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下几个因素,本书肯定受到读者的欢迎。
一是吕西安·费弗尔长期被排除在受人尊敬的欧洲学者圈之外,但英语世界并未真正了解他。正如玛莉安·罗斯泰茵(Marian Rothstein)在导言中所指出的,费弗尔对路德的研究——不是对拉伯雷的权威研究,也不是对1500年代法国怀疑主义问题的研究——是英语世界能得到的费弗尔著作。论路德的著作出版于50年前,但本书的问题不是时间而仅仅是不足的问题。
这些论文翻译成英语值得高兴的第二个原因与人们对费弗尔后25年的著述普遍感兴趣有关,尽管在时间上有点颠倒。许多了解费弗尔学术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费弗尔的晚年,他与马克·布洛赫和其他被他们带入年鉴学派的人似乎总在告诉我们——而不向我们展示——如何撰写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洛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纳粹之手,因而受到人们的缅怀和宣传,但是人们关注的不是布洛赫对封建社会、法国乡村史和王权的神秘性等的卓越论述。现在是把费弗尔当作史学家来对待的时候了。在以下各章中,你将看到他是如何处理史料,而不仅仅讨论处理史料的方法。
我们感激玛莉安·罗斯泰茵的另一个理由是,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弥足珍贵的事情,即一篇由有鉴别编辑能力的人翻译的重要译文。这种翻译艺术的近期例子,正如在早期近代欧洲史领域一样,包括由R.R帕尔默(R R.Palmer)翻译的乔治·费弗尔的《法国革命的来临》,和南希·罗尔克(Nancy Roclker)主编的《皮埃尔·德·莱断图瓦勒》。当然还有其他例子,但是仅有这些译作仍然不够。
然而本书值得期待的重要理由也许是它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16世纪法国。尽管法文版的论文集和一些概述性著作已经出版,如布兰格(Boulenger)的著作,但是法国学者对该领域相对薄弱的著述状况令人费解,与对中世纪甚至17世纪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个国家,拉塞尔·梅杰(Russell Major)对三级会议的研究和沃尔特·凯泽(Walter Kaiser)对《愚人颂》的研究是给予美国人了解法国文艺复兴史中的几部重要著作。然而,相对而言,其他几代著述丰富的史学家留给我们的空白不得不让人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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