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八犬传（7）（关东决战）

《八犬传》，全称为《南总里见八犬传》，是日本江户文学名著，同时也是日本文学史上罕见的长篇巨著，至今尚有较深远的影响。曾被日本学者比作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曹雪芹的《红楼梦》。1990年，日本岩波书店与《红楼梦》的日译本同时推出了一套全十册的《八犬传》新版本，称这两部书是中日两大传奇小说巨著。

这部作品是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曲亭马琴（1767～1848），从文化十一年（1814）到天保十三年（1842），用了二十八年时间写成的。马琴本姓泷泽，曲亭是他以我国的“霸陵曲亭”典故所取的笔名，另有蓑笠渔隐，也是他的常用笔名之一。马琴是个多产作家，仅读本类小说就有四十多部，《八犬传》无疑是代表作，自问世后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883年出版的依田百川（号学海）的《谭海》中，对《八犬传》是这样赞誉的：“文辞绝妙，引证精博，海内莫不读马琴之书焉，而《八犬传》著云。书贾雕工，日踵其门，待一纸成刻一纸，一篇成刻一篇，万本立售，远迩争观。（当时发市之盛，闻之目击者，张灯彻夜云。）三都七道，边陬僻邑，公侯贵富，士女农商，道小说必称《八犬传》为巨擘。”《八犬传》之所以如此畅销，据认为是因其宏伟壮观的结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情节，以及瑰丽多彩的文字和寓意深刻的内容，再配以出自当代名画家之手的插图、绣像，以别具一格的图文并茂和雅俗共赏的大众形式，出现在江户末期文坛，博得了读者之好评，而被誉为江户小说之冠。

十九世纪初，在江户文坛曾出现模仿《水浒传》改编创作的“水浒热”。在此期间出现了不少改编水浒的读本类小说。马琴读过建部绫足的《本朝水浒传》，很受启发，便想写出一部能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小说相媲美的小说，《八犬传》便是在他的这个愿望下所完成的作品。他在《八犬传》第九辑的附言中说，《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为数太多，而《西游记》只有师徒四人又为数太少；前者以虎头蛇尾而告终，后者又多重复。他所创作的这部《八犬传》，除八犬士外，再加上八犬女、里见侯父子与丶大法师，主人公一共是十九名，他认为既不多也不少。但是出场人物达四百余人，描写的时代亘室町末期的六十余年，活动的舞台以近江附近和房总为中心，涉及越后、信州以至京都，规模是不算小的。《南总里见八犬传》这个书名中，南总是地名，是现今房总半岛南部，里见是诸侯家的姓氏，八犬是姓中有犬字的八名武士。这部书是以足利末期的战国时代为背景，以在嘉吉之乱中里见义实从结城逃至安房，后平定安房并在那里繁衍后代的一段史实为依据，又借用了稗史中“里见八犬士”的名字，安排了八名英雄武士作为中心人物，以这八名犬士的出世及其邂逅离散和聚会团圆为内容进行设计的。其中提到了一部分真实人物，也穿插了某些史实，但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马琴起初的设计似乎并没有这么庞大，而是在多年编写的过程中，不断添枝加叶，引伸完善，终于写成了长达二百万字，一百八十回的章回小说。

这部书开头的一段楔子，很明显是蹈袭了《水浒传》回“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情节。但是马琴引用了大量的史实为背景，就连伏姬和八房的一段情节，也援引了《后汉书》、《搜神记》中高辛氏将少女赐给畜狗槃瓠的故事。仅此一段就敷衍了十三回，其细心的铺陈设计，为故事的展开设定了绵密的结构和因果。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水浒传》的痕迹，但并不那么明显。它不是整段端来，生搬硬套，而是把它掰开揉碎了穿插在其间，既不显山也不露水，使之浑然成一体。若仔细对照则会发现，黄泥冈、二龙山；卖宝刀、劫法场和景阳冈武松打虎等许多情节，都被移植在这部作品中。又如母大虫、鲁智深等不少形象，也似乎在书中可以找到，但却似是而非，并不一模一样，乍一看好似毫无相同之处，这里表现了作者高超的改编技巧。在它的后编中，即在百三十一回之后，移植了不少《三国志演义》中的故事情节，如亲兵卫被扣留在京都，犹如关云长之被困曹营。管领政元赠给他金银美女他都不受，只要了匹名马，以备回归东国之用。后以放他回国为条件，前去打虎。在单骑回国的途中，于关隘受阻，政元追来相送。这些情节都是模仿《三国志演义》中关云长的故事改编创作的。在与镰仓两管领的三浦海战中，则蹈袭了赤壁之战中的许多场面，如草船借箭、巧献连环、蒋干盗书、南屏借风等等，都被网罗穿插其中，作者以其高超巧妙的手法改编创作，不仅是改头换面，而且真正达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不愧为改编小说中的一部杰作。

