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日出日落

此生我为何选择文学这些年，不少朋友见到我，都会好奇地问：你大学学的是理科，怎么从事起文学？没错，我大学学的是理科，但那算得上是人生的一场误会。从上学开始，我就很喜欢语文课，也爱写作文，作文还时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及至中学，作文就更加突出，不仅时常被老师讲课时作为范文，还时常被抄写到学校的黑板报上，以至后来我也顺理成章成为学校黑板报的主笔和主编。学生时代风光的一次，是全县范围的高中语文汇考，我的作文和语文成绩名列全县，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语文、进而是对文学的热爱。我的理想，是上大学中文系。然而，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一方面，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和命运仍让大多数人心有余悸，父母和老师都不希望我考文科；另一方面，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差，这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口号深入人心的年代，考文科时常成了考生万不得已的选择。如此，家长和老师自然是不主张我去考什么大学中文系的。就这样，我“随波逐流”，高考时报考了理科，并于1980年考上了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后来华中师范学院改为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改为生命科学院）。华中师院是*直属重点师范院校，偏巧从我高考的那一年开始，该校的录取分数提至重点线（即一本）以上。奇怪的是，那一年我的高考志愿既没有填报这所学校，也没有填报生物专业，便稀里糊涂被录取了。事后究其原因，我是在报考院校的后一栏填写了“服从分配”。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我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自己终于考上了大学，郁闷的是录取结果非我所愿。面对录取通知，父母却兴高采烈，因为我成了我家乃至家族里个大学生。我内心抵触、拒绝，想复读重考，家境却不允许，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在读，当乡村教师的父母工薪微薄，难以支撑我复读。我只得认命。上了大学，素来学习认真的我虽然也按部就班地钻研起生物学，内心却念念不忘自己喜爱的文学，而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正好满足了我的兴趣和愿望。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机会广泛涉猎、阅读中外名著，左拉、司汤达、海明威、莫泊桑、欧·亨利、杰克·伦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等一系列中外优秀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像涓涓细流进入我的视野、滋润着我的心灵。读多了，我也跃跃欲试，课余时间偷偷学着写作，并于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向校报投寄了自己的散文习作《拜年》，不料校报几乎一字不改地发表了，这无疑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除了努力完成生物专业规定的课程任务，我的课余时间基本用在了对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的练习上，并先后在校办的大学生文学刊物《摇篮》发表了《宝贵的》《七月流火》《归宿》三篇小说，我由此还成为《摇篮》的编委，同时还成为生物系学生会宣传部长。也正因为大学时光这段看似不起眼的历练，才使我大学毕业时受到了幸运之神的光顾：1984年5月，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到武汉地区高校挑选两位应届毕业生，一位文科一位理科，这个理科生的机会便降临到我头上，该刊前来考察的副总编王文起和资深编辑夏岱岱，在看了我发表的几篇习作之后当即拍板，想录取我，但他们担心我是否同意到北京工作，希望学校与我联系。其时，我正随生物专业的老师在咸宁地区的鸡公山作野外生态调查，准备写毕业论文。通讯落后的年代，学校的老师自然无法联系上我，时任学校团委书记兼《摇篮》主编的唐昌宪老师却自告奋勇，拍着胸脯替我做主：“你们放心定下来吧，这么好的机会，杨晓升肯定愿意！”就这样，塞翁失马，大学学生物的我阴差阳错来到首都北京，当上了《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记者。要知道，《中国青年》是中国大陆现存创刊早、历史悠久的杂志，创刊于1923年10月，首任主编恽代英、肖楚女，他俩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要知道，《中国青年》历史上推出过雷锋、邢燕子、向秀丽、王杰、张海迪等一系列英模人物，声名鹊起，是青年的一面旗帜；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刚刚因为潘晓一封“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引发全国范围的问题大讨论而正大红大紫，每期发行量达到了四百余万册，能够有幸成为这家知名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到《中国青年》当编辑记者，既让我刚一毕业就“背叛”了生物专业，也让我一开始就干起了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这既是我专业的重大转折，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这次转折，让我有幸为自己做了迄今自认为正确的人生定位。编辑和采访工作之余，我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收入这本集子的短篇小说《真诚》，发表于《作品》1987年第5期，这是我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作品，也就是说，《真诚》是我真正的小说处女作，责任编辑是时任《作品》副主编的潮籍作家廖琪。此后我连续在《作品》《萌芽》《湖南文学》《芳草》《草原》《长江文艺》等发表小说，大约有二三十万字。与此同时，由于工作的原因，为《中国青年》作深度报道所采访的素材，时常被我充分利用、深度开掘，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等先后出版。6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21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发表于《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头条，很快被创刊不久的《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为此我也与《北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经当时的《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她也是我那篇报告文学的责任编辑）引荐，由北京市文联考察并报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批准，我于当年10月从《中国青年》调入《北京文学》任执行主编，负责《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并开始主持《北京文学》的改版和改革。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领个月工资时我才发现，我的月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从原单位的四千余元减少到两千余元。这还不算，没过多久，某个月快到发工资的时间，漂亮的女财务愁眉苦脸透露：社里的账户都快没钱发工资了……尽管如此，我听后也只是愣了一下，一笑置之，很快又埋头钻进稿堆之中。自此以后，日复一日，我自得其乐，且乐在其中。记得我还将当时的感触写成随笔《人生的级别》，发表在2000年10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我在文章中这样写——……我所要去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文学杂志。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真的是够傻帽、够落伍的了，因为这家文学杂志，尽管在文学界举足轻重、影响力仍在，品牌仍在，但却像其他许多的兄弟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经济窘迫。但在我看来，文学杂志的窘迫，不等于文学的窘迫，更不等于文学生命力的丧失。 ……所以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你选择的领域怎么样，而在于你选择之后怎么做。之所以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缘于我对文学一直以来的兴趣，也缘于我对当今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更缘于对自身潜力的认知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对于我所选择的这家文学杂志，我清楚地看到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更清楚地看到了我自身的用武之地。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在于你单位的高收入和高级别，也不在于你轻而易举地拥有荣华富贵，更不在于不劳而获、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为你创造的优渥人生。为重要的，在于你在生命过程中能身心愉快地劳动、付出与创造。当你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舞台上限度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限度地挖掘着自身的潜能，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能时常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时候，你难道还会理会自身的级别和收入？你难道还会去理会什么贫贱富贵？——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就是别的人生么？！

