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实体立国

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也是财富之源。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仅能增加有效供给，还能有效提供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2008 年发生于美国并迅速波及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近些年在西方国家中存在着一种资产泡沫怪圈，那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实行低利率，引起信贷膨胀；在信贷膨胀的条件下，形成了投资热和消费热，集中体现于资产的炒作，造成了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的形成，一方面继续推动投资热和消费热，另一方面使资金链不断延伸，影响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资金链越是延伸，薄弱环节就越多，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导致因资产炒作而卷入债权债务的银行和企业发生债务危机，甚至倒闭、破产，实体经济必然受累，于是失业人数剧增。这时为了挽救陷于困难中的经济，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救市的做法，扩大财政支出，于是财政赤字又增多了。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大以及与此有关的低利率政策，又为下一轮的信贷膨胀准备条件，资产泡沫在平息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再度形成，如此循环不已，就出现了所谓的资产泡沫怪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有陷入这种怪圈的趋向，如果摆脱不了这一怪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有重蹈覆辙的可能。因此，中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的问题同西方国家有相似之处，即二者都有重蹈覆辙的担心。但与西方国家出现的“资产泡沫怪圈”相比，中国既需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也需要警惕 “资产泡沫怪圈”的出现。对中国来说，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重要的是通过改革的深化，从体制上消除产生这一怪圈的可能性，即加快投资决策体制的改革、行业垄断体制的改革、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和民营企业平等准入政策的落实。要摆脱“资产泡沫怪圈”的出现，在实践中就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将实体经济作为立国之本。必须强调的是，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也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振兴实体经济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更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展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如果没有强大的、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制造业价值链长、关联性强、带动力大，为农业、服务业提供原料、设备、动力和技术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所以在新形势下，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当前，中国制造业规模虽居世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问题，低端供给过程与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质量效益不高、核心竞争力问题不强的短板明显。尤其是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双重挤压”的挑战与机遇，在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回归”浪潮中，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中低端制造“流入”同时发生，对中国形成“双向挤压”。而且国际贸易中围绕高端制造业的博弈正在加强，中国制造业的大品牌企业不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制造业尚未做精做强的情况下，却过早出现了社会资本“脱实向虚”的倾向，因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

推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中国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意义重大。从中国现在的情况看，制造业经过多年高速增长，“有没有”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方面对中国的封锁与打压愈演愈烈，中国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后发劣势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解决。

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前景，首先要有信心，要对发展前景抱有乐观的情绪。因为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中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出路。其实，国际制造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中国制造业要依赖国际竞争力来开拓、争取。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只要努力，发展机会是存在的，我们没有理由在这场竞争中失去信心。为了开拓国内国外新市场，中国制造业除了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狠下功夫以外，还应在营销和产前产后服务等方面努力。需求也是可以靠创新产品供给提升的，市场份额的扩大只可能是老产品推陈出新和新产品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结果。

特别强调的是，要高度重视建设一支适应产业结构演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人才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劳动者不仅要具备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要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向制造业汇聚，一是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潜力，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向心力、凝聚力。二是积极引进人才，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国际上对尖端人才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中国要在产业升级、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中走在前列，决不能放松人才的引进。国家要制订规划，制定适合当前形势的政策；企业要为引进的人才提供便于他们发挥所长的工作条件，提供生活保障。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支持制造业企业开展技能人才培训，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拓展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努力培养大国工匠。

今后，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适应国内消费升级，都必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构建产业开放新格局，在持续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品质量与品质，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协调供需平衡化解过剩产能、激励企业不断提升效率和推动制造业调整与转型发展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在制造业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合作形式、产学研方面的合作形式，应该是多种类型的。在国际市场上，只有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国制造业产品、中国品牌，而不分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振兴实体经济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实体立国》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研究论文集，是二十余年来他关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走向、问题，以及提出解决之道的成果结集，旨在凝聚经济发展和改革共识，呼吁人们重视实体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振兴实体经济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实体立国》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研究论文集，是二十余年来他关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走向、问题，以及提出解决之道的成果结集，旨在凝聚经济发展和改革共识，呼吁人们重视实体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厉以宁，1930年11月生，籍贯江苏仪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名誉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至第九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至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018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辑 2003—2008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展要有新思路

企业的社会责任

工业化的比较研究

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急需化解的四方面问题

第二辑 2009—2013

民营企业如何适应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就业压力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资产泡沫和投资冲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思考