关于这部巨著的创作思想，马琴在第七辑的序言中说：“稗史虽无益于事，而寓以劝惩，则令读之于妇幼，可无害矣。”这是他所一贯坚持的创作态度和思想。他对《水浒传》也是以劝惩主义的观点进行评价的。他说：“梁山的一百零八个义士多半阵亡，后宋江和李逵等也服毒致死，虽然看官会感到遗憾，但这是劝惩之所致，这种悲惨的结局，乃是作者的用心。”他对《水浒传》的创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它是小说中之巨擘，是古今无与伦比的杰作。但他认为《水浒传》对劝惩考虑得不够，是其的缺点。日本在古代物语中也不乏劝惩的短篇创作，但他的劝惩思想，似乎更受到《三言》、《二拍》等中国小说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八犬传》中所创作的八个英雄人物，可以说是仁义道德的化身，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合乎道义的行动。通过他们与邪恶的斗争，后战胜了邪恶，是以小说的形式颂扬了儒家的道德精神，从而使没有读过圣人书的妇幼得到教育，即寓教于乐。他所采取的手法是使好人和坏人直接对立起来，在情节纠葛的发展过程中，引起读者的兴趣。其结果是坏人灭亡，好人昌盛，使读者从而去恶扬善，这便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但根据事实往往并不一定好人必然得到善果，恶人一定得到恶报。如伏姬本来是个好人却没有得到善报，是有悖劝惩之意的。因此又辅之以佛教的因果观，说这是由于玉梓的作祟而遭到的不幸，后玉梓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也就解决了这个矛盾。又如义实因口出戏言而得祸，但由于八犬士的出世，在犬士们的辅佐之下，里见家得以兴旺昌盛，岂非又因祸而得福？即用塞翁失马的祸福转化观念与之相辅相成，使他的劝惩主义得以自圆其说。

马琴认为小说是供读者欣赏的玩物，他在辑的序言中说：“因为小说是玩物，所以要用华丽的词藻，或加些俗语俚谚，使之饶有趣味地敷衍成章。”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知道，他的写作目的既然是寓教于乐，就不能使小说完全陷于说教，一定要在享乐中寓教训之意。所以在小说中夹杂了一些神奇怪诞的情节，这也无非是为了取得劝惩的效果。他很清楚，神奇怪诞的内容，会自然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他认为在某些地方流之于荒诞，也是出于不得已。为达此目的，文字要通俗易懂，并且流畅悦耳。所以便如同中国六朝四六排联的骈俪体，不少是用五七调或七五调的韵文写成的。其中又多善于使用假借同音字的一语双关，而使之言外有意，充分发挥和运用了古代戏曲和诗歌中的传统技巧。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和译者的笔拙，未能在译文中充分表现出来，实乃一大憾事。其次马琴在小说的格式上也极力攀模我国的章回小说，如每回的标题都基本上是按作者的原词刊出的。又如开头和结尾的却说、话说、再说和闲话休提、话分两头、且听下回分解等等，都是原样照搬了中国的章回小说。另外有些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常用的词，如：遮莫、这厮、这桩事、登时、当下等等，也都搬进了《八犬传》。他怕读者看不懂，便在字旁注上假名。关于此点他说：“至六、七辑于拙文中抄录唐山之俗语，以假名注之，使知其意。虽似乎多余之事，然而庶几可为世之独学寡闻，而想读唐山稗史诸生之筌蹄。此乃作者之亲切婆心也。”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他所设计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都是经过周密考证的。文中引用的许多典故，特别是许多中国的典故，充分表现了他汉文学的精博知识和渊深造诣，实令人咂舌惊叹。我国古代故事中，当一代真主出现，必伴之以龙，马琴也引用了这个情节，所以回“季基遗训死节，白龙挟云归南”中对龙的阐述，虽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似乎显得有些累赘，不无蛇足之感，但这也是出于他的考证癖，想炫耀自己的才华，而使一般作家对此感到望尘莫及。

