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悬泉汉简

前  言

悬泉汉简，出自悬泉置遗址。
悬泉置遗址的位置在今甘肃省敦煌市以东六十公里、瓜州县至敦煌市瓜敦公路南侧一·五公里处的山前地带。北纬40°15′53.02″，东经95°19′45.61″。
其北由近及远，八公里处是甜涝坝，约十五公里处是西沙窝，大约三十六公里处是自东向西流淌的疏勒河下游河道，汉塞烽隧横贯其间。
其南有三危山余脉乱山子和截山子形成的天然屏障。遗址南面一公里左右的山谷中，有泉水流出，终年不断。按照汉简的记载，其东大约三十公里处有鱼离置，其西三十公里处有遮要置，都是汉晋时期分布在山前地带东西大道上的驿置机构。
“悬泉”一名的出现，大概早于悬泉置的设置。根据《凉州异物志》记载：“悬泉水，一名神泉，在酒泉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水，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以获济。今有祠甚严，郡侯岁谒。”清代学者张澍在所辑《凉州异物志》的序言中推测，《凉州异物志》应为汉晋时敦煌人宋膺所作，与史书多有征引的《宋膺异物志》同为一书。上面的记载虽然附会了太初年间（公元前一○四至前一○一年）李广利伐大宛的故事，还衍出“酒泉”二字，但大致可以肯定，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悬泉置设置之前，“悬泉”一名就已出现在敦煌一带。后来北魏人阚骃的《十三州志》、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及清人在道光年间所修《敦煌县志》，都曾抄录上述记载。只是删去了“酒泉”二字并将其系于敦煌县之下。
汉晋时期，“悬泉置”设置于此，“悬泉”一名频繁出现于几万枚汉简之中。《续汉书•郡国志》敦煌郡下刘昭注引《耆旧记》曰：“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刘昭是南朝梁人，去古未远，知道此地是两汉时期的一大名胜，同悬泉置的设立应该有很大关系。
隋唐以后，根据敦煌遗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记载，此地曾设过悬泉乡、悬泉驿、悬泉镇、悬泉堡、悬泉守捉等。唐五代时期，悬泉乡是敦煌县十四乡之一，悬泉驿是当时十九驿之一，悬泉镇是曹氏归义军时期八镇之一，悬泉守捉亦为开元年间的重要军事驻地。《后汉书·盖勋传》“敦煌广至”李贤注：“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东，今谓之县泉堡是也。”根据敦煌遗书S.514《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的记载，此地当时还有稠密的人口和大量的可耕土地，足可说明隋唐五代是继两汉以后悬泉地区的又一个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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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平方米，开5×5和10×10米两种探方一百四十一个。清理出坞院一座，大约50×50米，坐西向东、土坯砌筑。房屋二十九间，院东、院南并有附属建筑。坞院西南有魏晋烽隧一座叠压于汉代遗址之上，7×7米左右，高一米。出土遗物中文献纸张类有汉简三万五千余枚（有字简二万三千余枚，经过整理编号者一万八千余枚），帛书十件，纸文书十件，墙壁题记一块，毛笔四支，麻纸四百六十余件。生活用品类有竹木漆器、草编器、皮革和丝、毛织品六千余件。生产工具二百三十多件，主要为铁制犁、臿、铧、削、镰、锛、铲、刀等。其他还有五铢钱、新莽钱币、车马器残件、木梳木篦、玩具、印章、封泥等；农作物有大麦、粟、糜、豆、苜蓿、大蒜、核桃、胡桃、杏核等；还有大量马、牛、羊、骆驼、鸡、狗、兔等家畜骨骼；各类罐、盆、甑、瓮等灰陶片，共三万余件。
悬泉汉简中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晚的纪年简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年），前后跨越二百一十八年。其内容大致涉及这二百一十八年及其前后若干年的历史史实，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以及边地风情、日常生活等。尤以邮驿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见长，是两汉丝绸之路的实时档案和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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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十一月至二○○三年元月，张德芳组织国内简牍研究专家胡平生、谢桂华、李均明到兰州，同岳邦湖、初世宾、何双全、张俊民、王元林一起在原释文初稿的基础上，再次对简文进行校释。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李均明先生背来了他们自己改装的简易红外线阅读器，兰州方面依样画葫芦也拼装了两台。三个组每组一台，一条一条重新释读简文。经过改装的红外阅读器虽然构造简单，但简文释读效果大有提高，很多过去一般光线下不能看清的字，赫然间清晰可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加班加点，不辞辛苦。元旦过节，大家都在屏幕前，一字一句，争论不休。苦在其中亦乐在其中。后来胡平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样一批人，就整体能力而言，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释读西北简牍能力强的班子。经过这个班子‘过滤’过的释文，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错误，但至少可以说，已经把错误降低到的程度”。说明整理人员的释读水平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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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汉简一万八千枚，拟分八辑出版。每辑收录原简约二千三百枚，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同时呈现，释文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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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的彩色照片和红外照片以及简文的录入，由张德芳完成。

