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钱穆与20世纪中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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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勇 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57805
出版时间2017-10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2元
货号25180814
上书时间2024-12-2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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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和学术文化的研究，在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诸多领域都有精湛的研究和建树，在中国现代史学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强力冲击和笼罩之下，钱穆的治史理论和方法与当时主流学派的观点不甚合拍，长期受到冷遇和排斥而处于边缘。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寓居港台，由于海峡两岸的隔膜，以至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他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成就缺乏一个应有的了解和客观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内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和不断升温，钱穆研究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学术界对钱穆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历史观、国史观、治史理论和方法上。罗义俊是大陆较早研究钱穆的学者，他把钱氏视为现代新儒家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侧重对其新儒学史观作分析，其观点主要体现在《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学》《经国济世，培养史心——钱宾四先生新儒学史学观论略》和《钱穆学案》中。徐国利把钱穆的历史观概括为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并对其所包含的内容，如钱穆对历史本质、历史动力、历史构成、历史发展形态等方面的认识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陈勇从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交织于现在的历史时间观、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治史首贵识变的历史渐变观、学贵致用的史学目的论、历史客体与史家的主体精神等方面对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作过梳理和分析。陈其泰主编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一书有专节论及钱穆的古史考证，对其古史研究的成就、贡献及其局限作过分析和讨论。王晴佳有专文讨论过钱穆与民国时期主流派史学科学考证派的关系，认为钱穆早年治史受过科学史学派的影响，以“考史”成名，抗战时钱穆由“考史”向“著史”转变，以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为己任，逐渐与该派分道扬镳。翁有为也有文章论及钱穆与科学派领袖傅斯年的治史分歧，认为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
台湾学者黄俊杰、胡昌智，马来西亚学者黄文斌，对钱穆的国史观、民族主义思想作过研究。黄俊杰认为钱穆的国史观实以“主客交融”为其方法论特征，其历史写作特别突显中国历史精神的特殊性。胡昌智把《国史大纲》与西方史学中的历史主义，尤其是德国的历史主义史学作过比较研究，认为在历史叙述的内容、结构等方面，两者有许多类似之处。[1]黄文斌探讨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钱穆民族思想的关联，认为“民族救亡”或“民族自救”是钱穆关怀的核心问题。基本上，钱氏尝试通过研究“历史”及阐发“文化”来建立民族的认同感与信心。华裔学者余英时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角度对钱穆的民族主义史学进行过有价值的阐述。陈启云则对钱穆人文主义史学进行过讨论，认为钱穆的思想、文化、历史学的若干观念和立场，与近西方人文学的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有不少共通之处。美国学者邓尔麟对钱穆早年的乡居生活与他后来治史观形成的关系，以及他终身对中国历史文化所持“温情与敬意”的原因作过分析和论述。
另外，在一些钱穆的学术传记中也涉及到他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如郭齐勇、汪学群合著的《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陈勇的《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印永清《百年家族——钱穆》（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书对钱穆的治史理论和方法作过评述。在钱穆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写的年谱和回忆性的文字中也涉及他的史学，重要者如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香港新亚研究所1994年）、韩复智《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台北五云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等。还有一些纪念文集，如江苏无锡县政协编的《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编的《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03年），台北市立图书馆编的《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1—8期），台湾东吴大学钱穆故居管理处编印的《钱穆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吴大学2005年）、《钱穆先生思想行谊研究论文集》（黄兆强主编，东吴大学2009年）、《钱穆研究暨当代人文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兆强主编，东吴大学2010年）等对钱穆的史学也有涉及。
上述研究对本书的写作有很大启发，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不少研究重在对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进行梳理和评述，在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上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其二，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发掘钱穆史学思想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上，多为肯定性评价，在批评审视的研究视角上仍有作更为全面考察的必要。其三，港台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将钱穆的史学与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史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无疑是一个新的研究视野，然而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也需要作进一步思考。第四，已出版的钱穆论著，传记和纪念性的文章较多，重在介绍钱穆的人生经历和学思历程，对其史学思想及其成就的分析性研究相对薄弱。另外，对钱穆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及其时代价值，目前尚无专文论及。
