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幸福

我的个孩子是个女儿，她出生在周五晚上七点之前。一切完美。小巧结实，完完整整，体重五磅多一点。她闻起来有一股切好的苹果片和椒盐脆饼的味道，就像是她刚从那个咸咸的世界降临到这里，天真无邪。

但助产士很担心。“就孕龄来说，她偏小了。”她说道，“怀孕期间有什么麻烦或者问题吗？”

我想问，心碎算不算。和一只善良的狗狗而非她的父亲同床共枕，这会有影响吗？

“另外，”助产士继续说道，“她看上去有点黄疸症状。”

“那是遗传了希腊血统的缘故。”我妈妈插嘴道，“我们都黄。”

助产士终于把她递了过来，那个软乎乎、皱巴巴的小东西。沾着血迹，脏兮兮的。她并不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娃娃一样温和地微笑着，而是一个真的宝宝，我的宝宝。

我闻着她身上的味道，一条直接而明快的突触路径直通大脑深处，每个神经元都在向邻居们窃窃私语。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她，是的。这种反应是一种硬编码。动物通过味道辨别自己的后代。但对于我来说，这就像魔法一样。我想，闻她的味道引发的欢欣感如同次吸食可卡因所带来的纯粹的愉悦。子宫外的生命开始几个小时后，她开始闻起来不那么像苹果了，更像是一种元素，比如锡或者铁。更加实际的东西，像是园艺工具或者旧硬币，从黑漆漆的土壤中一跃而起，落在我的掌心。

经过了对这个孩子几个月来的期待，躲过了急于想透露她性别的超声医师宽泛的提示，在不幸的荆棘中独自入睡，祈祷着跳过孕期，直接进入母亲的角色——终于，她来了。像个小足球一样的小人儿，裹在我的臂弯中，自己呼吸着，发出微弱的声音。她在忙着活呢。在她柔软的头发边缘，在她软软的头骨下，我发现了一个淡粉色的草莓状胎记。

在接下来的十个小时中，我清醒地躺着，呼吸着她的气息，为我旁边蜷缩着一个小人儿的身体而震惊不已。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从哪来的。生物学的意义上，我明白。我懂基因组、微光、理查德·巴克纳的音乐、DNA卷曲的螺旋。但那些都无法解释她的存在。她的出生再平常不过（每分钟有二百四十五个婴儿出生），但同时又是令人惊掉下巴的奇迹，足以令一切物质利益黯然失色。一无所有。然后，哇，她出现了。

我没有睡觉。我无法入睡。我不想错过任何瞬间。要是她叹气了怎么办？或者噘起她的嘴，或者张开手指，或者举起胳膊？

一直到快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还醒着。这时，一位面容和善的护士走了进来。看到我醒着，做着典型的新父母行为——闻着宝宝的味道，他似乎毫不惊讶。他颇为随意地对我说，他们想带她去护士站做几个检查。凌晨三点做检查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事情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很显然，我的孩子非常健康，做几个检查能有什么坏处呢？

我所知道的只有健康的宝宝。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会对着一列安静而微微散发着香草味道的玩具娃娃咯咯笑上好几个小时。它们有着腼腆的笑容和精心塑造的塑料头发。我把它们抱在怀里，轻轻拍抚，在它们小小的塑料耳朵边上低声哼唱。它们没有哪个发过烧，或者出过荨麻疹。就连婴儿时代的耶稣（自古至今著名的宝宝）也是个健康的小人儿。圣婴温柔又宁静。

护士向我保证，立刻把她送回来。没有了她，我感到茫然无措。我操纵着病床，把它抬起来又放下，心神不宁，等待着我的那颗定心丸。一个小时以后，护士空着手回来了。“我的孩子呢？”我问，声音就连我自己听来也是异常惊慌。

他给了我一个若有所思的眼神，半是同情，半是安慰，然后说：“我们还得再多做几项检查。”走到门口，他又说：“过几分钟医生会来跟你谈谈。”我还对医院一无所知。一位医生天亮之前就会出现在我的床边，我当时懂得太少，还不知道这有多么可怕。

