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度

序 言
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办时，我主持《冰点?人物》版，“钩沉”便是其中的一个专栏。事实上，这个专栏是为百柯量身定做的。说起来也没有太多的道理，《冰点周刊》初创时，可谓兵强马壮，仅记者就有10人，而百柯只是其中的一个新人：到报社工作尚不满一年，还未写出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但有关百柯没有继续留在北大读博如何可惜等等传言，我还是有所耳闻的。这让我笃定他是这个专栏的不二人选。

此前和百柯的过从谈不上甚密。他硕士毕业来报社应聘，恰巧那次我是面试人员之一。问：过去读不读《中国青年报》？百柯厚道一笑，但毫不忸怩，回答：没怎么读过，原因是身边找不到这份报纸。知道这以前百柯还参加过报社摄影部的一次考试，据说笔试。可当摄影部主任问他：过去拍过新闻照片吗？回答竟是：没有。又问：为什么想到摄影部工作？回答：听说《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在摄影圈里牛。
这样的回答别人不知如何看待，反正在我这里是加分的。百柯后来留在采访中心当记者，我们成了同事。尽管没有业务上的直接合作，但他写的东西我还是要读的。很快他这一批来的记者被派往地方记者站锻炼，百柯到了下面写的东西不多，人像消失了一样。直到《冰点周刊》创刊，在报社招兵买马时，我才又想到了他。
“钩沉”这个专栏，定位是故去的学人。有的故去久一些，有的故去不久一些，但大抵都是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可谓千人千面，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
趣”的人。
这样的调子确定下来，编辑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大半，接下来的工作，从选人、选材、立意，到钻故纸堆、寻访相关采访对象，全由百柯来做，我是大撒手。每周到了拼版前一天或两天，打开稿库，“钩沉”一准候在那里。初几篇，我还需要在文字上“推敲”一番，及至后来，百柯甚至连文字“推敲”的空间也不给我留。他是一个做事情有标准的人。
从《冰点周刊》创刊之日起，百柯每周为“钩沉”提供一篇1600字左右的文字，不间隙写了将近两年时间，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0多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而他突出的往往是其鲜为人知的那面。还有一些人物，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这些神态各异、个性多样、观点不一、命运多舛的学人，汇集起来便成了眼前这本《民国那些人》。作为这些文字的原始编辑，今天重读这本书稿，一时间竟变得恍惚起来：这是经我之手编辑的那些“钩沉”的文字吗？尽管当初设置这个专栏时就有了将来出书的打算，但每周读一篇和一口气读完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这大约就是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吧。
百柯通过“钩沉”，已经聚起一批小众读者。这个至今尚不足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经常被拥趸们误以为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而他也确实从当初开“钩沉”专栏时的那个新手，历练成今日《冰点周刊》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相信，百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这本书的出版又让这种意义
变得重要了起来。
杜涌涛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再版代序
谈谈“民国那些人”
——钱理群在北大的演讲
今天，我是来和大家一起读这本书的。
近出版的《民国那些人》，作者徐百柯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当编辑，他写这本书，是因感觉到自己，以及周围年轻人的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主要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于是，就想去看看“民国那些人”，当年那些大学里的老师、学生，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求学、教书、治学，怎么工作，怎么为人、处世；他们追求什么，有什么理想，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范；对我们今天重建自己的生活、理想，有什么启示——我想，这些问题，也是在座的诸位想过，并且感兴趣的。
而“我”今天来领着“大家”一起读这本书，和“民国那些人”相会，这本身就有一个时空的交错，是很有意思的。“民国那些人”是上一世纪初，即“1900年后”的一代人；我出生在1939年，是“1930年后”一代人；而诸位则大多数是“1980年后”一代人。这三代人相遇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我们先来读这段话，它是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的：“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大学老师、学生、知识分子和历史上的大学老师、学生、知识分子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民国那些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2.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我对当代大学生，也即所谓“80后一代人”的看法。我总是强调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要靠自己解决。但也总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也很想听听你作为一个年长者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
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3.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我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那些人》，感触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
我们一一道来。

4.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5.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把它称之为“迷人的课”。
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保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
‘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6.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

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相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汉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本书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他们是故去的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