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苔

方言之魅，职人之作
文\欧宁

    这是一部30 万字的“巨构”，时间跨度从光绪九年（1883）到辛亥革命（1911），与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几乎相同。《苔》的故事发生地为嘉定（乐山旧称），周恺显然下定决心来写一部他家乡的断代史。隔着这么久远的距离却又要写出“临场感”，这正是小说要迎接的挑战。它与历史研究之类的非虚构写作不同，不仅要求作者收集和研究原始素材的能力，更考验作者的想象力和重新组织叙事的能力。不像很多从个人经历出发的年轻作者，周恺一开始就偏向用第三人称讲述“他人”的故事，他没有被自己的肉身体验所限，而是依靠阅读和考证去拓展自己的眼界，到方志、族牒、传奇、掌故、旧闻中去开挖他的文学矿藏。
    这部长篇从一个回乡重整家业的地方缙绅李普福寻找新生儿承续家族香火写起，以桑农刘基业的两个儿子的不同命运为两条线索（李世景被抱入李家成为土豪继承人，后资助革命党；刘太清则留在底层成为石匠，后变成绿林山匪），中间穿插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新学的兴起、科举的终结、保路运动等历史事件，把大清政权的危机、反对派的滋长、秘密会社的活跃、地方秩序的迭代、大家族没落的故事，渐次编织在周恺的家乡地理的经纬网络上，把嘉定这个地方的二十多年的嬗变浓缩于一册书写。相对于王笛和司昆仑那些以真实和科学为准绳、聚焦于四川特定时期的微观史学著作，这样的文学书写能把读者更深入地带到更逼真的历史现场。随着叙事线索的展开和文学细节的放大，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史学的代表人物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孔飞力（Philip A.Kuhn）等时常也要收纳文学作品这种非信史材料，甚至汲取文学叙事的写法。周恺在这部小说中对哥老会和民间手工业行会的规条和切口、地方团练的层级和组织方式、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
各个环节、妓寨和烟馆的空间场景、蜀地民俗的细枝末节、清末学制和课程的设置等等的细致还原，已经达至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精确要求。他在这方面下的苦功夫，夯实了他的虚构写作的历史背景，为故事的叙述铺设了清晰可见的时代底色。而对那个时代的乐山方言的进一步淬炼，更是加强了这部小说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苔》对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的师承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但让周恺区别于李劼人的，正是他们各自写了不同的“地方”：李劼人写的是成都地区，周恺写的是乐山地区，尽管共享了四川一省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但它们分属两人文学世界不同的“原乡”。每个“地方”，大至一国、一省、一城，细至一个街区、一个村庄，都有各自的DNA，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以非常细微。通常辨识一个“地方”的依据是“地方知识”，古希腊称之为“米提斯”（metis），它是指一个地方独有的无法被转译为通识的经验。例如方言、地方性的度量衡、未经规划自发形成的社区地理、历史记忆、邻里关系、身份认同、食物偏好、传统手工艺、以身体进行记忆的秘诀等等，它是匿名的，没有个人著作权的，它会根据日常生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适，但始终根植于一方水土，帮助形成地方风俗和地方性格。对这种地方知识的获得，来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经历以及后天继发的研究，它对人的长期濡化，进而会使人形成对家乡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这个词由英国诗人约翰• 贝杰曼（John Betjeman）首创，后来被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普及，用来指称人与地方或环境的情感纽带。正是这种指向不同的“恋地情结”，形成了李劼人和周恺文学世界的差异。