钱穆学问广博，其治学涉及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理学、清学等众多领域。但他一生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史学上，史学是他一生治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钱穆的史学体系是怎样形成的？他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他的治史理论和方法有何特点？与同时代其他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相比较，他们的治史理论异同何在？在中国现代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究竟占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加以具体研究和论证的。然而遗憾的是，史学界对钱穆的史学却缺乏深入的研究，除一些论文和著作涉及他的史学思想外，迄今尚无专门的著作对其史学作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因此，把钱穆的史学置放到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具体的研究，确有必要。
钱穆的史学可以1949年为界线划为大陆前期史学和港台后期史学两个时期。居大陆时期，钱穆主要从事先秦诸子、汉代经学、清代学术史和中国通史的研究，《刘向歆父子年谱》（1930年）、《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国史大纲》（1940年），是他前期史学的代表作，尤其是《国史大纲》，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界影响甚大，是他史学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自1949年寓居港台（1949—1990年）以来，钱穆主要从事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重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册）《中国学术通义》等。史学方面的著作有《中国历史精神》《国史新论》《中国史学名著》《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若以学术研究的方向重点来划分，可以1940年为界线划为两个阶段，《国史大纲》出版以前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即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的撰写则是他“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钱穆居港台以来，其著述始终围绕着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和复兴中华文化、重建儒学传统而展开，而有关历史方面的文字，“则一皆以文化为中心”。而就他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言，主要采取的是历史考察的研究方法，即以历史实证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
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书把钱穆的史学置放到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运用历史实证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宏观整体研究与微观个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治史理论、方法及其史学成就进行梳理和评析，既着眼于大处，从宏观层面对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作整体性的动态考察；又用功于细微，从微观层面对其具体的史学成就及其贡献作深入的个案剖析，并将其治史主张与同时代其他史学流派（如古史辨派、新考据派）的治史理论作比较研究，力图在此基础上对其史学思想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
本书除绪论外，由10篇个案研究文章构成。为了使读者能总揽大要，兹将各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篇：论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既与民国时期的主流史学新考据派互异，也与20后半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他在新考据派和唯物史观派之外别树一帜，是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的代表人物。本篇把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视为钱穆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认为只有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考察钱穆的史学思想才会对钱穆有真正的认识，才会对20世纪中国史学流派中文化民族主义一派的存在价值有具体的理解，才会对中国现代史学史、学术史获得一完整系统的说明。基于这一理解，本篇在论述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时，主要是以他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为考察中心进行分析论证的。
钱穆早年以考据扬名学界，1930年他进入中国学术中心北平后，得到当时新考据派巨子的认同，得到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的欣赏，主要得益于他的考据之作。30年代中期以后，钱穆的治学方向发生了转变，由先前崇尚考据转移到“竟体触及”民族文化精神这一根本问题上，终与主流学派分道扬镳。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他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实，更重要的在于弄清历史事实背后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家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复原历史的结构，追求一个个事实的真实，更重要的在于追寻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肩负起一种文化托命的责任。钱穆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表明了自己的学问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即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为民族的文化追寻意义。
以考据起家的钱穆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判，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发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判，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学问宗主和志业所在。本篇对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过程、所包含的内容，以及这一思想形成的背景作了分析，具体考察了他是如何由一个考据史家转变成一个文化民族主义史家的，探讨了史家与社会、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同时对他具体的史学成就及其贡献也兼有叙及。
第二篇：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把他与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钱穆之所以能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独树一帜，主要在于他有一套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和史学思想。本篇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对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作了具体分析。
