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一百句（经典悦读丛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理解顾炎武这一论述的关键，首先是如何理解“亡国”与“亡天下”的含义。从表面上看，顾炎武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两回事，其实不然，他还有一句十分重要的话，即：“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这句话在他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论述中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它深刻阐明了“保天下”与“保国”的关系：保国其实并非与平常人无关，而平常人只有意识到“保天下”的重要性，才能更为自觉地投身保国的民族保卫战争中去。谋划如何保国固然主要是“肉食者”的责任，但知道了保天下的重要性，然后自觉投身保国的民族保卫战争，则是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顾炎武说：“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其中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清军的灭绝人性的暴行。清军对汉民族的征服，是通过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来实现的。“扬州十日”，被屠杀的汉族人民多达八十万人；“嘉定三屠”，以及江阴、昆山、广州、南昌、大同等地的屠城，被屠杀的汉族人民少说也有几百万。康熙皇帝镇压南方人民的反抗，长江以南各省的男子被大批屠杀，南方的美女又再次被大量掳掠去北方，还有大批妇女被清军当作猪和羊一样地贩卖，扬州和南京的街市竟成了清军把南方各省的妇女当作“羊豕”一般贩卖的人肉市场(张远《无闷堂集》卷七《徐烈妇小传》)。这正是顾炎武所说的“率兽食人”。
    二是指大批士大夫丧尽天良，投靠清廷，帮助清军屠杀人民。清人的八旗军队，不过区区十万人，且语言不通，地理不熟，如何能够征服明朝？这就全靠充当汉奸的明朝士大夫为之出谋划策，充当汉奸的乡土流氓、棍痞、恶僧、妖道之流为之带路，投降清廷的汉族军队协助八旗军队到处攻城略地。汉奸的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帮助清八旗兵丁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掳掠大批的同胞姐妹送去给清廷贵族、八旗兵丁淫虐，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更是。这些充当汉奸的民族败类，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入于禽兽者”、“率兽食人”者。世道人心坏到了如此的程度，岂非“亡天下”？
    “国”与“天下”是互相依存的。国尚不存，天下安在？顾炎武之所以要把爱国与忠君联系起来，是因为明王朝毕竟是当时中国具有传统的和历史的合法性的中央政府，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忠于本民族的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忠君，这无疑是爱国的表现，具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合理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汉民族的败类才“无父无君”，投靠清廷，为虎作。明朝虽然灭亡了，但顾炎武坚信，只要“天下”不亡，即爱国之心不亡，民族气节不亡，民族的复兴就有希望。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寄希望于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原文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卷十三《正始》)
    注释
    肉食者：指国君及其臣僚，语出《战国策·曹刿论战》：“肉食者鄙。”
    匹夫：一个人，泛指平常人。
    今译
    保卫国家，是君和臣这些吃肉的人谋划的事情；保卫天下，即使是处于低贱地位的一介匹夫也是有责任的。
    周武王用蛮夷攻中国
    自古用蛮夷攻中国者，始自周武王。
    与黄宗羲、王夫之一样，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肇因于对明王朝覆灭之教训的总结。清军事贵族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来镇压农民起义，由此便造成了“三桂借东夷而东夷遂吞我中华，，的历史悲剧。这一历史事实引起了顾炎武的深思。纵观三千年中国政治史，他发现，这种“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政治哲学是由来已久的，几乎成了三千年中国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史的一大通病。
    顾炎武认为，借蛮夷的军队来争夺天下的传统是从儒家推崇的圣王周武王开始的。周武王姬发为了夺取商朝的天下，就借助了大量的外族军队，其牧野之师有庸、蜀、羌、矛、微、卢、彭、濮，这些民族，当时被称为蛮夷之邦，并不属于华夏。周武王是正统儒家推崇的三代圣王之一，是不容批评的大圣人，顾炎武敢于揭露他“用蛮夷攻中国”，这样的胆识除了直斥周文王立制“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的王夫之、大声疾呼“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黄宗羲以外，在当时几乎是无人能够比拟的。
    他进而指出，自从周武王开了恶劣的先例以后，后世踵相效法。先是周平王宜臼勾结犬戎杀了自己的父亲周幽王和兄弟太子伯盘，接着又有晋襄公、赵武灵王借助夷狄的力量以攻秦，后来又有刘邦和项羽分别借助于夷狄的力量来争夺天下；三千年来夷狄之祸之所以“不绝于中国”，多次造成中夏亡国之祸，根源就在于历代那些想当帝王的人，为了实现其“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的一己之私欲，不惜丧心病狂地借助外族的军队来屠杀华夏民族的人民。
    顾炎武还独具只眼地看出，自宋朝以来，夷狄的入侵之所以如入无人之境，就在于专制统治者出于家天下的自私考虑，把防止民众的反抗看得比防止夷狄入侵更为重要。宋太祖赵匡胤为了使反抗的民众不能凭借坚固的城池来与官军作战，遂尽撤各地的城防，使各城市不再有“城郭沟池以为固”的防守优势。这样，当民众起来造反时，即使占据了某座城池也不可能守住。于是，造反的民众就只能退居山中以自保了。这一策略对于防备境内民众的反抗确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但却为境外夷狄的入侵而大开方便之门。由于各地城防的废弃，遂导致“风尘乍起，而天下无完邑”的悲惨结局。北宋和南宋的情形是如此，明朝末年的情形也是如此。
    顾炎武对于这一反动政治哲学的批判，不仅明清之际的其他哲人没有讲过，就是后人也很少有认识到这一点的，真可谓是独步今古。中国近代的专制统治者，从曾国藩借助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天国，到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依然奉行的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政治哲学。
    读顾炎武的以上论述，确能使人“开拓万古之心胸”。他使我们认识到，专制统治者把家天下的一己之私利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是造成外敌入侵、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
    原文
    自古用蛮夷攻中国者，始自周武王。(卷二十九《楼烦》)
    注释
    蛮夷：指历史上华夏族统治区域之外的民族。
    今译
    自古以来，借助于蛮夷的军队来进攻中国、夺取天下的，开始干周武王。
    P12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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