马琴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总结运用了我国稗史小说的许多创作方法。他归纳为稗史七原则，即：主客、伏线、衬染、照应、反对、省笔、隐微。他在《八犬传》的创作中，着重发挥了隐微的手法。隐微就是隐晦，不把作者的真意直接说出来，而让读者自己去琢磨、回味；也许读者一时琢磨不透，那就只好留待日后去觅知音了。在情节的设计上有隐微，在整个作品的寓意上也有隐微，即一个命题，或一个名字，几乎无不含有隐微。如开头的一段楔子，他说里见如无口出戏言之祸，怎有灭亡安西、成了安房一国之主的福？将爱女嫁给犬是祸，可是一变而出现了八犬士，成了辅佐里见的良将，犹如塞翁之失马。他把这个道理称之为倚伏，即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如事物之表里。他就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对整个结构进行设计的。另外在人物的姓名中，也可借以示其将来的祸福。这种例子在我国的稗史小说中也是常见的。如在《三国志演义》中，凤雏死在落凤坡，被认为是犯了名实相副之讳。马琴蹈袭了这个情节，在第二回中设计了光弘在落羽冈（日文中“落羽”与“落马”同音）中箭落马身亡之事。他说在《水浒传》中也有许多这类的隐微之处，然而唐山的文人才子没有详细评论这一点，所以未能发现这个隐微的手法。如卢俊义后落水身亡是因俊义这个名字，是将鵕?的鸟字旁去掉换成人字旁。鵕?乃是山鸡，因爱自己的影子往往落水被淹死。还有他的仆人浪子燕青，在《博物志》中有云：“人食燕肉不可入水，会为蛟龙所食。”卢俊义之溺水似乎也与用燕青这个仆人有关。这些虽似乎牵强附会，马琴却大量运用了这种手法。如伏姬这个名字，是因在三伏所生，所以取名伏姬，后来竟成了八房之妻，伏字岂非又意味着“人犬”？又如八房这个名字，因它身上长有黑白的八撮斑毛，因而叫八房（房有一撮之意），后来则可理解为一尸飞向八方。诸如此类的命名很多，虽近似一种智力游戏，但是这种别具匠心的创作也为小说增添了新的情趣。他把这种手法称之为名诠自性，即名实相副之意，通过它也可暗示这个人的因果。

一部作品的寓意也是隐微，他称之为“文外之深意”。讲究运用隐微手法的马琴写了这部巨著，那么它的寓意是什么呢？依田学海认为这部小说是寓意尊王斥霸。此书一开始，便是消灭了弑君的逆臣山下定包。里见将军平定一国后首先是施行仁政，然后遣犬江亲兵卫仁去京都朝贡勤王。击败了两管领之大军后，又入贡京师表示尊王。就连对八犬士的赐姓，都要请示京师照准，这在战国时期是很少见的，因此得知他的意向是暗示尊崇王室。这个推论还缺乏其他足够的证据。而现代的日本学者则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产生于德川幕府十一代将军的家齐时代，是对该时代腐败政治的抨击和讽刺。他之所以采取隐微的手法，是因为直接讽刺当代的政治会招致笔祸。所以他便用历史演义的形式，把时代背景推至室町末期足利将军的时代，以足利义政影射德川家齐。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有发愤著书之说，《忠义水浒传》的李贽序中说，《水浒传》是发愤之作，施、罗二公身在元而心在宋，虽生在元朝却实愤宋事，所以破辽和灭方腊都是为了泄愤。马琴深受《水浒传》的影响，因此认为他似乎也吸取了李贽所说的这种手法。德川家齐执政多年，隐退后仍执掌着幕府的实权，是一代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将军。其侧室有四十余人，所生子女五十五人，在宫廷里仅砂糖一天就消费一千多斤，只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其骄奢的程度了。幕府的财政赤字年年超过五十万两，全国面临体制危机。在家齐执政的五十年间，发生过许多次百姓暴动，其中在天保年间所发生的大盐平八郎的暴乱事件是有代表性的。大盐平八郎是有实践性的阳明学者，对农民因天保的严重灾荒和过重的租税、劳役盘剥等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主张对农民应该轻租税、施仁政。在他领导下的农民暴乱，是以废除町奉行（地方一级的政府之长）所代表的由腐败的官僚所施行的腐败政治为斗争目标的，这和晁盖、宋江等梁山泊首领所打出的“替天行道”的旗号颇有相似之处。大盐之乱是执政者腐败政治的必然结果。马琴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所以才出现了妖虎，它是足利氏衰亡的前兆。现代的中日文学比较学家德田武先生认为，马琴是用隐微的手法，以妖虎影射了发动暴乱的大盐。妖虎既是足利氏灭亡的前兆，那么大盐之叛乱则是给执政者敲起了警钟。妖虎后被犬江射死，大盐也终于遭到镇压。在他看来肇乱者必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然不足以达到劝惩的目的。他对《水浒传》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水浒传》如只有前七十回而无后五十回，梁山的一百零八名好汉，则只是占山为寇的强盗，而不是好人。待接受招安之后为朝廷效力才称得起忠义。后受到奸臣们的陷害，多半遭到灭顶之灾，乃是作贼为恶的应得报应。

