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诗探索12

随着新诗百岁大寿的到来，关于新诗百年成就的评价早已成为众多诗人、诗歌评论家和读者关注的重要话题，相关研讨会也时有召开。两种相反的声音貌似都很高调：一是高度肯定新诗的成就，认为中国新诗名家辈出，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已有相当一批诗人可以跻身国际一流诗人行列；另一种声音持完全相反的论调，认为中国新诗并未形成有效的传统，既无诗人大家，也无足以传世的作品，是一场完全失败的语言实验。还有一些声音当然就处于中间或中庸状态，强调一种所谓一分为二的态度。各种声音的代表人物，关心诗歌的人士都是熟知的，在此不一一列举。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新诗的各方，往往出于经验主义的印象或某种情绪化的义愤者多。在立论的时候，大多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即新诗的发明者发明新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一言以蔽之，发明新诗的理由主要就是一条：旧诗的语言形式空间不足以容纳日益现代化的国人生活“丰富的材料”“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前后瞬息万变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益复杂的日常生活状态而言。不过，关于诗的语言形式局限与社会生活和思想内容丰富性之间的矛盾，并非始自现代，而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和文化在历史遭遇和发展中一种长期累积的问题。适之先生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已指出：“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可见，语言的革命不仅仅是诗歌的要求，也是国人生活和汉语文化发展的必然命题。“白话”在新诗之前早已在汉语系统内部存在着，只是它并未发展到需要完全取代“文言”的正统地位，因而未曾被有效地关注和系统地整理以取代文言。

就诗而言，这好像是一个形式问题或诗体问题，但就语言而言，却是一个关涉语言本体的大问题。随着对诗与语言认识的双重深化和深入，今天的诗人和批评家都早已意识到，语言并不只是诗的载体或工具，语言的更新必关系到诗歌本体的更新。反过来，诗的革命则同时带来语言的革命。也许我们很难一下子在所有的层次上或复杂的逻辑关联中讲清楚诗与语言的同根同源或二者命运的同质同步，这里面的关系复杂多变，但经验告诉我们，事实的确如此。正如，当代著名诗人兼批评家臧棣所言，&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