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来，满天都是白色的伞

    6月2日，我们背着行李搭乘一辆拖拉机去炉桥。掐指一算，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总共只劳动生活了16个月，可就好像过了漫长的好几个年头。再见了十八岗！我们青年时代的生活起点！再见了十八岗，我们青春的风雨驿站！时隔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十八岗的真实状况：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定远县100万人口，饿死了54万人。十八岗村有600多户人口只剩下了60多户，在我们居住的校园内有许多大土堆，下面就埋着很多饿死的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坚持到后才离开的同学回忆说，1968年十八岗下了一个多月的雨，从房子地下泛起一股恶臭。当地农民说，那就是多年前的尸臭，当年饿死一个人，谁把尸体背到大坑里掩埋，就奖给谁一碗玉米糊糊。1965年华东社教工作组打算按计划把定远建成个农业机械化县，所以办了这所农垦学校，以培养农技人才，谁知“文革”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泡汤了。我们像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一样重返江城芜湖。母亲见我归来笑逐颜开：“儿子终于回来了。”派出所根据上面的政策立马给我们上了户口。新的苦恼与烦愁又接踵而来，我没有工作，又成了一名待业的社会青年，苍茫世界竟没有我混一口饭吃的碗，如果不退学，每月还有13元的生活费，现在是身无分文。1967年夏天全国各地陷入武斗，学校停办，工厂停办，连农民都进城参加武斗了，而且是为一个崇高的革命信念——为保卫革命路线浴血奋战，谁来关心我们是否有口饭吃？我和施大光、陶淮生、汪诗伟等每天去芜湖市军管会磨嘴皮，像是上班一样，几个军管干部，特别是郭处长和那个山西人牛替生股长，见我们一个个风华正茂、知书达理，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我们软磨硬泡了一个多月，他们终于为我们六个人找了一份工作。1967年冬天，芜湖两派武斗激烈，几乎所有工厂都停办，连生产蜂窝煤的小厂也停工了，居民买不到煤，煮饭烧水取暖都成了问题，市煤建公司将这个棘手的问题反映到市军管会，牛股长说你们六个人和那几个天天要工作的民办幼儿园的阿姨去打蜂窝煤吧。虽然又脏又累，但好歹能挣点钱糊口，我们高兴得跳起来，于是和那几个阿姨在已关闭的吉和街半亩园办起了一个小煤厂。施大光能说会道当了头头，只管进煤，检查蜂窝煤的质量；陶淮生身材魁梧力气大，负责用一把大锹，在煤粉中掺水与黄土搅拌。我们一人一个蜂窝煤铁模子，一把木锤，用原始的方法砸制蜂窝煤，劳动强度大，又脏又累，一天干下来手脚酸痛，连鼻孔里都是煤渣，但我们很满足，终于靠卖苦力，能有一口饭吃了！与此同时，我们借来几辆板车，冒着大街上两派武斗的枪林弹雨，将蜂窝煤送到一户户人家。他们说，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呀11968年春节后，芜湖两派武斗在调停下逐渐平息，全市几家煤厂都要复工了，我们又失业了。军管会的牛股长特批我们成立一个生产自救的街办小厂，专门为农民修抗旱排涝的电机、水泵。为联系业务，我和施大光、陶淮生乘船去铜陵市揽活，在市中心黑沙洲租赁一问民房开了一个修理电机的小门市部，待了两个月，其实也没联系到什么业务，恰巧这时芜湖发生了震惊全国的“6·26事件”。两大派“三筹处”和“芜湖联总”为了酝酿更大的武斗，在6月26日抢了芜湖驻军的武器弹药库，案惊中央，上级缉捕了一些参与抢武器者，逃离芜湖的人，则在全省缉拿。与芜湖毗邻的铜陵更是戒备森严，大街上凡是芜湖口音的都被专政队抓去审讯。6月28日晚，我们三人在睡梦中被撞门声惊醒，一开门，一群全副武装的专政队员把我们抓住，施大光头脑灵光，趁着夜色夺门逃走。这伙人将我和陶淮生用麻绳五花大绑起来，他们怀疑我们是“芜湖联总”的地下联络站，抓到专政大队关押起来。我和陶淮生急忙为自己的身份辩护，遭到这帮人的拳打脚踢，浑身均是伤痕。关了几个小时，麻绳捆得太紧，时间又长，双手都发乌了。天快亮了，几个头头开始审讯我们，好在我们身上有芜湖军管会生产组批文介绍信是可证明我们的身份的，况且我的两个舅舅，一个在市物资局，一个在冶炼厂，有名有姓可查到的。查清事实后，第二天下午我们被释放了，但我们必须在第二天离开铜陵，滚回芜湖去。时隔30多年，我和陶淮生手腕上至今还留着那次被捆绑留下的疤痕，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留下的抹不去的纪念。1968年底，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江城芜湖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居委会门口每天早上都站着一排胸前挂着各种反动称谓纸牌子的被清理批斗对象，与此同时，全市各中学已经动员全部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高潮在12月份，市体育场上每天停满欢送去芜湖地区八个县上山下乡插队知青的车辆，锣鼓声与亲人分别哭喊声交织在一起。我们这批已经下放过一次的社会青年，成为各街道首批动员对象，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再次上山下乡。我和同班的刘虹泽、张家建、徐积山选择去条件稍好一些的南陵县弋江公社插队落户，所不同的是我们去十八岗农垦学校，国家拨的安置经费是300元，这第二次下乡插队拨的安置经费只有185元。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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