马琴把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佛教的因果观念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以劝惩主义为标识的小说观，写出了这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小说巨著。他同施、罗二公一样，都因受到历史的限制而未能写出超越时空的作品来。尤其日本是个没有武装革命历史的国家，在那里不仅没有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甚至连梁山那样的局面也未曾出现过。所以《水浒传》和《八犬传》虽然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具体内容则显然有所不同。《水浒传》的结局是宋江等接受招安和遭到陷害致死，而《八犬传》的结局则是八犬士同侍仁君里见将军，得到大团圆。有人认为这便是马琴的理想世界。他奉行儒教，反对“作乱犯上”，对面临的腐败政治，只是期待能出现个仁君，这便是里见将军。八犬士都是好人，而好人又都遭到不幸，这都是由于管领家的佞臣们加害，这些小恶通过八犬士的复仇都一一得到解决，而其根本问题是宠信佞臣的管领们。于是便在一百三十一回之后的后篇，安排了对管领之战，通过这个战斗，使施仁政的里见将军得胜，从而得以驱除邪恶，使好人得势，实现了作者的理想世界，这大概便是马琴的隐微，也是这部小说的寓意之所在。

《八犬传》产生在大约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初，因受时代的限制，如以现代文学的观点．自然可挑剔出不少缺点。就其主要者而言，在结构上由于在二十八年的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敷衍延伸，自第八辑之后，在章回的设计上，大有滚雪球之势，从这点就可说明其结构并非十分严谨的。在思想内容上除宣扬了儒家的道德观和佛教的因果观为中心的劝惩思想之外，也夹杂了某些怪诞、迷信，这些都是可以历史地予以评价的。在文字叙述上马琴虽然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地下了很大功夫，但由于过分求细求全，显得有些过于冗长。在人物描写上因为想把八犬士写成完美无缺体现仁义八行的完人，所以在人物性格上写得不像《水浒传》中的许多人物那么栩栩如生，反而觉得坏人写得很生动。在故事情节上也总是好人得救，坏人后遭殃，而与现代小说是大相径庭的。总之，《八犬传》这部巨著并非白璧无瑕，但瑕不掩瑜，它无疑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

惩恶劝善的小说，无论在日本或是在中国，都是自古有之，并非始自马琴，但却没有马琴看得那么重。他说：稗史小说的些许可看处，即在于劝惩。劝惩失正则徒致诲淫导欲。他在二十多年间孜孜不倦地动笔戏墨，就是欲以惩恶劝善教育那些愚执之妇孺翁媪，而成为他们渡过迷津之善筏。所以惩恶劝善无疑是马琴稗史小说的精髓。时代不同，善恶之标准自然亦各异。但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中，人们总是希望前者能够战胜后者，即使在今天也不难在戏剧或小说中找到劝惩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马琴的创作精神不是依然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