其一，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交织于现在的历史时间观，从历史时间的持续变动着眼，把历史的过去与现在、将来联系起来考察。其二，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主张以文化学术为中心来考察和分析问题，大力凸显学术思想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其三，治史首贵识变的历史渐变观，主张用连续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历史，力图从历史的变化发展中去探索历史事件、人物思想演变的发展脉络和变迁轨迹。其四，重史心、史德的史家素质论。其五，学贵致用的史学目的论。重视史学的历史借鉴功能，强调史贵鉴古知今；立足现实考察历史，强调治史应“求以合之当世”；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当代史的主张。其六，历史客体与史家的主体精神。在中国现代史学中，钱穆不仅是一位考据大家，而且也是一位比较重视史家主体意识的学者，他不仅重视对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考订，更重视在此基础上对史料作主体性的诠释和解读。所以，钱穆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单是“史料”的，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的，他追求主客互溶、情理合一的史学路向，与排除史家主观理解、追求客观的“史料考订派”（即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中所称的“科学考订派”）的治史方法截然异趋。钱穆对史家主体精神的重视主要体现在：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提出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治史一重要方法；强调追寻史料的意义应借助于史家的主观体验。
第三篇：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所掀起的疑古思潮，是当时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引发古史大讨论以来，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便不绝于书，其中钱穆的评价就颇具有代表性。
钱穆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全盘否定”的发展过程。钱穆受过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的提携，他早年考辨古史的方法曾受到古史辨派的影响，对其古史理论多有赞同。这时的钱穆在学术上认同古史辨运动及其方法，还没有自觉意识到古史辨运动有批判和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取向的一面。钱穆在把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引为同调的同时，他早年的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却意在肯定古典文献所载历史的真实可信，这又显示了他与当时疑古史学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所以，钱穆早年对顾颉刚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表示了“相当地赞同”的同时，对其引“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为其古史观张目又提出了批评，主张用自然的演变说来取代刘歆造伪说。但是随着他自己史学理论和治学方法的日渐成熟，逐渐超越了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由基本肯定、“相当赞同”转为总体性的批评。钱穆晚年居港台以来，对古史辨派的批评愈趋激烈，迹近全面否定，那主要是出自文化意义的批评了，即他对古史辨派否定性的评价，主要是从民族文化立场着眼立论的。本篇比较具体地分析了钱穆是如何从古史辨派的“赞同者”转为“诤友”，再变为“劲敌”的发展过程及其转变的原因。
第四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钱穆早年以考据著作扬名史坛，他的考据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得到了当时新考据派巨子的击节称道。钱穆进入北平学术界后，与新考据派学者一度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交往，史料学派的舵手、新考据派的领袖傅斯年曾视他为同道，钱穆对傅斯年倡导和主持的地下考古发掘和甲骨文字研究也有“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的积极评价。然而，治史理论和方法的相异和不甘逐人后的强者个性，终导致二人失和，关系有同水火。本篇通过对钱穆、傅斯治史异同和离合关系的分析，凸显“科学史学”和“人文史学”的不同发展路径，力图展现20世纪中国史学多元并进、分途发展的历程和多彩多姿的面相。
第五篇：钱穆与《先秦诸子系年》。《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撰写的一部考证诸子年代、行事的考据名作，是他早年也是他一生中为重要的学术代表作。该书“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与生卒年代有了一个细致的考证，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脉，而且也考订了战国时代的重要史实，澄清了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奠定了战国史研究的基础，至今仍是研究先秦诸子学术和战国史的经典著作。但是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钱穆考证诸子年世主要采取了博综典籍、会通文献的方法，这种只依重传世文献材料的研究方法，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一方面表现为在考证方法上过多运用理证法，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新出土材料的忽视，因而他考证的某些结论也容易被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否定。
第六篇：钱穆与《刘向歆父子年谱》。清末民初以来，今文学派垄断学坛，刘歆伪造古文经几成定论。钱穆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即是针对这股学风而发的。该文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刘向、刘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体史事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二十八端”，凡康文曲解史实、抹杀证据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开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在近代经学史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贡献，钱穆在20世纪中国古代史学的名家地位也由此而奠定。本篇对《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贡献、影响及其在20世纪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作了具体分析，并对文中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看法。
