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生三大调--韦政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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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政通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74680
出版时间2011-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3元
货号21008005
上书时间202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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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知识人生三大调》为“自述”部分，除了收录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同时收录几篇补充性的文章。为显示伦理思想在先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并考虑到各卷篇幅大致平衡，本拟收入“论学”之卷的几篇关于伦理思想的文章和演讲，也作为“我的伦理思想”收录到了这里。本卷后，附录了一篇概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作者简介
韦政通，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曾任台北《中国论坛》编委会召集人、“世界哲学家丛书”主编等。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现代伦理文化的创造、现代思想学术的建立、现代知识分子品质的塑造等方面，多有创见。著有《中国思想史》、《
目录
理想的火焰
理想的火焰
我治中国思想史的经验
少小离家老大回
学思的历程
我的学思历程上篇作为学者
我的学思历程中篇批判与探索
我的学思历程下篇社会关怀
我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观念的新检讨
自我概念与自我实现
自由、民主与伦理
……
附录
内容摘要
《知识人生三大调》为“自述”部分，除了收录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同时收录几篇补充性的文章。为显示伦理思想在先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并考虑到各卷篇幅大致平衡，本拟收入“论学”之卷的几篇关于伦理思想的文章和演讲，也作为“我的伦理思想”收录到了这里。本卷最后，附录了一篇概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主编推荐
韦政通，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曾任台北《中国论坛》编委会召集人、“世界哲学家丛书”主编等。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现代伦理文化的创造、现代思想学术的建立、现代知识分子品质的塑造等方面，多有创见。著有《中国思想史》、《
精彩内容
1963年3月24日，我在日记本上这样写着：“今天真正想到我要与‘道德的理想主义’者分道扬镳了。过去几年中，曾与朋辈多次谈起这个问题，彼此都只当戏言，想不到今天竟真的走上这条路。”为什么会转变呢？
依据当时所记的有三点：第一，因我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很早我就认识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生活有独特的意义，人生有独特的道路，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试着走自己的路。第二，牟先生去了香港。以我与牟先生的关系，绝不是想变就容易变的，我们都是儒家传统里陶养出来的，师恩如山，想变，除了内心的折磨之外，还必须承受一部分社会的压力。不过在当时，我心理上的确有一种压迫感，所以牟先生一离开，思想上顿觉大解放。第三，由于1962年间开始的中西文化论战。当李敖那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文章在《文星》出现后，徐复观先生曾约我们以《民主评论》和《人生》做地盘写文章反击。在此之前，我没有看过《文星》，经徐先生谈起，回来就找了前几期来看，李敖的文章带给我相当大的冲击和鼓舞，不但没有参加徐先生的论战，反而使我由《文星》的读者变成《文星》的作者。
在一篇《我对中西文化论战的感想》里，我说这次的论战，好比是这个时代向父与子二代人提出的一份试卷，经过了二三年的时光，让我们来考核一下试卷上的答案：年轻的一代对伺题本身虽没有什么深入的见解，但他们追求问题的热情是难得的，猛烈抨击偶像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老
一辈呢？照我看，无异是缴了一份白卷。从老一辈在论战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以及对待后辈的气度，充分暴露了他们学问的空洞和为人的乖谬。
在文章中我很感慨地说：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仍是我们需费力搬开的绊脚石。
在问题的思考上我最初是怎样转变的？1964年9月4日我给学生黄天成的信里说：“我思想的转变，开始在三年以前，以往，一直是着重向传统
儒家的优点方面想。三年前的夏天，我始真感到以生命为思想主要领域的儒家，对生命本身的透视，竟是十分肤浅的。同时对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无明，始稍有深入的认识，而儒家对人性负面的解悟，只止于气质之性是不足的。我就从这一问题开始思考，问题越缠越深越广，渐渐对儒家的其他缺陷，亦有深切的体认。这一发展，使我对儒家从无条件的接受态
度，转向批判的态度，这在我的生命史上，是一大跃进，也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这一跃以后，使我的视野较前辽阔，使我的心灵较前开放，在道德的高峰上，我又同时发现了与此高峰衔接的群山，自然也就渐渐触摸到群山之间的分际与限制。就在这限制的思考上，我的确发现了儒家在后来发展中的许多缺陷。这些缺陷概括地说，如消极性道德、家天下的政治、匮乏的经济、载道的文学。而最根本的一点，则在道统偶像的建立。
”信中的一些理念，很快我就发展出一系列的长文，其中《两个人和两条路：为“传统”与“西化”之争提供一页历史教训》、《我看中国未来文化的一些构想》、《泛道德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文化》、《儒家道德思想的根本缺陷》、《民主与中国文化》、《科学与中国文化》于1965年元月起陆续发表于《文星》。这些文章使我结束了三年孤寂但很奋发的生活又回到台北，并结识了一批新的朋友。那时候台湾形形色色的保守势力比今天大得多，我的文章除了遭到文字上的攻击和诬蔑之外，还因反传统的罪名为我带来长期的挫折与厄运。
在《儒家道德思想的根本缺陷》一文中，我从基督教、佛教、存在主义的比较观点，对儒家“生命体会肤浅”这一论题，提出论证加以分析，主要是就儒家对人生的种种罪恶和阴暗面始终未能有较深刻的剖析这一点发挥。那时殷海光先生正在写《中国文化展望》最后的部分，我的文章引起他很大兴趣，该书“道德的重建”一章中，对我有如下的评论：“就我迄今所知，对于儒宗的批评超过吴又陵(虞)及陈独秀这些民初人物的是韦政通。韦政通围绕着儒宗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初步的解析，我们可以约略知道儒宗的泛道德主义对于文学发展的桎梏，对于政治的恶劣影响，对于经济的空疏思想之形成，以及儒家道德思想的种种根本缺陷。在他所作的分析中，最深入而且与今天的我们关系最密切的，要算他所说的儒家‘对生命体会肤浅’。”殷先生透过王晓波(当时在读大二)与我联络，这一年5月20日在他温州街的寓所我们见了面，往后四年的交往情形，已写在《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中。这一段友谊，相当有助于我度过思想的困境。
《传统的透视》是我思想转变后出版的第一本书(1965)，书中文字大都由日记中抄出，只是个人心灵的自由独自，并没有什么严谨思考，但殷先生仍读得津津有味。一个深秋的午后，他坐计程车到我景美的家中，就书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个下午。在《闭锁的道德》一篇里我说：“社会与国家方面的问题，不是道德能够直接解决的。对应着这一串问题，需要道德领域以外的知识与技术，这些知识与技术根本上亦不服从道德的真理。
因此，道德要对社会国家的问题上有贡献，首在尊重自身以外的真理标准和承认多元文化的雅量。”殷先生很欣赏这段文字，于是同我大谈文化的特征与文化的层次等问题。他去世后，我送给他的几本书又回到我手上，除在书上用红笔划线之外，也有一些简单评语，例如在《孔子思想与自由民主》一文我说：“新儒家所谓‘中国之民主精神’，这完全是出于争胜斗富的心理。民主有一定的定义，一定的标准，在一定的意义和标准下，中国何来民主精神？”“没有就是没有，这对儒家传统的价值，丝毫无损
，一定样样都与孔子拉上关系，这不是混淆了问题吗？”评语是：“驳得好！”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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