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临床医学的诞生

译后记
米尔顿 ?M.戈登出生于 1918年，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四部著作： 1964年的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年的 Human Nature，Class，and Ethnic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年主编的 America a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和 1988年的 The Scope of Soci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在这四部著作当中，影响的还是他在 1964年出版的本书《美国生活中的同化 : 种族、宗教和族源的角色》，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即分别获得两个奖项，一个是安尼斯菲尔德 —沃尔夫种族关系图书奖（Anisfield-Wolf Book Award in Race Relations），一个是美国基督徒与犹太人联合会兄弟情谊奖（Brotherhood Award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四十多年来，这本书始终是美国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生的参考书，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并被奉为研究美国种族和族群问题的世纪经典，其原因就是这本书对理解和指导美国种族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方向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精辟的宏观梳理，首次提出理解和分析族群同化的变量体
261系，系统分析了美国社会的族群结构和各个族群亚社会的演变历史，讨论了美国社会和学术界探讨族群政策的各种代表性观点，并对美国社会种族和族群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1984年我在美国学习时首次读到这本书，它是这一年我选修的“Ethnicity”（族群问题）研讨课的主要理论参考书之一。那时我主要关注的是戈登提出的关于分析和测度族群融合的七变量模型，这个模型及其主要变量也成为我博士论文借鉴的理论框架和 1985年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户访问卷调查的重要参考。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为了全面地了解国际学术界有关种族、族群、民族主义等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各国民族制度与政策设计背后的政治理念与分析逻辑，我系统地阅读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社会学家们发表的相关著作和文章，这对我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和社会历史知识有极大帮助。
美国是一个以移民及其后裔为人口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兴工业国，至今每年吸收的移民规模仍在百万人左右，因此，它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必然面临各种涉及种族、祖籍国、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因素而且极为复杂和棘手的族群关系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黑人问题，种族问题不仅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的内战，在 20世纪 60年代还一度造成严峻的社会分裂和全国性的暴力冲突，但是通过“民权运动”和随后几十年在族群关系方面的逐步调整，美国整体的种族、族群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好转。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高票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在种族观念上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同时，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华裔、西班牙语裔人士在美国政坛和司法界开始崭露头角。纵观美国两百多年的族群关系史，跌宕起伏，令人感叹。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的制度、政府的政策逐步转变和调整的整个过程中，应当说美国社会科学家们所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在阅读这些关于美国种族、族群关系现实状况、发展态势的调查报告、政策反思、理论探讨的学术著述时，我经常被这些学者的严谨学风和实证精神所吸引，也为相关论述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和理性思考所折服。
我认为在调查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的民族问题时，中国学者需要从四个来源吸收相关的知识体系和实践经验：（1）中国的民族关系发展史，在中国几千年民族交往历史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群体观和看待群体关系的传统思想与实践，相关历史文献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宝藏；（2）欧洲和美国的“民族观”及其演变，我们可从多部族帝国时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等）追溯到 17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 ”（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美国等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中演变出来的“族群 ”观念和处理族群关系的实践；（3）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中国等）的实践，包括“民族 ”定义、民族识别与身份认定、对少数民族的各项扶助与优惠政策，以民族为单位的联邦制或区域自治制度等；（4）其他发展中国家民族—族群的历史演变，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阿拉伯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独立后如何在原殖民地的行政区划内进行各自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理论讨论与实践。