一

医院的病房不大，也不小，是三人间。三个病人的家属和护工进进出出，嘈杂是肯定的。即使如此，李建文老师也是通过关系才住进京城这家知名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这关系，是他当初的学生唐慧娟。唐慧娟是这家医院神经内科病房的护士长，护士二字乍看比医生差了不少，可后面加了个“长”字，虽说不上鸟枪换炮，却也有些猴子称大王的意味。不说别的，光说她掌控着病人的进出与病床的安排，权力就不小。神经内科的病床，满打满算就九十来张，可每天排队等着住进来的病人就得十来个。乍听你可能不以为然——病床不是有九十张嘛，等待住院的人数不也就是总病床数的九分之一？可你再想想，病人住院有一两天就出院的吗？神经内科病房收治住院的大都是脑梗或中风之后四肢无力行动不便、甚至半身不遂者，住院时间多则数月，少则一二十天。如此一来，区区的九十张病床哪里够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当然只能苦苦排队，除非你有过硬的关系，比如科室主任或护士长，要么就是更高一层的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和医院院长虽然管着护士长，可护士长却管着九十张床位的具体安排与进出。即使主任或院长要为熟人开绿灯安排病床，也需要同护士长协调、通过护士长设法落实吧？李建文老师得的是急性中风。四天前的那个晚上，七十岁的李建文老师睡觉时起夜，忽然发觉左臂和左腿沉得像被石头死死地压在床上，怎么也不听使唤。他使出浑身解数，用右臂和右腿挣扎着撑起身子，好不容易在床沿上坐了起来，却发现左臂和左腿异常沉重，怎么也不听使唤，像被人用刀卸了一样。感觉大事不妙的他禁不住大呼小叫，吓得身边的老伴从睡梦中惊醒，一骨碌爬了起来，边爬边问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李建文的回答仍是一阵叽哩呱啦地乱叫，听不清他到底在叫什么。老伴迅速下床，趿着拖鞋从双人床的左边转到床的右边，发现老头儿面目歪斜，龇牙咧嘴地说着含混不清的话儿，左手和左臂软塌塌歪歪斜斜，不住地颤抖，歪斜的嘴不停地流着哈喇子。老太太惊叫起来，心急火燎地叫醒了隔壁房间的女儿和女婿。女儿和女婿衣冠不整慌忙来到父母房间，女儿边叫着爸你怎么啦爸你怎么啦，边试图扶着父亲站起来，父亲的左臂和左腿却软塌塌的怎么也使不上劲儿。女儿和女婿感觉大事不妙，急忙将父亲用力搀扶到客厅的沙发，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将父亲送到这家医院的急诊室。诊断的结果是中风，也叫上脑卒中，属于缺血性脑卒中。这种病是由脑血栓梗塞引起，表现为突然昏扑，半身不遂，口舌歪斜，不语，偏身麻木等症状。李建文老师在这家三甲医院的急诊室待了一天一夜，等待住院。因为病房人满，一时没有床位，急诊室又不让久留，征得家属同意，李建文老师被转到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可是医院里地地道道的吸钱器，一万元押金刚存进去，不到两天就呼拉拉被吸走，没了。续上一万元押金，没两天又呼啦啦被吸走。这还不说，医生还不让家属随便探视。重症监护室规定家属探视只能在每天下午五点，且探视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李建文老师在重症监护室住了整整四天。那四天对李建文老师来说是什么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生不如死。重症监护室里，偌大的大厅密匝匝摆满了至少二十几张病床，救治的大都是重症患者。那些患者有的气喘吁吁，有的不停呻吟。有的苟延残喘，有的生命垂危。严重的，是切开喉管借助呼吸机一下接一下地艰难呼吸，仿佛让人看到生命停止前的读秒。相比之下，李建文老师的病情还算是相对轻的，虽然左臂左腿乏力，不能站立，但他意识仍然清醒。虽然他口舌歪斜，说话依然含糊不清，但经过一系列急救治疗，他的话基本能让旁人听懂。一个意识清醒却行动不便的人，被众多重症病人包围着，夜以继日地听着房间里充满绝望的呻吟，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这还不算，更让他不爽的是重症病房里的护士怎么像稀有动物，数量少得可怜。要么，就是那些护士光顾围着重症病人转了。反正李建文老师想喝水、小便什么的，按床头的呼救铃救助，半天没人回应。大声裸喊呼叫，勉强有护士走过来询问，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纯粹是敷衍了事。一直躺在床上的李建文老师仿佛笼中困兽，气急上火，恼也不是，不恼也不是，只能隐忍着让那团火窝在心里，却越烧越旺，终只能在女儿和女婿前来探望时，一股脑儿发泄到他们身上。李建文老师这样子，让女儿和女婿感到无辜，无奈，继而感觉憋屈、愤怒。好在四天之后，唐慧娟帮忙为李建文老师争取到了床位，让李建文老师优先入住到神经内科的这间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