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06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军

作为军事思想史，本书旨在研究魏玛国防军及其战略和战术概念。因此，本书将聚焦于魏玛国防军的军事思想，尤其是总参谋部的军事思想。我会避免深入讨论魏玛国防军的政治角色、它的社会学意义、它与工业界的关系，以及它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些议题已经在弗·路·卡斯滕、戈登·克雷、恩斯特·汉森、汉斯·霍夫曼和盖恩斯·波斯特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详细探讨。如果读者有兴趣全面了解魏玛国防军，或是想了解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关系，我将向他们推荐上述作者的著作。我所写的这本书主要研究魏玛国防军的军事条令，是上述研究魏玛国防军的历史学著作的补充。

本书重点关注汉斯·冯·塞克特1919—1920年任总参谋长和1920—1926年任总司令时期的魏玛国防军。正是在上述时期，他做出了关于战术条令、军事组织和训练重要的决定。1926年冯·塞克特离任时，魏玛国防军已经拥有明确的标准化作战条令和关于未来战争的理论，而这些（作战条令及理论）在之后魏玛共和国的剩余时间里只做了稍微修改和调整。实际上，德军在1939—1940年间各次战役中所用的战术，大多是发展于20年代早期。本书的研究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章至第三章考察魏玛国防军战术条令的创立，依据的是总参谋部1919—1921年间，在冯·塞克特领导下所做的非常详尽的分析。那个时候，德国军队试图创设出一种军事条令，以改正他们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错误。尽管总参谋部大多数人赞同运动战的进攻理论，但在军队内部还是有很多异议和争论，而且出现了许多替代理论。这种争论将在第三章进行阐述。

本书第二个主要部分讲述的是魏玛国防军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是由冯·塞克特和总参谋部在第487 号军队条令《合成兵种的指挥与作战》中制定，该条令是德国军队关于未来战争理论的主要体现。第四章至第七章将考察军队的训练组织和武器发展如何与次世界大战后新制定的战术条令相适应。对于德国早期装甲兵学说和空军理论的研究也会涵盖在内，因为这两方面的军事战术都被视为未来战争的重要要素。德国军队在这两个领域都进步巨大，且直接影响了这些武器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发展。

第三个主要部分考察20年代中期至后期渐趋成熟的魏玛国防军，他们当时已经制定战术条令，而且以之展开训练（主要位于第八章）。在这一时期，魏玛国防军通过大规模的演习和练习实践其战术体系，同时熟练地运用诸兵种合同战术进行运动战。

有关魏玛国防军的研究可以为现代军事领袖们提供若干经验。首先是冯·塞克特和总参谋部在战后立即制定的有效的改革方法。冯·塞克特1919年提出的那些问题是研究军队战时经验教训的基础，无论现在还是当时，对于研究作战理论都极具价值。进行全面性的战后调查，雇用数百名军官参与调查计划，这是高效客观地研究战争经验教训的范例。这个调查深刻分析了德国军队的战时表现，包括所犯错误，发展出了许多清晰并被事实证明为合理的行动方案和战术方案。

第二大经验是冯·塞克特和魏玛国防军指挥部营造的知识氛围。魏玛国防军虽然坚持部队应该采用共同的行动条令和战术条令，但避免了知识僵化，因为这是任何军队的敌人；他们在军事事务上允许弹性，并对争论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容。像是库尔特·黑塞（Kurt Hesse）那样反对新作战理念的军官也被允许公开提出激进的替代方案，同时不会受到惩罚。鉴于总司令部的态度，20年代的运动战理论逐渐转变成了30年代的闪击战概念。

第三大经验是训练至上。魏玛国防军重视军队成员，尤其是领导人员的训练，从上等兵直至高级总参军官均是如此。魏玛国防军的训练体制引入了很多创新举措，（该体制）既善于训练大部队，在单个士兵的训练上也同样表现卓越。除拥有合理的战术理论外，恰恰就是训练使得魏玛国防军超越了当时所有对手，确保了德国军队1939—1940年间的战场效率和战术成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德军的体制正是直接建立在次世界大战军事失败的基础之上。

