十二章 建国初期
节 继续从事法律工作
第二节 拒写声明书
第三节 在国内的后两年
第十三章 在苏联的后岁月
节 第四次赴苏
第二节 站在苏联领导人一边
第三节 《中共五十年》
第四节 去世前后
第五节 王明的诗歌
结束语
王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凭借苏联的扶植,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操控中共*领导权,积极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王明堪称中共“左”倾*人。悖论的是,抗战时期,王明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晚年踏上留居苏联的不归路,著书立说攻击中共和*。
作为*的主要政治对手,王明是如何成长发迹的?如何掌握中共*权力的?又是如何在高层斗争中沉落的?作者依据可靠的历史资料,对王明的一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说。本书采用了由王明的儿子提供的珍贵照片,并参考了王明夫人的回忆资料和中组部内部档案,真实、可信、生动。
郭德宏,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曾任红旗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等职,现为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共发表文章24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合著10余部,主编或参与编写著作40余部,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种奖励20余次。
1944年11月27日,王明给写信说:“我请求你近几天内来我处谈谈,并请抽出较久点的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如何?请示覆。”11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前往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700余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到王明的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看到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党高级干部都在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他的错误问题,七大即将召开,于是不得不作出检讨错误的表示。12月1 日,王明让孟庆树代笔并经他签名,给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前天富春同志来,谈到关于很快要开七次大会,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七百余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了我的问题。但关于我的问题,孟庆树同志虽然也曾告诉过我,在学习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到我的个别错误问题,但无论富春同志和庆树同志,都只谈到有些同志提出的一些个别问题。所以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那[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的加以检讨。我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但关于过去已经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我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明确承认之必要。
1、 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时,因为有同志提出一些关于有否改善国共关系可能的问题,我曾向提过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中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当时我只是想把这些意见提供给作研究问题时的参考,我不愿把这些意见提到会议上去讨论,故后来在书记处会上提出并指示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时候,我只略为谈到关于上述问题的部分意见,但会后我又向声明过,既然认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不愿再谈这些意见。可是我自己后来未能经常把握住这一点,是个很大的错误。如今年春季少奇同志回延后,……主要的由于我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和爱表现自己的意见,组织观念不够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其次是由于我病后神经容易兴奋,不能自主,因而又向少奇同志谈了起来。……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指示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
2、 一九四一年夏秋之间,曾和我谈过几次话,后来并约任弼时、康生、陈
云、洛甫等同志共同谈过,在谈话当中曾指示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就是在政治上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同时指出我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上有很多缺点。在这以前还指示出我在妇委和女大的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我很感谢和中央各位同志指示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
我请求将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讨论的有关我的其他错误和缺点给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时我也请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0.15孟庆树在延安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后一个年头。延安,正在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年春天,王明作了一首五绝《延安春兴》,反映了他与众不同的心境。诗曰:
延河岸草绿,嘉岭山花红。
春色空依旧,人心感不同。
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了,并连续派人做他的工作,劝他反省自己的错误。3月31日, 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时还表扬了王明,他说:1937年12月会议到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并说:“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
10.16王明像(年代不详)
4月13日,任弼时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到王明住处与其谈话,再次听取他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说:在这次谈话中,王明说:近他“稍看了一些毛的旧著,考虑一个基本问题,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王明表示:对中国的革命‘毛有自己的思想系统’,从《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遵义会议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军事的经验,提出斗争方式手段――的优点是用武装斗争决定一切”,“在这些基本思想上产生建党――一方与资联合,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反 ‘左’的拼命,也要反右的逃跑;一方反不要资[产]阶级,一方反迁就资[产]阶级;一方领导农民,一方又不要受农民意识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王明认为毛对中国革命性质与斯大林估计不同,‘如保留过去的看法则会想不通的’,因为有自己的道路,将新旧三民主义加以区别,使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结合,所以是‘马恩列斯毛,毛在中国发展了马列主义’。他赞成在决议中‘将毛正面多讲点’。至于他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王明说:从现在观点与毛的思想看,则是‘有错的’,但它‘不仅起消极作用,也起了些积极作用’,决议稿‘现在是过了些,把国际的错误都说[成]我的。如以我的小册子做代表我可以接受的”。任弼时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详细的记录。
4月20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严厉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指出: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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