    《苔》可以称得上是乐山“地方知识”的集大成者，而周恺对乐山的“恋地情结”，则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生态中发育生成了一个闭合自足的地景系统。如同《繁花》一样，它是对全球化无差别文学生产线的抵抗。从全世界的范围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是众多语种写作中的一个小的系统，而地方性题材的方言写作又是更小的系统。从国族差别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中国哪个地方的方言写作，都要从他们共享的中文传统文学资源中寻找养分，这样才可以形成与其他国家或语种不同的“中国性”，而不同国家或语种的流通，则要交给翻译来完成。从《苔》和《繁花》往前追溯，可以看见的是一条从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到曾朴的《孽海花》，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再到明清话本的清晰的营养链，不同时期的文学风景扎根于不同的地理和历史，但它们血脉相通，共处于多元化的世界文学的同一生态位。诚然，地方性的写作会提高交流成本，一部30 万字的中文小说可能不符合英语出版市场适当可控的字数标准，但作家不以市场为导向的写作以及他们作品中的地方印记，才是真正有机的世界文学图景的构成要素，它们是从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千差万别的植物，而非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
阅读《苔》如同欣赏一件职人手作，它以经年累月的劳动打磨而成，你不知道它的窍门在哪儿，但光滑的语感和复杂的故事肌理让你惊奇不已。又如同在市井街头茶馆听人摆龙门阵，只见七嘴八舌，人声鼎沸，但说法千头万绪，真假莫辨。它涉及的人物五花八门，都是动荡时代里如苔草般附土求存的生命，在方言和地方环境的包裹下，个个都带有川人的性格因子：从精明的富商李普福，到狡黠的蚁民刘基业；从懵懂成长的李世景，到沦为匪寇的刘太清；从道貌岸然的书院山长袁东山，到激进勇猛的革命党人税相臣；还有数不清的次要人物和众多的女性角色，但小说没有女主角，着墨较多的是李普福的幺姨太，因与刘基业私通而被溺毙。如同徐皓峰的一部民国小说《大日坛城》一样，《苔》写的也基本上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里面的女性人物在故事主线中没占多少篇幅，或者写到了，但人物欠缺主体性，这恐怕也要和徐皓峰一样遭到女性主义读者的诟病。幺姨太虽然敢于越轨，但并不像李劼人《死水微澜》里的邓幺姑那么火爆激烈。李劼人写邓幺姑，是自然主义的写法，并不是对流行的妇女解放观念的图解。读者大可不必执着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妇女解放的政治正确，也不必用今天的性别理论去要求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自然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产生的文学流派，主张超级真实，作家要隐藏自我，力求客观，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写作，不强加观点，不塑造典型人物，不追求戏剧性。这个在二十世纪已不是什么新手法，它甚至被引申为超级写实主义（Hyperrealism）绘画和雕塑，以及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基本原则。
《苔》继承了李劼人的自然主义笔法，孜孜以求一个地方历史的真实。为了保持客观冷静，它甚至去掉了《阴阳人甲乙卷》中那种带有历史书写者口吻的评论和感慨。乐山和四川的读者应该感谢周恺，他为自己的家乡写作了一部充满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的大传。《天南》曾经的作者阿乙和任晓雯近出版的《早上九点叫醒我》和《好人宋没用》也是展开地方书写的长篇作品，前者聚焦江西瑞昌，后者聚焦上海，都是他们各自的出生地。这令我想起小时阅读的黄谷柳的《虾球传》，尽管带着我那时尚不能辨识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对珠江三角洲泛粤语地区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却令我备感亲切。我们的生命被造物主投放在一个不能自择的地理上的小点，随着我们的成长，这个陌生的空间慢慢变得熟悉，慢慢变成承载记忆的一个地方，当我们离乡远行，它变成了我们不断思念的原乡。在全球化无远弗届、人与事激烈变迁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来保存我们的地方知识，激活我们的地方记忆。

