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内容 2019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法释〔2019〕7号，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五）》]，该解释共六条，旨在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第1款规定了关联交易（ Related Transactions）抗辩无效的情形，即法院不支持仅以已经履行披露交易信息和经过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定程序为由的抗辩，以此否定关联交易人（ Related Party）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法定或章程所定程序同意的“违法性阻却”效果。易言之，关联交易人在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交易时，仅告知了相关关联交易的事实，并经由股东（大）会等程序以符合法定或章程所定的有效决议条件通过，尚不足以使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正当化。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所述，设置该条是鉴于实践中存在关联交易人利用在公司中的地位和影响，使法定程序虚置的现象，导致程序无法发挥事前的预防作用。该解释与《公司法》相互配合，对于判定关联交易的正当性与否，维护正当关联交易、规制不正当关联交易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第1款在很大程度上使已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仍可落人不正当关联交易的辐射范围内，避免损害公司利益的不正当关联交易因程序合法而逃避规制。此外，该款在《公司法》第21条“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构成要件基础上，又强调了仅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赔偿责任的不可豁免性，反向弥补不正当关联关系利用之认定的要件缺失，增强不正当关联交易认定的确定性及可行性，明确司法裁量基准，对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高司法裁判的统一性颇有助益，助推新时代企业之发展。一、问题的提出《公司法解释（五）》虽具有时代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据《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第1款所言，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可以《公司法》第21条作为请求权基础，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赔偿损失。《公司法》第21条旨在禁止利用关联关系（ Association Relationship）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应当注意到，司法解释中的“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可依实体法中禁止利用关联关系的规定来请求赔偿。因此，厘定关联交易与关联关系的联系、确定请求权基础的范围与适用情形，避免法条冲突，成为《公同法解释（五）》第1条第Ⅰ款适用的前提条件。第二，《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第1款与《公司法》第21条的配合适用，也将因第21条与自我交易越权担保等条款之间关系的疑窦，而产生适用上的困惑。准此以言，《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第1款的适用绕不开其与《公司法》的体系联系，应在公司法体系內厘清彼此之间的适用关系，避免在认定不正当关联交易时顾此失彼。第三，《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第Ⅰ款否定了履行法定程序在认定不正当关联交易时的可豁免性，反向地为司法实践中认定关联交易的正当性与否提供了思路，但《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第1款和《公司法》第21条均未对关联交易的正当性进行正向认定。可见，《公司法解释（五）》的规定虽为认定关联交易不正当性的必要内容，却尚不充分，《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第1款虽细化了《公司法》第21条的适用，但并未使之完满。因此，如何正视对《公司法》第21条的解释与适用问题的研究，以及如何协调《公司法解释（五）》与《公司法》相关条文的关系，进而使其在司法中全面、准确地适用，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笔者将以《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第1款为切入点，结合其与《公司法》之关系，立足司法实践，分析关联交易正当性与非正当性的界限，为解释适用《公司法解释（五）》提供思路，以抛砖引玉。关联交易与关联关系的关系厘定公司法解释（五）》明定了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的赔偿责任，而未沿用《公司法》第21条规定的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关系的表述。从文义上看，《公司法解释（五）》未采用“关联关系”一词，而将“关联交易”作为规制对象，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差异性。因此，厘清二者的关系成为《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与《公司法》第21条衔接适用的前提。（一）主体身份：关联关系1.关联关系的实定法规定不周延1997年财政部出台了部门规章《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以下简称1997年《企业会计准则》），在附件一第5条中明确列举了五项“关联方关系”的类型，包括控制关系、合营关系、联营关系和家庭关系（第4项、第5项）四类。附件二及2000年财政部会计司对适用疑难问题进行的解答，均明确要求认定关联方关系时应“重实质，轻形式”。此时关联方关系中的“关联方”并未明确，而是以四类关系确定关联方，凡具有上述关系，即为关联方关系。质言之，用关联关系来解释关联方关系，解释中心、重点和难点皆落脚于关联关系，采“关联方关系”之用语实为不恰当、不精确。财政部于2006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一关联方披露》（以下简称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取代前述1997年《企业会计准则》。但仅在第2条对关联方关系之披露义务作了规定，其后并未对其进行解释，只采用“关联方”一词，并沿袭2000年财政部认定关联方关系“重实质，轻形式”的精神在界定关联方时注重其对交易的控制力和重大影响的判断。财政部通过解释关联方间接明确关联方关系意义的方式并未“牵住牛鼻子”，而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借鉴财政部1997年《企业会计准则》的立法经验及实践，吸收学界的理论解读与批评，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新增“禁止关联行为”作为“总则”第21条，并在“附则”中新增第217条“本法所涉相关用语的含义”，对关联关系用语之内涵加以明确。《公司法》作为法律，是作为部门规章的《企业会计准则》的上位法，且前者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企业会计领域，还贯穿于公司设立、运行和终止的全过程。《公司法》对关联关系规制缺位的情况不再，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认定关联行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关联关系取代了关联方关系。新修正的2018年《公司法》第216条第4项一直沿用2005年《公司法》的表述，与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相比，现行《公司法》摒弃关联方的认定，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代之，并以关联关系为中心界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实定法虽对关联关系之内涵加以界定，但该界定并未消除对关联关系认定之困惑，主体是否只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三类而导致范围过窄？这引发了解释与适用上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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