在以上这四个知识体系中，目前中国研究民族的学者熟悉的，主要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著述，但同时对苏联时期及解体后各国的民族关系实际发展情况很少关注。此外，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资料发掘和理论提炼上尚有很大空间，采用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民族关系现状与存在问题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只是近些年来才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逐步开展。近几年，欧洲有关“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些经典著作开始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是系统介绍美国族群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仍然没有被译成中文。在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于国民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方面造成什么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与国家解体之间存在什么关联等问题，我国学者对此的理论反思也远远赶不上西方学者。所以，广泛阅读国外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尽可能地拓宽学术眼界，以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来吸收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所有知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调查和思考中国当前的各种民族关系问题，这是摆在我国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历史性任务。
我在 1987年 3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 1988年开始在社会学系开设“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在选择教学阅读材料时，我深感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国家的族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得太少，所以我在 1988年就选编了一本英文参考文献文集，复印了作为选课学生的阅读材料，其中就有戈登这本书第二章有关同化模式的变量体系这一部分。这本参考文献文集的中文版在 199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以《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书名正式出版，修订版在 2010年以《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为书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我开始向一些出版社推荐书单，希望能够把一些西方经典的有关族群社会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并介绍给国内的学生和研究者。当时我草拟了一个推荐翻译的八本书的书单，其中就包括了戈登的这本书。我从 1988年开始先后联系过七家与我曾有出版合作关系的出版社，但是后都是不了了之。我想，这有可能是出版社认为这类书不可能热销而缺乏积极性，也可能是联系版权的手续过于烦琐。总而言之，这件事一直拖了二十多年，没有任何结果。
2011年我有一次和清华国学院的刘东教授一起吃饭，他是我国学术界很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也是多部影响重大的翻译系列丛书的主编。他和陈来教授离开北大转入清华国学院，我始终认为这是北京大学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我在席间顺便提起想翻译国外族群研究经典著作的事，刘东兄当即要我把这个书单发给他，他表示愿意尝试着帮我联系出版社，这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但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挫折之后，我对此实在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回顾此事，我当时还是大大地低估了刘东兄的影响和能量。也就是在几个月之后，他就告诉我，译林出版社愿意出版并已经开始与版权所有者联系相关版权转让事宜，并将纳入他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事宜终于尘埃落地，中国将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学生和关心民族问题的读者可以通过它们的中文版了解这些在西方早已普及多年的基础知识，悲的是这件事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迟到了二十多年，我这个年过六旬、即将退休的人，已经没有当年充沛的精力来面对这项工作了。
译林出版社目前确定了版权的有三本书，分别是戈登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 种族、宗教和族源的角色》、乔治 ?伊顿 ?辛普森（George Eaton Simpson）和米尔顿?英格尔（J. Milton Yinger）合著的《种族与文化的少数群体：关于偏见与歧视的研究》（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和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我先开始动手翻译的，是辛普森和英格尔合著的《种族与文化的少数群体》，2012年春天我在波士顿访问的三个月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这本书。也许是年龄的原因，也许是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多个学科，同时篇幅太大，在翻译过程中自己颇感精力不济，三个月里只勉强译完了全书十八章中的前七章，考虑到手边还有必须完成的其他事，我只好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决定把后半部分的九章委托给我已毕业的一个学生继续完成，以便能够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翻译戈登这本书的工作上来。