2018 年4 月23 日，芝罘

历史如风，
众生如苔，
听江水拍岸，
见人间无常。
本书作者周恺披阅群书，跋涉山川，以大悲悯之心，为当代人讲述了一段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家族故事。
话说晚清年间的四川嘉定（乐山），富商李普福家财万贯，妻妾六房，却无一子嗣承续香火，正巧碰见一户桑农生了对双胞胎，便抱养了其中一个，取名李世景，而另一个孩子后来被取名为刘太清，从此两兄弟际遇悬殊。
小说以两兄弟的不同命运为线索，再现了蜀中百年前的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茶馆、染坊、饭铺、酒肆、青楼……市井之气，喷涌而出；袍哥、山匪、买办、纤夫……江湖之上，人来人往。阅读此书，如闲坐茶馆，听人摆龙门阵，千头万绪，真假莫辨。

周恺
1990 年生于四川乐山。2012年在《天南》发表小说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2013年获香港第五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

历史如风，
众生如苔，
听江水拍岸，
见人间无常。
本书作者周恺披阅群书，跋涉山川，以大悲悯之心，为当代人讲述了一段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家族故事。
话说晚清年间的四川嘉定（乐山），富商李普福家财万贯，妻妾六房，却无一子嗣承续香火，正巧碰见一户桑农生了对双胞胎，便抱养了其中一个，取名李世景，而另一个孩子后来被取名为刘太清，从此两兄弟际遇悬殊。
小说以两兄弟的不同命运为线索，再现了蜀中百年前的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茶馆、染坊、饭铺、酒肆、青楼……市井之气，喷涌而出；袍哥、山匪、买办、纤夫……江湖之上，人来人往。阅读此书，如闲坐茶馆，听人摆龙门阵，千头万绪，真假莫辨。

周恺
1990 年生于四川乐山。2012年在《天南》发表小说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2013年获香港第五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