政府要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

企业如何抓住新一轮商业机会

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个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十问

关于中国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

中国将经受长期成本推进型通胀的考验

承接产业转移和次发达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论创意和创新的制度条件

扶植小微企业的政策是免税

扩大内需十论

第三辑 2014—2018

信誉是重要的社会资本

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四大关键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制造业的必由之路

谈谈产权改革的若干问题

社会和谐红利是的制度红利

中国道路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新常态下小企业有大作为

对民营企业转型要有信心和耐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动能的涌现

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有企业转型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发展需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挖掘效率潜力 激发企业新动能

怎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振兴实体经济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实体立国》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研究论文集，是二十余年来他关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走向、问题，以及提出解决之道的成果结集，旨在凝聚经济发展和改革共识，呼吁人们重视实体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厉以宁，1930年11月生，籍贯江苏仪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名誉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至第九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至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018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红利”，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以及利用这种发展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比如，“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或称“体制红利”“制度红利”）都是发展优势及其运用所带来的结果。

（一）从“旧人口红利”走向“新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人力资源的存在而产生的发展优势及其体现。

但人力资源的优势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会转换的。常见的情况是，在经济发展前期，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的优势表现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当时，有四个就业条件适合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运用，于是就出现了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这四个就业条件是：

，国内自然条件适合于经营种植园，生产谷物、甘蔗、水果、棉花、橡胶等农产品，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大量存在，只要有人（无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愿意经营种植园，就不愁雇不到廉价劳动力。

第二，国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金属、钻石、宝石、建筑用石料等，有人愿意投资于采矿业，本地廉价劳动力的充裕供给可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前期，在制造业方面主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以轻纺工业、食品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需要廉价劳动力作为工人，对他们的技术要求不高。这样，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稍加培训就可以适应投资者的需要。除劳动密集型工业可以吸纳就业以外，大量个体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小贩的存在，也可以使劳动者获得就业的机会。

第四，建筑业在这个阶段的较快发展，也为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如修建公路、铁路、港口设施、住宅、商店、工厂以及其他公用设施的建设，都使得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带来“红利”。

上述这种“人口红利”都是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被使用分不开的。在发展前期，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丰富成为生产成本低廉的主要依据。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依靠生产成本低廉而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进而使GDP逐渐由低收入阶段接近中等收入阶段，再迈入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形势是会变化的。在那些逐渐由低收入阶段接近中等收入阶段和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会逐渐消失，原有的“人口红利”也逐渐随之消失。工资低廉不再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吸引投资者前来投资的独特因素，因为又出现了一些较晚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那里同样存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且他们的工资更低，生产成本更低，从而对外来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加之，有些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使收入已摆脱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多年以来忽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即不注意提高自己的劳动力质量，仍然以提供廉价劳动力为满足。这就使原来的“人口红利”减少了，后消失了，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陷入经济停滞的状态。这种例子并不少见。

怎么办？难道就此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失去信心？信心丧失能解决问题吗？这是一个对“人口红利”缺乏正确认识的问题。

要知道，一个国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有适应于当时的人力资源优势。廉价劳动力优势和“旧人口红利”消失后，熟练劳动力优势将取而代之，“新人口红利”将成为发展新阶段的特征，经济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而继续发展下去，这是已有先例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当有此信心。

再说，当人均收入不断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而上升的时候，特别是当人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率越来越高以后，人口增长率一般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于是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和青壮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现象。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旧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因。

“人口红利”的新旧替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须坚定信心，争取早日创造“新人口红利”。

措施之一是，增加人力投资，扩大职业技术培训，使工人的技术素质有大幅度提高。应当了解到，为什么当初劳动力廉价？这正与他们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低有关。所以把低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的劳动力进行职业技术培训，通过增加人力投资而使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技术工人非常必要。

措施之二是，让已经就业的和等待就业的工人有提高自身技术素质的积极性。这不仅取决于企业与职工双方都能认识到提高工人技术素质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而且也取决于企业与职工双方都认同工资应同绩效挂钩的重要性。如果职工工资不同绩效挂钩，只能导致许多职工认为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提高技术水平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就有碍于他们向上进取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

措施之三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不平等待遇是阻碍“新人口红利”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权利遭到限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遭到身份歧视。在这种处境之下，他们刻苦学习的积极性也就逐渐消失了。