我想象的未来孩子可能面临的威胁都是外在的。穿着灰色运动衫在操场边游荡的陌生人，在锋利的岩石上磨损腐烂的秋千绳，无处不在的汽车，冷血无情、目光严酷的杀手。这些是我能想象的可能性。疾病从来不在我的焦虑范围内，弯曲的脊柱，凹陷的双颊。就算它曾经进入过这个范围，我可能也一无所知。严重的疾病，危及生命的疾病，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如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不存在这种可能。我可能会说：“如果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它怎么可能发生呢？”

* **

次与这个五磅重的小姑娘的父亲约会时，我们去了格林尼治村珍妮街转角一家舒服的小店。就是那种为了走到你的桌子，你不得不侧身挤进过道，还得向屁股碰到的陌生人道歉。落座之后，我们靠在小桌子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彼此了解。他说，他近读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商”，就是生命中的快乐已经确定了，与环境无关。他说他的很低，但猜想我的很高。

我从来没听说过“乐商”这个词。我一向都把快乐看作默认状态，偶然不顺心之后的归宿，再无其他。如果小时候有人让我说出一件对于我的未来确信无疑的东西，我会说：“我将会度过快乐的一生。”

并不是说我有一个盲目快乐的童年。我没有。我的童年在一系列动荡中充满着深切的爱。我那热心又风风火火的的妈妈是一位单身母亲，我是她的孩子，她一直在不懈探索着各种选择：男人、工作、生活方式。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有一段时间，我在一座山顶上的网格穹顶建筑里上学。一群山羊吃着外面田野里长长的金色的草。有时，我们无论男生女生都赤裸着上身在它们之中奔跑。有一位男性老师很喜欢看，喜欢得出奇。我的世界里，一切都移动得太快，我的任务就是跟上它们的速度。不过，我萌生的念头是，等长大以后，我会很快乐，不会再有任何不幸。这就是青春的乐观。我一直保持着这种乐观，直到30岁的时候。甚至到了31岁。

在珍妮街的次约会中，在我看来，“快乐的一生”并不包括生一个需要大量新生儿医学治疗的孩子。或者独自一人在心碎中度过孕期。这些可能性在珍妮街的转角丝毫不见痕迹。我所看到的只是眼前这个男人，他穿着熨烫得平平整整的蓝色正装衬衫，带着害羞又狡黠的幽默讲着一个个笑话。我们的沙拉上桌时，我发出惊讶的轻呼，他眼中露出愉悦的目光。“你总是如此热情地迎接食物吗？”他问。“不总是，”我回答，“只是有时如此。”只是现在。

***

早上四点钟来的医生个子不高，带着方框眼镜，有一张柔和的圆脸。神色愉悦，带着坏消息，他看上去为即将要说的内容深感痛楚。他先解释说，孩子有种什么东西很高，但是我没听懂。他强调“患者”需要转诊到更大的医院去。“好。”我说，试图在软塌塌的睡衣上找回一点尊严，“但她到底怎么了？”

“你的孩子有脑损伤或者……”他停下来，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遗失的东西，“死亡的风险。”

我为他感到尴尬。很显然，他走错了房间。他一定是把我的孩子和另一个孩子搞混了。我尽量柔和地指出：“我的孩子是晚上七点出生的，那个五磅五盎司重的女孩，脖子后面有个草莓形状的胎记。”

“是的。”他说，“我知道。”

但我还是拒绝把死亡或者脑损伤这样的字眼安到我那好闻的襁褓中的女儿身上。死亡简直荒唐可笑。脑损伤也毫不可能。，，不可能。事实上，我想问的问题和脑损伤这个字眼根本两不相关。我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家？但是，医生还是认真而诚恳。我决定配合他。“好吧，”我说，“好，是的，好吧。然后我们怎么做？”

他解释说她的红细胞缺少稳定性，会在血流中破裂，里面的铁进入血液，在她的血液里自由流动，有进入脑部软组织的风险。“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她可能会脑子不灵光吗？”

他以考量的目光看着我，沉默了好一阵。“这是幽默，”他终于开口，“常见的应对机制。”

他走到门口，又说：“我们需要立刻清理她的血液。我们会把你们转诊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救护车已经在等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我不会选择在那里生孩子。那个大城市里的医院。跨过金门大桥，高高的银色堡垒伫立在山顶。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新生儿不想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