楔子

李氏望族的辉煌是从李稽典的“万担宏愿”开始的。自乾隆末年起，李稽典四子先后考取功名，长子入罗思举戎幕，次子任秦州知府，三子入户部，四子为黎平同知。他借此结交官府，开办丝号吉人亨，许下“富甲一郡，良田万担”之愿。嘉庆年间，位于草堂寺的李氏宅邸仅厨房就有九间，另有大小天井四十八个、花厅八间、上下房九十间，还不算他为四个儿子建的小院落。此后，乱匪举事渐多，道光九年，逢李稽典古稀之寿，他捐出二千三百两银子整修城墙，雇丁勇百名，护卫宅邸，一场场血雨腥风后，私产并无太大损失。道光十二年，李稽典寿终，只留下一句：“有田土九千七百担。”四子李怀易回来奔丧，听罢此言，立即在白庙乡购田三百担，并留下家眷家丁百余人。
在李稽典四个儿子的经营下，吉人亨产业渐渐扩大，凭着雄厚的底子，以低廉的丝价挤垮其他生丝户，一家独大后，再哄抬丝价，促使制绸成本增加，伺机并购绸庄。李氏在白庙、苏稽、水口等地的田土专事种桑养蚕，每年春分过后取丝，再将新丝运到城头隶属李氏的四家织局；熟练的织工两两合作，一天出半匹坯绸，后送到练染坊。成品绸缎或生丝分别经水路、驿路销往成都省，返回时，吉人亨的车队和商船还会捎回些杂货，自用或者出售。
正春风得意时，不想顺天军在川滇起义。咸丰十年，李稽典出资修筑的城墙没有阻挡住李短鞑和蓝大顺，义军打进嘉定府，烧掉了李氏宅邸，空巢烧了两天两夜。待李稽典的子孙归来时，家业已被焚毁。再及同治五年，十名苦力捣毁嘉定府东、西、北门三个厘局，局绅失踪，举城商贾罢市，吉人亨旗下商行先后关门倒闭，只余本业绸庄丝号还苦苦维系着，嫡系孙辈纷纷外出谋官。
当初李怀易在白庙乡购买的三百担田落到了庶出的李普福手头。李普福是同治十二年的拔贡生，朝考后任澧州州判，光绪九年开缺回籍，从嫡兄弟手头打来田土，单另办起了福记丝号。彼时，宜昌已开埠，嘉定城渐兴洋纱洋布，本地土绸土缎没的销路，好在李普福在衙门任职时，认识不少两湖绸商，见本地绸庄办不起走，他便做起下江生意，与本地匹头铺合摊运费。船只下水载福记的生丝，上水载回匹头铺的纱布，不仅腾空了囤货，还与洋务官商搭上了线，每有新风头，他总是先得知。
李普福回乡次年便着手迁宅，他们起先住白庙场场口的一栋旧宅，桑田与茧坊却在铜河畔的刘河坝，相距十几里地。雇用的桑农常趁监工不在，偷拿生丝，李普福便决定到刘河坝划一片宅地，搬过去。动土当天恰见一颗两丈长的扫把星，当季又遇大旱，场上的大户尽都劝阻他，可他并没有延缓迁宅进度，只是在完工后请了个风水先生调整布局。新宅原有正房五间，左右耳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五间，下厅房十余间，下书房两间，带前出廊；调整后，一排右耳房或拆成菜园，或改作杂屋，大门歪斜，这样的格局招来了闲话，道李普福营的是歪门邪道。这话是乡绅传出去的，这么说，全因李普福派头盖过了他们，李普福归田时，裹走了州衙的一套行头，出门包锣开道，或坐竹编滑竿，或坐四抬官轿。关于李普福的闲言还很多，另一句更为歹毒，说李普福没的子嗣，万贯家财也无人继承。这话则是王棒客传出去的，他这么讲，并非刻意诋毁李普福，而是有别门心思。某日酒间，一桌子棒佬儿摆说李普福究竟存了好多银子在银庄头，尽都仿若亲眼见着，福记下人如何使六七乘板车，拉起银箱子朝钱庄去。到末了，王棒客幽幽道一句：“哪个都莫打我姑爷的主意。”听者一愣，再大笑，打诨问：“佳期定没有？”唯王棒客一副正儿八经的模样，说：“麻料都送过了。”
入宅当日，李普福在刘河坝摆了八十桌大席，堂口大爷、达官显贵、平头百姓皆为座上宾，除实亲外，一律谢绝礼金。待菜上齐，李普福携六房妻妾，头杯酒敬桑农，道：“圣贤书读了四十载，通通不作数，今后只认你们做先生。”第二杯敬绸商，道：“千年未有之变局，你们打的是头阵，我不过送些粮草。”第三杯才敬乡绅，道：“承蒙关照。”三杯饮尽，水烟司清了清嗓，代为宣布福记将捐资在汊河口开凿渡口，满堂起身齐贺。那王棒客等客伙散得差不多，才走到李普福侧边，先道了一番客套话，见李普福仍挂着笑脸，斗胆往下说：“我屋头有个黄花女子，媒婆受托来说过五六回，都被我打发走了。”李普福问：“先两天的拜帖是你送的？”王棒客点头。李普福凑到他耳边说：“正将缺炷香火。”王棒客忙道：“听闻了，听闻了，福爷挑个日子，我引她来，打个照面？”李普福光笑，不再搭他的白。
这王棒客是何人？
白庙场上有四大姓：宋、吕、杜、鲁。以埝沟为界， 有“宋半场，吕半截，杜鲁两姓一个角”之说，场上有三座戏台子，新戏台归宋家，文武宫戏台归吕家，旧戏台归杜家。吕氏族长吕济平行二，屠宰出身，清水皮礼字旗，因堂口二爷是留给关圣人的，故改喊平三爷。那王棒客正是吃他的浑水饭，替他杀过人，放过火，顶过罪，平三爷待他亦不薄，在胆巴桥送了他一套院子。
隔了一月，逢张爷会，平三爷请戏，胆巴桥一头是王棒客的院落，另一头就是文武宫戏台。戏台下是一片敞地，白天是烟市，烟贩收摊后，戏班就开始布置，台子上扯了门帘耳帐，台子下摆了六排桌椅，桌上有茶水和糖果。李普福到场时，六排桌椅都坐齐了，平三爷招呼他到前头，让了个头排的位子出来，族长、保长都起身作揖。李普福与平三爷共一张几，刚落座，平三爷便招手喊来一旁的王棒客：“开戏嘛。”又顺嘴问了句 ：“找到没有？”王棒客向李普福哈了下腰：“还在找。”李普福侧身问平三爷 ：“找啥子？”平三爷说 ：“他女子不见了，担怕是走落了。”王棒客去传了话，当家人便招呼戏子到后台点醒几句，锣师在侧边先一通打闹，鼓师领腔，净角先在上马门候场，帐内挑燃三星灯，捡场的吼了声：“哎哟喂。”净角颠转身就朝外头跑，众人大笑，灯光渐渐铺满帐子，这才看清帐子后悬了个人。平三爷跨上台，牵开帐子，这具挂着的女尸正是王棒客的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