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大字本

作者以“大历史”之视野，缕析14世纪以来世界大变动的路径，审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经济与经营模式及其在各国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着重叙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国剑桥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参与《明代名人传》的编写工作（1972—1973）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

章  问题的重心

第二章  威尼斯

第三章  荷兰

第四章  英国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第八章  总结

参考书目

作者以“大历史”之视野，缕析14世纪以来世界大变动的路径，审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经济与经营模式及其在各国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着重叙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国剑桥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参与《明代名人传》的编写工作（1972—1973）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

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之原委

我们既说资本主义不曾在中国产生，但我们也无法全部缕列不能产生的原因。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释。以下提到两方法制之不同，与其说是概括了不能产生的原因，毋宁说是在其重点上暴露着双方组织与结构的差异，作为不能产生的证据。

诺兹及汤姆斯著有《西方世界之兴起》，书中说及资本主义的推行，必使债务被尊重，合同必须强迫执行。他们也说：“不论主权谁属，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他们不仅一再声明私人财产权之重要，而且财产权还要“有效率”(efficient)。即使行使起来费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处被留难，到处被阻滞而增加额外费用。

这样一个条件如何能够成为事实?光是立法详尽还不够。因为一项法律行得通，必有“社会上之强迫力量”(social compulsion)为之作张本。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够而且愿意照立法的条文行事。其条文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国人常说合乎情理)。所以法官若开庭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发出传票，贴封条，强制执行，才没有困难。倘使立法与社会情形及人民向背全部相违，理想与现实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产生距离，一般民众读其条文有如念外国文，则行不通(inoperative)。如英国剑桥的街道依中世纪的规模，既窄狭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车只能每小时15英里。纵有一位维新的市政专家，要在街头竖立一种时速70英里的限制，吾人可谓之自欺欺人。反过来说，要在美国高速公路上树立一个时速15英里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领，也确实掌握着了警察权，亦不见得能将如此不顾客观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这与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组成有何相干?

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隐约指出社会的下层机构里有各种经济因素，已到达了一个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程度，因之这样的一个国家才能全部用数字管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国家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境界。这一方面有如两位作家所说，是私人资本能继续不断增集，从另方面说来，其所以如此，不仅法律之条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习惯也已接受这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此种情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迄未发生。分析内中原委，属于本书结论之范围。现在我们开卷时即要说明，这种“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之原则，历来不为中国法制所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释的《四书》，是为以后各朝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时曾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一篇公告。内中提及“照对礼经，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表面看来，此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俗之淳厚”。但骨子里即暴露了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我们再看明末模范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审问民事案件的方针：“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