正巧 2012年秋季台湾“中研院”的王明珂教授访问北京，见面时我曾向他提起是否有可能短期到台湾访问一事，他这几年正在台湾中兴大学兼职，表示愿意安排邀请我来中兴大学访问三个月，我当时心里的计划就是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来翻译戈登的这本书。中兴大学位于台中市的南区，远离台北的“中研院”和其他大学，所以相对比较清静，可以专心做事。到了 4月底，这本书的各章基本译完，这项工作可告一段落。尽管我对自己的译文并不满意，各类错误在所难免，每次重读必有修订之处，但是终于接近尾声，很快即可发给译林出版社进入编辑程序。因此这本书的排版付印，很可能要在辛普森和英格尔的那本大书之前了。至于另外那本安东尼 ?史密斯的《民族认同》一书的翻译，我也计划委托我的另一名学生来做。无论如何，我自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即开始做的这个翻译英文族群研究经典著作的梦，到今天总算是看到了一点曙光，可以部分释怀了。我应该感谢的，自然还是刘东教授，没有他的大力推荐，恐怕此事至今还是没有眉目。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三本译著也许并不能给出版社带来多少效益，但是它们在促进中国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工作方面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决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我只能说“功德无量 ”这四个字。
下面对于戈登的这本书再多讲几句话。
作为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族群的移民国家，美国如何在这些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差别极大的多元化人群中建立“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如何化解历史上遗留、累积下来的种族矛盾和族群隔阂，这是独立后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长期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也就不会有一个统一和强大的美国。戈登这本书围绕着美国各族群的同化和融合问题从理论和政策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讨论，苦苦探索和发掘美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凝聚因素、凝聚框架和凝聚力量，寻找构建美利坚民族的“正能量”，期望美国的族群“亚社会”的问题终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途径。他把许多全新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思路引入美国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野之中，这正是这位资深社会学家的勇于创新之处。
纵观全书，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戈登教授不仅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洞察力的睿智学者，而且是一位深深关切美国族群关系未来良性发展的善良的人，他从内心企盼每一个美国人（包括黑人和所有少数族群的成员）都能够与白人共享美国的社会理想和民主制度，都能够享有真正平等和完全的公民权。在书中讨论美国新教徒中的宗教排外主义的倾向时，戈登引用了亚伯拉罕 ?林肯在一封信中写下的话：“在我看来，我们堕落的速度真的很快。初，我们宣称‘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并以此成为一个民族（nation）。现在我们在实践中把这句话解读为‘所有的人生来平等，但是黑人除外’。当‘一无所知党’的党徒们控制了国家时，这句话将被解读为‘所有的人生来平等，但是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除外’。当这一切发生时，我将选择移民去其他至少不会虚伪地装作热爱自由的国家，例如俄国，在那里君主专制是公开而纯粹的，没有掺杂着虚伪。”在这段话中，我们读出了坚持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总统对于民主、平等和自由理想的热切追求和他对族群民族主义者的鄙视，也感悟到戈登教授对这一理念的充分肯定和推崇。
……

《临床医学的诞生》是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18、19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临床医学的诞生》是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18、19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对包括精神病学、疯癫史、性、临床医学等在内的人文科学诸领域进行了广阔而卓越的研究，《精神病与人格》《词与物》《古典时代疯狂史》《性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对于当代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刘北成（1949— ）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近代史、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著有《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译有《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合法化危机》《社会权力的来源》等。

前 言
章 空间与分类
第二章 政治意识
第三章 自由场域
第四章 临床医学的昔日凄凉
第五章 医院的教训 
第六章 征候与病例
第七章 看与知
第八章 解剖一些尸体
第九章 可见的不可见物 
第十章 热病的危机 
结 论

《临床医学的诞生》是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18、19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对包括精神病学、疯癫史、性、临床医学等在内的人文科学诸领域进行了广阔而卓越的研究，《精神病与人格》《词与物》《古典时代疯狂史》《性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对于当代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刘北成（1949— ）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近代史、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著有《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译有《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合法化危机》《社会权力的来源》等。