后，对于魏玛国防军的研究还可以得出第四大经验，那就是个人在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汉斯·冯·塞克特是努力重建和改革德国军队的核心，而且功劳的大部分也应该归属于他。那个时期的其他德军领导人几乎都不具备必要的能力、威望、知识和视野来鼓舞一支被打败的军队，进而极大地

作者科鲁姆以魏玛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领导的时代为重心，描述了一战后德国在战略战术、武器研发、编制、训练中为本国未来战争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性变革。除此之外，一批富有远见的德军军官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装甲战术家恩斯特·福尔克海姆和空中战术家赫尔穆特·威尔伯格。*后，得益于这些实干家和他们付出的努力，魏玛国防军重获新生，并由此发展出了在后来辉煌一时的“闪击战”理论。

作者

詹姆士·S.科鲁姆（James S. Corum）

西方知名空军历史学家和反叛乱学者(Scholar Of Counter-Insurgency)，也是一名比较军事学（Comparative Military Studies）教授，代表作有《德国空军：创建1918—1940年作战空战》（The Luftwaffe: Creating the Operational Air War, 1918-1940）。

译者

张贤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二级翻译，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

周思成，男，1984年生于湖南长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历史普及读物《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以及译著4部。 

张大卫，工业时代陆战史研究者，本科和博士均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著有《哈尔科夫1942》一书，译有《巨人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罗的海战事》，并翻译审校了《莫斯科战役1941：二战“台风”行动与德军的首次大危机》。 

前 言

致 谢

章 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

第二章 冯·塞克特和他对于战争的反思

第三章 魏玛国防军的内部辩论

第四章 训练魏玛国防军

第五章 发展现代武器

第六章 发展德国装甲兵学说

第七章 发展魏玛国防军的空军理论

第八章 魏玛国防军羽翼已成

第九章 尾声

附 录 从20年代起提出的国防军编制和装备表

注 释

作者科鲁姆以魏玛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领导的时代为重心，描述了一战后德国在战略战术、武器研发、编制、训练中为本国未来战争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性变革。除此之外，一批富有远见的德军军官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装甲战术家恩斯特·福尔克海姆和空中战术家赫尔穆特·威尔伯格。*后，得益于这些实干家和他们付出的努力，魏玛国防军重获新生，并由此发展出了在后来辉煌一时的“闪击战”理论。

作者

詹姆士·S.科鲁姆（James S. Corum）

西方知名空军历史学家和反叛乱学者(Scholar Of Counter-Insurgency)，也是一名比较军事学（Comparative Military Studies）教授，代表作有《德国空军：创建1918—1940年作战空战》（The Luftwaffe: Creating the Operational Air War, 1918-1940）。

译者

张贤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二级翻译，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

周思成，男，1984年生于湖南长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历史普及读物《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以及译著4部。 

张大卫，工业时代陆战史研究者，本科和博士均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著有《哈尔科夫1942》一书，译有《巨人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罗的海战事》，并翻译审校了《莫斯科战役1941：二战“台风”行动与德军的首次大危机》。 

1926年演习还进行了夜袭及渡河作战。德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使用机枪作为间接火力进行支援：从己方前进部队的头顶射过去。在1926年的两次演习中，模拟运用飞机进行侦察、观测和地面攻击也得到了强调。国防军各部队经常采用伪装和分散作为消极的防空手段。国防军有意思的战术创新是，起初被美国军官视为拙劣的战术活动——德方并不在意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相反，他们的部队大胆挺进，不会顾及侧翼的友军：“各营和营下属的各连一直向前挺进，挺进，不在乎他们左右侧翼是否有友军提供掩护，直到遭遇敌军才停止前进。”美国人还补充说：

“起初，我方觉得这些前进中的非常规现象主要源自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军还不习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实现作战意图和上级命令时犯下了一系列错误。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有意为之。德军的条令要求各部队不断推进自己的作战力量，尽一切可能争夺有利位置，而不需要考虑侧翼部队是否成功跟上。同时，在各自为战的情形下，只要某部判断自身正处于可以帮助友军前进的位置，就总是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全力配合。”

我们完全可以怀疑的是，不论协约国各国军队，或者苏联军队、波兰军队，他们是否有能力在1926年这样的师级演习中展现出如此高超的战术素养。德军的战术素养让美国观察家叹为观止。德国人不断训练远距离（徒步）行军，因为行军在20年代仍然是步兵进行移动的常规手段。在1926年的演习中，步兵被要求昼夜不断行军。一些营在投入战斗前要行进45公里。美国武官评论说，德军在经历这些行军之后锐气丝毫未减。

