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乡土重建

导 读   乡土还能重建吗？
张冠生
《乡土重建》是费孝通先生学术高峰期一本影响广泛的著作。
该书由储安平主持的观察社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初版，印数三千册；九月再版，加印两千册；十二月三版，加印两千册。
当时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一本讨论乡村问题的学术类著作能在短期内有如此销量，可见当年读者的趣味和关怀。
作者和读者心思相通，在书中寄托很深。从动机看，是要讨论当年中国从贫弱凋敝到复兴繁荣的根本思路。从目录看，逐一讨论了如下话题——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乡村·市镇·都会”；
“论城·市·镇”；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
“基层行政的僵化”；
“再论双轨政治”；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
“乡土工业的新形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
“节约和储蓄的保证” 。
这些话题中， 包含更多分支话题、从属话题、延伸话题。诸多更具体的话题在目录中看不到，需要读内文，如——
“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
“自治单位完整性的破坏”；
“乡村靠不上都会”；
“传统有机配合的脱栓”；
“怎么会穷得没有资本的？”；
“资本从哪里来”；
“提高农民生活程度的道路”；
“乡土还是我们复兴的基地”；
……
这本初版于整整70 年前的书，讨论的中国问题既是当时的，也是现在的。白纸黑字，在在皆证。
70 年间，中国已生惊世之变，“乡土重建”的话题却保鲜至今，其间大有意趣。遗憾的是，政学两界似乎都欠缺足够的感应和反应。对费先生的寄托、乡土元气的衰竭、乡土问题的严峻，都还懵懂。
欲懂《乡土重建》，还是先看看乡土社会的损蚀过程。中国农耕社会有个基础，叫叶落归根，构成社会的有机循环。这一循环里，人们小心伺候土地，尽力保持土地肥力，以利作物生长，满足生活之需。生活中的所有产物，即便弃物，也都加入循环过程，如落叶化作春泥。
一寸见方的布头，百衲成枕。一缕缕农妇的青丝，编织成木桶的背带。这是千百年里中国人的日常经验。
费先生说：“任何一个到中国乡村里去观察的人，都很容易看到农民们怎样把土地里长出来的，经过了人类一度应用之后，很小心地又送回到土里去。人的生命并不从掠夺地力中得来，而只是这有机循环的一环。甚至当生命离开了躯壳，这臭皮囊还得入土为安，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回到什么地方去。”
天长日久，这一循环滋养出桑梓情谊，形成告老还乡的传统。华侨飘洋万里，锱铢积蓄都寄回家，死后也要回乡安葬。
费先生有位祖辈，中举后奉派到云南做官，因瘴气死在任上。其弟为接其灵柩回乡，放弃自己前途，耗时数年，历经艰辛，终得如愿。费先生说，此事在现代文化中会以为毫无必要，但在费氏族谱上大书特书，被评为历代事业中伟大的一项。
漫漫历史中，出自乡村的文人、官员，更多的是生前即回乡—或卸任而还，或辞官而返，或遭贬黜而回，殊途同归。更有一直晴耕雨读、终老家乡者，代不乏人。这一群体绵延相续，为乡村社会保持着地方治理和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
这类人物，即便跃登龙门，身价百倍，也始终牵挂乡里，极少忘本。不惟不损蚀本乡元气，尤觉有更大责任，维护父老福祉，储备后世所需。修路、造桥、办学、息讼、敦伦……无不尽心竭力。
“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长的时期，人才辈出的。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这是《乡土重建》的一段文字。
费先生出生于这样的环境，祖辈、父辈也都是这等人物，熟悉得很。他习惯用事实说话，提供实证。为此，他和恩师潘光旦先生做专题研究，统计、分析了915 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结果是：52.50% 出自城市，41.16% 出自乡村，6.34% 出自城乡之间的市镇。
人才密度更高的直隶、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山西、河南七省中，后四省的乡村百分比超过城市。费先生说：“即以必须很长文字训练才能有机会中试的人才，竟有一半是从乡间出来的。”
城乡各半的这种比例，形成了费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有机循环的一项重要机制，即无论身居城乡，进入社会流动渠道和上升空间的机会大致均等。生为小农无妨，有教无类，只要刻苦耐劳，勤于求知，同样有上升机会，这就避免了达者越达、穷者越穷的两级分化，维持了社会的平衡。
乡村培植出来的人能为乡村所用，对乡村治理至为重要。费先生的一位老师杨开道先生写过一本《中国乡约制度》，说“中国士大夫对于地方事业的负责可以说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中间阶级为甚”。
《乡土重建》的观点曾引起广泛讨论，包括质疑。面对持阶级斗争学说及立场的意见，费先生说：“即使我们说这些人服务地方为的是保障他们自身的地主利益，是养鸡取蛋的作用；我们也得承认这和杀鸡取蛋是大大不同了。”
费先生列举数据、表达观点时，数千年里形成的这一循环，已在近百年历史中被打破。他概要描述这一过程说：“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
乡土损蚀始于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始于教育失当。由传统进入现代，社会需要改造，改造需要新知识。新知识要从教育获得，而偏偏教育上出了偏差。一方面，传授的知识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另一方面，灌输的观念、社会风气的流变，使学生不愿回去。
费先生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批评说：“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他举身边事为例，说“今年暑假很多毕业生找不到职业……有一位老师劝这些青年回乡去……他们几乎一致地说：‘我们已经回不了家了’……他们依旧挤在人浮于事的都市里，甚至有靠朋友接济过日子的。”
费先生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的《政学罪言》初版早于《乡土重建》四个月，其中也有对乡村教育问题的讨论。
潘先生对问题的分析似又深一层。他先说起“维新以还，充满着革命论与阶段论的中国”导致教育观念的演变，接着说教育导向的本末倒置——
“中国的教育早应该以农村做中心，凡所设施，在在是应该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的；但是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的目的是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至于怎样和土地及其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离的关系，使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更能够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
后，潘先生说到更严重的问题：“近代所谓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的毛病，恐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惟延续，且有蔓延，于今为烈。事实俱在，无须多言。
1989 年2 月28 日，费先生与当时的国家*主任李铁映面谈教育问题，费先生说：“教育工作步是培养怎么做人，其次是做一个好公民。多年来，教育一开始就是重视阶级斗争教育，搞得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我们对教育的的要求就是教人做人。”“教育工作中，根本的东西丢了。……再下去就是方针问题。我们应该有危机感。教育的危机就是民族的危机。……应该敲警钟。否则，混都混不下去。教育是要人去搞的，现在我们培养的人，能够承担二十一世纪的任务吗？”
进入二十一世纪迄今已近二十年。当年费先生的“乡土重建”话题又被记起，好像仍有强烈现实意义，且更迫切，“乡村振兴”乃至“战略规划”，证明乡土重建成了中央政府操心的大事。
客观地看，这确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叶乃至中叶的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工作。
有人重拾当年话题，继续讨论“乡土重建”。
有人拓展这一话题，讨论“乡土还能重建吗？”似乎不敢指望历史上曾经的“充沛浩阔”还能回归乡里。
该不该有点信心？不妨先回到费先生《乡土重建》的文字中，温故知新。
老实说，这本书面世70 年来，是不是被真正该看的人足够认真地看过，想过，还是个问题。前辈这么厚道，后生总不该太薄情。
2018 年10 月16 日