悬泉汉简出土于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悬泉置遗址发掘于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曾被评为一九九一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二〇一四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该遗址出土各类文物七万余件，其中出土汉简三万五千余枚，有字简二万三千枚，经过整理者一万八千枚。该遗址地处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大道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保存*为完好、出土文物*多的我国汉晋时期的邮驿机构。位于今安西、敦煌之间，经过1991—1992年四次集中发掘，共掘获汉简2万余枚（经过整理编号者18000余枚）。悬泉简中*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晚的纪年简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年），前后跨越二百一十八年。其内容大致涉及这二百一十八年及其前后若干年的历史史实，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以及边地风情、日常生活等。尤以邮驿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见长，是两汉丝绸之路的实时档案和原始记录。这批重要的出土简牍，是西北汉简资料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两汉丝绸之路繁荣的历史见证，是今人研究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历史渊源的*手资料。或可补史籍之缺载，或可正史载之讹误，将引领西北汉简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悬泉汉简拟分八辑出版。每辑收录原简约二千三百枚，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同时呈现，释文紧随其后。末附简牍形制尺寸表，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更为丰富的信息。

悬泉汉简出土于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悬泉置遗址发掘于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曾被评为一九九一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二〇一四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该遗址出土各类文物七万余件，其中出土汉简三万五千余枚，有字简二万三千枚，经过整理者一万八千枚。该遗址地处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大道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保存*为完好、出土文物*多的我国汉晋时期的邮驿机构。位于今安西、敦煌之间，经过1991—1992年四次集中发掘，共掘获汉简2万余枚（经过整理编号者18000余枚）。悬泉简中*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晚的纪年简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年），前后跨越二百一十八年。其内容大致涉及这二百一十八年及其前后若干年的历史史实，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以及边地风情、日常生活等。尤以邮驿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见长，是两汉丝绸之路的实时档案和原始记录。这批重要的出土简牍，是西北汉简资料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两汉丝绸之路繁荣的历史见证，是今人研究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历史渊源的*手资料。或可补史籍之缺载，或可正史载之讹误，将引领西北汉简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悬泉汉简拟分八辑出版。每辑收录原简约二千三百枚，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同时呈现，释文紧随其后。末附简牍形制尺寸表，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更为丰富的信息。

张德芳，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西北汉简的整理研究，主持完成《肩水金关汉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地湾汉简》《玉门关汉简》等重要整理工作，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悬泉汉简整理与研究”。

前言                                      

张德芳
附：大漠雄风 丝路瑰宝——敦煌悬泉置汉晋驿站遗址考古发掘  戴春阳

凡例

上册 彩色图版

下册 红外线图版

简牍形制尺寸表

悬泉汉简出土于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悬泉置遗址发掘于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曾被评为一九九一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二〇一四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该遗址出土各类文物七万余件，其中出土汉简三万五千余枚，有字简二万三千枚，经过整理者一万八千枚。该遗址地处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大道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保存*为完好、出土文物*多的我国汉晋时期的邮驿机构。位于今安西、敦煌之间，经过1991—1992年四次集中发掘，共掘获汉简2万余枚（经过整理编号者18000余枚）。悬泉简中*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晚的纪年简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年），前后跨越二百一十八年。其内容大致涉及这二百一十八年及其前后若干年的历史史实，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以及边地风情、日常生活等。尤以邮驿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见长，是两汉丝绸之路的实时档案和原始记录。这批重要的出土简牍，是西北汉简资料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两汉丝绸之路繁荣的历史见证，是今人研究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历史渊源的*手资料。或可补史籍之缺载，或可正史载之讹误，将引领西北汉简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悬泉汉简拟分八辑出版。每辑收录原简约二千三百枚，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同时呈现，释文紧随其后。末附简牍形制尺寸表，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更为丰富的信息。

张德芳，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西北汉简的整理研究，主持完成《肩水金关汉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地湾汉简》《玉门关汉简》等重要整理工作，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悬泉汉简整理与研究”。

敦煌悬泉置虽伴随着汉武帝对河西开发应运而生，并在丝路熙来攘往的东西交流的历史大潮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其废弃之后，终于湮没于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下，而不再为世人知晓。1987年，在甘肃省文物普查工作中，敦煌市、安西县文物普查小组相继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以东约3公里的三危山北坡发现散落的陶片和残简，并初步认为是一处汉代遗址。1988年我所派专业人员对此遗址进行了复查，对其分布范围、性质、时代作了进一步勘查。由于该地风沙较大而该遗址堆积较浅，文化遗存受风沙侵蚀较甚。为抢救保护该遗址，我所于1990年下半年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90年10月至1991年元月对遗址进行了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主要集中于遗址两侧，出土了大量简牍，进一步加深了对遗址驿站性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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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大量简牍为当时边郡及与内地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活动的实录，且多为正史所缺佚，故有着较高的补阙证讹的史料价值。
——《大漠雄风  丝路瑰宝——敦煌悬泉置汉晋驿站遗址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