第七篇：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较早者，首推章太炎。章氏撰有《清儒》一篇，是近代学者总结清代学术史的开山之作。稍后刘师培著《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文，对清代学术作了富有价值的总结。继章、刘之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有贡献者，当推梁启超和钱穆二人，他们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各领风骚，与稍后侯外庐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鼎足而立，并行于世，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今人研究清代学术史，不能不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本篇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考察重点，对他治清代学术史的理论、方法及其学术贡献作了具体的考察。文中首先对近代学术界关于清代汉学的渊源及其与宋学的关系作了分析，梁启超的“反动说”、胡适的“消歇说”，把汉学、宋学对为两橛，主要是从反宋学着眼去谈清代学术，旨在强调清代学术的创新意义。钱穆的清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主张，主要是从宋明理学的角度来谈清代学术，重在强调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在论清代学术发展变迁时，本文重视比较研究，把钱穆的观点与近代其他学者的看法进行比较分析，以凸显他的学术贡献。比如在论清初学术时，梁启超对顾炎武推崇有加，尊之为清代汉学开山。钱穆并不否认顾炎武对乾嘉考据学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但与梁氏所不同的是，钱穆对顾炎武治音韵学方法的源头与“经学即理学”的思想渊源作了一番穷原竟委的考证和解释，认为顾炎武治古音承袭明人陈第遗绪，经学即理学之说亦非亭林首创，清初钱谦益已开其先，而钱氏之说又源自明代归有光。在论乾嘉学术时，也将钱穆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观点进行比较。把乾嘉考据学分为吴、皖两派并将两派学术异同作区分而加以论述的首起于章太炎。梁启超继承章氏之说而加以发挥，认为吴派为学淹博，拘守家法，专宗汉说；皖派治学不仅淹博，且重“识断”“精审”。于是惠、戴之学中分乾嘉学派，遂成定论。吴、皖两派分帜对立之说创立以来，学术界多遵章、梁之说，不免忽略了两派之间的学术联系。钱穆在研究乾嘉学术时，不仅看到了吴、皖两派的学术区别，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两派之间的学术联系及其相互影响，这体现了他治学的敏锐和识见精深之处。
钱穆治清代学术史，发清学导源于宋学之见，对清代学者的学术渊源、师承及其思想抉发精微，不少见解很有价值。但是他的观点也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这集中体现在：其一，基于尊朱崇宋的立场，对戴震晚年批宋攻朱深致不满，对其思想评价偏低。其二，从纯学术的层面对晚清今文经学的批评，不免忽略了晚清今文思潮崛起的时代背景及其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贡献。其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未言及对近代疑古史学有重大影响的清人崔述及其著作。其四，信奉“例不载生人”的撰述原则，在书中对清末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章太炎只字不提。其五，论晚清学术较少谈到西学的影响。
第八篇：钱穆与中国文化史研究——以《中国文化史导论》为考察中心。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荡、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这始终是近现代学人魂牵梦绕的问题。钱穆一生学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他一再告诫后人：“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他也从不掩饰他教授学生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可以说，钱穆一生都是在为中国文化而战，为守卫中国文化而战，他毕生的著述、讲学之宗旨，刻刻不离于对国家前途与民族文化之关怀。所以，在钱穆一生的史学实践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论证和弘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钱穆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著述甚多，《中国文化史导论》则是他撰写的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本篇主要以《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为考察重点，对该书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文化发展的地理背景、中国文化史的分期、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中西文化两类型说以及中西文化会通融合问题作了具体的探讨和分析。
第九篇：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以“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为考察中心。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见解独到，提出了自秦以来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的著名论断。钱氏这一观点，学术界颇多非议，著名学者胡绳、萧公权、张君劢、徐复观、蔡尚思等人皆有激烈批评。本文认为在评价钱穆“非专制说”这一问题上，不能简单采取“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方法去加以评判，在具体研究中起码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钱穆的“非专制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他主要是针对近现代哪一派思想主张而言的？钱穆面对各方面的批评、责难，为什么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而不变初衷？依据儒家理念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台谏制、封驳制、铨选制是助长了君权，还是限制了君权？中国传统政治是否仅可用“专制黑暗”一词来加以概括？这种观点是否有将传统政治的理解简单化、片面化之嫌？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是否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有，这些合理的因素又是什么？怎样去发掘、整合，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对传统政治理解的失误又在何处？怎样去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钱穆研究传统政治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及其失误作客观的叙述和评说。本文认为，钱穆的这一观点既可以引发学术界反思常论，对中国传统政治作进一步的思考，也可为今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这一研究课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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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本书主要就钱穆的史学思想、治史成就与方法，以及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作者把钱穆的史学思想置放到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动态考察，厘清其史学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与近现代其他史学思潮、流派之间的学术关联，探讨了史家与社会、史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通过对钱穆与古史辨派、新考据派治史理论异同和离合关系的分析，凸显“科学史学”和“人文史学”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从而展现了20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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