《乡土重建》是费孝通先生的一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具有绵长的农业国家传统,在此体制之下形成的是匮乏经济。技术停顿和匮乏经济互为因果,一直维持着几干年的中国社会。在新的生产技术推动之下,匮乏经济已经没有了保持下去的可能,而是转为了丰裕经济。这两种经济模式对应着不同的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在经济模式变迁的过程中,产生了文化、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费李通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是否要重建多乡土?乡土是否有重建的可能?这些问题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
这本已经出版了70年的书,依然有被当下的我们再次深入阅读的价值。

《乡土重建》是费孝通先生的一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具有绵长的农业国家传统,在此体制之下形成的是匮乏经济。技术停顿和匮乏经济互为因果,一直维持着几干年的中国社会。在新的生产技术推动之下,匮乏经济已经没有了保持下去的可能,而是转为了丰裕经济。这两种经济模式对应着不同的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在经济模式变迁的过程中,产生了文化、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费李通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是否要重建多乡土?乡土是否有重建的可能?这些问题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
 这本已经出版了70年的书,依然有被当下的我们再次深入阅读的价值。

导 读 乡土还能重建吗？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乡村·市镇·都会

论城·市·镇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

基层行政的僵化

再论双轨政治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 

乡土工业的新形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

节约和储蓄的保证

后 记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 

附 录 费孝通先生学术年表

《乡土重建》是费孝通先生的一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具有绵长的农业国家传统,在此体制之下形成的是匮乏经济。技术停顿和匮乏经济互为因果,一直维持着几干年的中国社会。在新的生产技术推动之下,匮乏经济已经没有了保持下去的可能,而是转为了丰裕经济。这两种经济模式对应着不同的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在经济模式变迁的过程中,产生了文化、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费李通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是否要重建多乡土?乡土是否有重建的可能?这些问题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