第四章 临床医学的昔日凄凉

医学知识应该在病人床边形成的原则，并不是起源于18世纪末。医学里的许多革命，即使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在这种临床经验的名义下进行的，以这种经验作为主要资源和固定规范。但是，决定这种经验的栅网本身在不断地变化—这种栅网决定了如何获得这种经验，如何把经验接合成可分析的因素，如何找到一种话语程式。不仅疾病的名称、症状的组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应用于病人身体的基本感知符码，观察对象的领域，医生凝视所穿越的人体表面和深层，这种凝视的整个指向体系也发生变化。
自18世纪起，医学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总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病人床边一直有恒久而坚实的经验的位置。这种经验不同于理论和体系，因为理论和体系始终变动不居，用它们的种种思辨掩盖了临床现象的纯粹性。这种理论性被认为是造成持续变化的因素，医学知识的各种历史变异的出发点，各种冲突与衰亡的场所；医学知识正是用这种理论因素掩饰了自己脆弱的相对性。相反，临床经验被认为是促成医学知识正向积累的因素；正是这种对病人的经常凝视，这种历久弥新的关注，使得医学不会因出现一种新的思考而全盘作废，而是能够在其喧嚣的历史情节层次之下保存下来，逐渐地呈现出一种明确的真理形象，这种真理即使不是彻底的，至少也是发展的，具有持续的历史性。人们通常认为，在临床经验的恒定性中，医学把真理与时间联系在一起。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医学史就是借助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说法拼凑而成。据说，正是在临床经验中，医学发现自身的可能起源。在人类之初，在有各种虚妄的信仰、各种体系之前，医学完全是病痛和治疗方法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这种关系属于本能与感觉，而还谈不上经验；它是由个人针对自身而确立的，尚未进入社会网络：“病人凭感觉知道哪一种姿势使他舒服些或更难受。”健康人能够观察到这种无须知识的介入就建立起来的关系；而这种观察本身并不是进一步认识的契机；它也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它是自发而盲目的：“在此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我们：凝视自然”；它会自行衍生，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从而变成一般的意识形式，每一个人都同时成为这种意识的主体和对象：“所有的人毫无区别地运用着这种医学……每个人的经验都传递给别人……这种认识从父辈传给子孙。”在成为一种知识以前，临床经验是人类与自身的一种普遍关系：那是医学的极乐时代。当人类懂得书写和秘密之后，衰败就开始了，即这种知识被一个特权集团所瓜分，凝视与言说之间那种既无障碍又无限制的直接关系也瓦解了：人们所了解的东西一旦经由知识秘传方式来传递，就再也不能交流给别人，也颠倒了实践用途。
毫无疑问，医学经验在很长时间里依然是开放的，并成功地维持了看（voir）与知（savoir）之间的平衡，从而使自己免于错误：“在遥远的时代，医术是在其对象在场的时候传授，年轻人是在病人床边学习医学”；病人经常被收容在医生自己的家里，学生跟随着老师从早到晚巡视病人。希波克拉底似乎是这种平衡状态的后一位证人和暧昧的代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医学似乎不过是这种普遍而直接的临床经验的符码化汇总；它构成了早的总体意识，在这种意义上，它看上去与原始经验一样“简朴而纯粹”；但是由于它为了“方便其学习”和“缩短学习时间”而把这种经验组织成一个体系，因此在医学经验里便引进了一个新的维度：这是一种知识的维度，这种知识本身不包括凝视，因此可以名副其实地说它是盲目的。这种不具有观看功能的认识乃是造成各种错觉的根源：一种任由形而上学作祟的医学可以大行其道：“在希波克拉底把医学简化成一个体系之后，观察就被抛弃了，而哲学则被引入医学。”
这犹如一次重大的日食，由此开始了各种体系的漫长历史，其中要理解这种在18世纪末常能见到的理想化描述，必须参照后来的临床医学制度与方法：这种描述赋予了它们一种普遍的、历史的地位。它在描述它们时，仿佛是在把一种永恒的真理重新放置进一种连续的历史发展中，而各种事件则构成一个否定的序列：遗忘、错觉和隐匿。事实上，这种重新撰写历史的方式本身就逃避了一种更真实也更复杂的历史。它在掩盖这种历史时，把所有的病例（cas）都按照这个词的古老意义纳入临床方法；由此，它认可了后来所有的简化说法，于是临床医学也就变成仅仅意味着对个人的检查。
为了理解临床经验的意义与结构，我们首先必须重新撰写体现了将其组织起来的那种制度的历史。从编年系列的角度看，直到18世纪后几年，这种历史是极其有限的。
1658年，弗朗索瓦?德拉布埃（Fran.ois de la Boe）在荷兰莱登的医院里开设了一所临床医学学校；他还将随后的一系列观察报告结集成《医院学院》（Collegium Nosocomium）予以发表。他的后继者中有名的是布尔哈夫（Boerhaave）。自16世纪末，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可能已经设了一个临床医学的教职。不管怎样，正是在莱登，由布尔哈夫及其弟子在18世纪开创了欧洲各地设立临床医学的教职或研究所的潮流。1720年，布尔哈夫的一些学生在爱丁堡大学进行改革，按照莱登模式设立了一所教学医院；伦敦、牛津、剑桥和都柏林都有人效仿他们的榜样。1733年，范斯维登（Van Swieten）根据要求提交了一份在维也纳医院建立临床讲座的计划：位讲座教师是布尔哈夫的学生德哈恩（de Haen），他的后继者先后是斯托尔（Stoll）和这些看上去都是确凿的事实。为了理解它们的意义，确定它们所引起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考察一系列有可能贬低它们的重要性的评论。对每个病例进行检查，对它们进行详细记录，对它们做出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些都属于医学经验中一种悠久而坚实的传统；组建临床讲座与医学对个体事实的发现无关；自文艺复兴以来发表的无数病例汇编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外，人们普遍承认需要通过实践来进行教学：实习医生到医院见习当时已是普遍现象；有些实习医生住在医院里，在一名医生的指导下实习，从而完成他们的训练。既然如此，这些临床建制究竟有何新奇和重要之处，以至于在18世纪，尤其是在该世纪尾声，人们给予它们那么高的评价？这种原始临床讲座（proto-clinique）在哪方面既不同于从来与医学密不可分的那种自发的实践，又不同于后来集特定的经验、分析方法和教学方式于一身的那种复杂而一致的临床体系？它可以被归因于18世纪医学经验（它与这种经验是同时代产物）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结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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