1926年的演习证明了国防军已经成功摒弃次世界大战中的阵地战思想，开始掌握通过协调不同武器装备，进行现代机动战争的技术。在30年代，国防军还会对全军大部分官兵，继续推行师级规模的年度集群演习。事实上，秋季演习是全军军事训练的高潮部分。当纳粹夺权后，魏玛国防军被改组成纳粹国防军，但师级和集群训练甚至得到了加强。                   【文摘一，186—187页】

集群演习、通讯演习和部队局的年度兵棋推演都可以证明，到20年代后期，魏玛国防军已倾向于从常规部队、机动和摩托化三个角度来看待现代战争。在上述推演中，德国人对于使用民兵或非常规手段（例如游击战）进行防御没有予以重视。尽管德军一直致力于创建一支可靠的民兵部队，国防部长格勒纳对于组建一支全国范围的民兵部队也很感兴趣，但部队局在对军官和士兵进行战略和战术训练时基本上无视民兵。同样，次世界大战时期连绵不断的战线堑壕战也没有得到重视。1926年至1927年的演习情境表明，部队局判断——未来战争将取决于大规模、相对机动化的常规部队打一场运动战（的结果）。到20年代中期，这已是国防军着手准备的一种战争。这与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军的思维仍然局限于连绵不断的战线。至于英军和美军，他们在这一时期似乎完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清晰理论。德国人对下一场战争已经有了清醒认识，并且一心一意地为之苦苦训练。

这一清晰认识和相应的执着努力导致国防军各师拥有很高的训练水平。美国武官观察德方1924年的师级演习后报告说：“根据我们的标准，这支军队在训练、纪律和战斗素质方面高于平均水平。在决策、参谋业务和高级指挥方面的优势更是明显。”1926年时，美国武官是获准参加集群和第二集群演习的外国观察员。当年，该武官汇报说：“德军似乎已经达到很高的训练标准，不论军官还是士兵。”他并没有嘲讽德军的模拟坦克和火炮，而是认为在经费有限和装备不足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训练军队的明智举措。他甚至向美军推荐这一创新。

在装备有现代武器的大规模部队的训练和运用等方面，德军取得了明显进步，胜利的协约国军队则止步不前。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军所举行首次多个师参加的演习是在1922年。规模庞大的法军中仅有几个师参加，而且法军总司令部的表现遭到了德国观察员的批评。德国人认为，法军总参学院展露出了“对堑壕战的明显钟爱”。德国人还报告，法军战术毫无创造力，完全是“本本主义”，而这一点经常遭到德军总参谋部的批判。1924年里，法军只举行过三个师参加的大型演习。当年，德国观察员认为，法军18个月的服役期并不能训练出足以遂行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的士兵。

英军直到1924年才举行战后首轮大规模演习。在这些演习中，伦敦《泰晤士报》将本国1914年的军队与当前军队进行了一番苦涩的比较。《泰晤士报》评论说，1914年的英国远征军（BEF）兵力只相当于当前英国国内军队的三分之一，而十年前的这支军队在训练和备战状态上远比现在强。在训练方面，美军是列强军队中表现差的。次世界大战到1941年间，美军连一次多个师参加的演习都没举行过。美国军官理论上能够获得大规模战争训练的机会，就是一年一度的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位于利文沃斯堡——Leavenworth fort）课程中的兵棋推演。特鲁曼·史密斯观察了（20世纪）20年代的德军，然后进入美国陆军参谋学院学习；他将利文沃斯堡的训练描述成“过时的东西”，说这是一种将战争视为“一系列代数方程”的观念。 

一部经典的军事史著作。科鲁姆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国防军是如何创建其战术理论，并建立一支严格按照战术理论实施训练的军队。在这个颇具创造性的过程中，冯·塞克特是灵魂人物；此外，他也是20世纪相当杰出且富有创意的军事思想家。

           《世界武装力量》杂志

这部单卷本作品很好地论述了它自身的主题。强烈推荐此书，尤其向那些对军事学说发展和军队训练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海军陆战队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