这本已经出版了70年的书,依然有被当下的我们再次深入阅读的价值。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因之，我在开讲之始愿意很明白地交代清楚，我并不想讨论本题所包括的全部，我只想贡献一种见解，希望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我在这次演讲中，并不能把社会各方面，好像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等的变迁情形一一枚举，只愿分析在这些方面所共具的基本问题，也可说是文化的问题。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我说一“套”，因为文化只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这是成“套”的。成套的原因是在：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大体上说，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在同一文化中育成的个人，在行为上有着一致性。
讲到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出位育这个词。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在孔庙的大成殿前有一个匾写着“中和位育”。潘光旦先生就用这儒家的中心思想的“位育”两字翻译英文的adaptation，普通也翻作“适应”。意思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的目的）。
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应当作这样看法。当然在任何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是出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基础上，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这些价值观念的效用也存在一日。但是在任何文化中也必然有一些价值观念是用来位育暂时性的处境的。处境有变，这些价值也会失其效用。我们若要了解一个在变迁中的社会，对于第二类的价值观念必然更有兴趣。因之，我在这次演讲中将要偏重于这方面，去分析那些失“时宜”的传统观念。
我这里所说的“处境”其实可以代以常用的“环境”一词。但是我嫌环境一词太偏重地理性的人生舞台，地理的变动固然常常引起新的位育方式，新的文化；但是在中国近百年来，地理变动的要素并不重要。中国现代的社会变迁，重要的还是被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所引起的。社会的要素是指人和人的关系，技术的要素是指人和自然关系中人的一方面。处境一词似乎可以包括这意思。
对于变迁的概念，我也想作一注脚。变迁是一个替易或发展的过程，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若要描写这过程，方便的是比较这两种状态的差别。但这是须在后起的局面多少已成形的时候才能有此方便。中国社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没有人敢说。所以我只能先说明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关于新兴的方式则除了可以观察者外，只能参考所采取新的要素在其他社会里所引起的变迁了。我并不愿承认中国从西洋传入了新工具必然会变成和西洋社会相同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借镜西洋指出这可能的趋向。
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个说法固然需要更精细的解释，不能单从字面上做文章，但是大体上指出了中国是在逐渐脱离原有
位育于农业处境的生活方式，进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种方式。让我从这一句笼统的说法作出发点，进而说明农业处境的特性和在这处境里所发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
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 正和工业处境的“丰裕经济”（economy of abundance）相对照。我所说的匮乏和丰裕，并不单指生活程度的高下，而是偏重于经济结构的本质。匮乏经济不但是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物质基础被限制了；丰裕是指不断的累积和扩展，机会多，事业众（我在《初访美国》中有较长的说明）。在这两种经济中所养成的基本态度是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同的。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在丰裕经济中所维持的精神是“无餍求得”。关于西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餍求得”精神的关系，已经由今天的主席Tawney 教授分析过，我不必在这里详述。我在这里想用同样方法来分析的是匮乏经济和知足观念的关系。
传统匮乏经济的形成有着许多条件。首先，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少是直接用人力取给于土地的。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则限制了中国资源的供给。
其次，我们可耕地的面积受着地理的限制。北方有着戈壁的沙漠，而且日渐南移，黄沙覆盖了农业发祥地的黄河平原。西方有着高山。东方和南方是海洋，农夫们缺乏航海的冒险性。中华腹地，年复一年地滋长着人口，可耕的可说都耕了。悠久的历史固然是我们的骄傲，但这骄傲并不该迷眩了我们为此所担负的代价。这个旧世界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多的是人，少的是资源。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似乎适合于中国的情势了。但是我却常觉得并不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口会这样多，使他们生活程度不能不降得这样低。人究竟不是普通的动物，依着生物原性去增加他们后裔的。中国人口的庞大实在是农业经济所造成的，在利用人力和简单的工具去经营农业的时代，这也许是不能避免的现象。农作活动是富于季候性的。在农忙时节，很短的时间中，必须做完某项工作，不能提早，也不能延迟。若是要保证在农忙时节不缺乏劳力，在每一个区域之内，必须储备着大量人口。农忙一过，农田上用不着这些劳力了，但是这批人口还得养着。生产是季候性的，消费却是终年的事。农田不但得报酬所费的劳力本身，而且还要担负培养和储备这些劳力的费用。农业和工业性质的不同也分出了担负的轻重。表现出来的是人多资源少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