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应当重视小微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对技工的培养所起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小微企业是指自行投资、自主创业的小型微型企业，业主本人往往就是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早的蒸汽机、机器设备、铁路运输车辆（机车和载人载货车辆），都是前所未见的。它们是谁先设计并制造出来的？主要是手工作坊的小老板或熟练手工工匠，如水车匠、钟表匠、磨坊匠、唧筒匠等。手工技艺是家传的，或者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师傅手把手地教出来的。这样，久而久之，熟练工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技艺越来越好。兴办职业技术学校，那是后来的事情。直到现在，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但缓解了就业问题，而且还是大型企业的合作伙伴，为后者生产零部件等。许多小微企业以自己的技艺为特长，生产名牌产品，也向社会输送手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包括为特定的顾客定做商品的独特的熟练工人以及修理汽车、摩托车、游艇与一些家用电器的能工巧匠。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转向“技工时代”的过程中，不要忽视小微企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

（二）从“旧资源红利”走向“新资源红利”

“资源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淡水资源、草场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发展前期，这些资源一般都比较丰富。以土地资源为例，那个时期可利用的土地数量一般都比较多，土地价格也相当低廉。这就是资源优势，其结果体现为“资源红利”。

应该看到，这些也许是“旧资源优势”。除非个别确实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资源红利”会长期存在，否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资源会越来越紧张、短缺，一定时间以后，原有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会逐渐消失。

“新资源红利”从何而来？新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来自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以及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在一个国家境内，自然界提供的资源一般来说总有用完的时候，只有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无限的。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自智力资源、人才资源。增加开发、利用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投入，才能使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新的资源优势就形成了，新的“资源红利”也就产生了。

比如，在淡水资源严重不足的沿海国家，如果海水淡化的成本降低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又如，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沙地的改良、石漠化的治理、草场牧草良种化等，都是有助于“新资源红利”产生的科研开发活动。

在某些方面，新的“资源红利”往往是同新的“人口红利”结合在一起的。

新的“资源红利”同新的“人口红利”相结合之处在于：没有大批科学研究人员、专业人才、熟练技工，就谈不上科技领域的新突破，也就不会出现新的“资源红利”。人才为本，资源优势才能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人口红利”相辅相成，谁都离不开谁。科研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的成长是新的“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也是新的“资源红利”产生的必要条件。

正由于新的“人口红利”和新的“资源红利”都要依靠专业人才的大力培养，也要依靠庞大的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队伍的形成，因此，如果不建设新的、有效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如果不打通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水平流动渠道，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如果不重视教育经费在GDP中比例的逐步上升，怎能使专业人才、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和扩大呢？

为了实现更多的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突破，一是需要有更多的新发明，二是需要把新的发明应用于经济领域，使这些科研成果在经济中产生效益。前者靠发明家，后者靠企业家，这两种人才缺一不可。

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发明家和更多的企业家，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成功的发明家队伍，加入成功的企业家队伍。成功的发明家，可能终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创新工作，也可能在科技发明之后从事企业家的活动，他们自己创业，成为出色的企业家。

成功的发明家和成功的企业家的成长，都需要有合适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不在于他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在于他个人的魄力、勇气和决断，而在于他成长在一个适宜于人们施展才能的制度环境中。那里有产权激励的体制，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有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于是在乔布斯的周围形成一支庞大的科研开发的团队，整个团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才形成了技术创新的热潮。

于是就必然涉及“新改革红利”问题。

（三）从“旧改革红利”走向“新改革红利”

从以上所述可以懂得，在“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中，“新改革红利”是的红利，也是具有关键性的红利。

“改革红利”又称“制度红利”或“体制红利”。这是指通过改革，制度或体制得以调整，让制度或体制能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推动经济的前进。

每一项改革总是适应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时的特定状况而出台的。改革的“红利”体现于消除了原有制度或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使经济继续发展、前进。

要知道，任何一种改革措施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改革带来的优势或“红利”总有越来越少的趋向。这是难以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一定体制之下，改革措施总会有从适应当初的形势到逐渐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因为任何改革都适应于某种客观形势，后来由于形势改变了，原有的改革的效力的递减也就成为必然。原有的“改革红利”逐渐消失，是普遍现象，而并非只有某一个国家才发生的情况。

可以把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或红利称为“旧改革优势”或“旧改革红利”。这里，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而不问有效期的长短：有的改革红利可能存在的时间相当长，有的改革红利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