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摘要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紫木槿(精)》通过15岁少女康比丽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表面和谐、敬虔的尼日利亚资产阶级家庭内部的压抑和纷乱,也勾勒了尼日利亚政变背景下社会的困顿和躁动。
康比利和哥哥扎扎,以及他们的母亲终日受制于父亲*度苛刻、狂热的宗教戒律。这一切终止于他们对伊菲欧玛姑妈一家的拜访——受自由、果敢的表兄妹的激励,康比利和扎扎逐渐敢于寻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当这对兄妹逐渐意识到父亲对于信仰的专制和暴力性的沉迷,和国家的政治暴力是同质的,这个家庭也必然走向了分崩离析的悲剧……
作者简介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1977年出生于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埃努古,起初在尼日利亚大学学习医药学,后在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学习传媒学和政治学,之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创意写作的文学硕士学位。
2003年,她的首部长篇小说《紫木槿》获得2004年橘子小说奖的提名,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尼日利亚的政治骚乱和一个被信仰裹挟的家庭的悲剧,该书很终获得2005年英联邦图书奖很好新人小说奖。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半轮黄日》窥探了尼日利亚的内战伤痛,小说获2007年橘子小说奖。2009年,她的小说《绕颈之物》获得弗兰克·奥康纳靠前短篇小说奖提名。
2014年,她的TED演讲被集结成同名散文集《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她很近的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佬》呈现了作者对美国种族政治的思考和感受,该书摘得2013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
2010年,阿迪契入选《纽约客》评出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2015年,《时代》杂志评选阿迪契为“世界很有影响力的一百人”。
目录
打碎神像
心灵对话
诸神的碎片
另一种寂静
内容摘要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紫木槿(精)》通过15岁少女康比丽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表面和谐、敬虔的尼日利亚资产阶级家庭内部的压抑和纷乱,也勾勒了尼日利亚政变背景下社会的困顿和躁动。
康比利和哥哥扎扎,以及他们的母亲终日受制于父亲*度苛刻、狂热的宗教戒律。这一切终止于他们对伊菲欧玛姑妈一家的拜访——受自由、果敢的表兄妹的激励,康比利和扎扎逐渐敢于寻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当这对兄妹逐渐意识到父亲对于信仰的专制和暴力性的沉迷,和国家的政治暴力是同质的,这个家庭也必然走向了分崩离析的悲剧……
精彩内容
一天,我的哥哥扎扎没有去领圣餐,爸爸从屋子另一头把厚重的弥撒书扔过去,砸碎了柜子上的小雕像。从那天起,我的家就开始瓦解了。那天我们从教堂回来,妈妈把沾着圣水的棕榈叶放在餐桌上,上楼去换衣服。之后,她会把那些叶子编成一串十字架,挂在墙上那张镶金框的全家福旁。它们会一直挂在那儿,直到第二年的圣灰星期三,到时候我们会把它们带到教堂去烧成灰。每年的那一天,爸爸都像其他的虔信徒一样穿着灰色长袍,帮着分发圣灰。他面前的队伍总是移动得慢,因为他总是要用蘸着灰的大拇指使劲在每人额头上都画出一个标准的十字,缓慢、意味深长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做弥撒的时候,爸爸总是坐在排紧挨中央过道的个位子,妈妈、扎扎和我则坐在他身边。他总是个领圣餐。大理石圣餐台边上有一尊真人大小的金发圣母像,大多数人在领圣餐的时候都不会跪在大理石圣餐台前,可是爸爸会跪下。他眼睛闭得紧紧的,整个脸都因此绷成了一副怪相,接着他把舌头伸长到不能再伸为止。随后他回到座位,看着会众一一走到圣餐台前,双手合十,向前伸出,像一只侧拿的碟子——一切正如本尼迪克特神父教的那样。尽管神父来圣阿格尼斯已经有七年之久,人们说起他时还是总说“我们的新牧师”。如果他不是白人,或许大家也不会这样。人们看见他还是觉得很新鲜。他的脸仍旧是浓缩牛奶和新鲜荔枝的颜色,七年间全然未受尼日利亚燥热风的影响。他那英国式的鼻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窄,好像被夹起来了一样,在他初来埃努古的日子里,我曾一度担心他会缺氧。本尼迪克特神父对我们教区做了一些改变,例如他坚持信经和垂怜经一定要用拉丁文背诵,而不可以用伊博语;鼓掌要尽量少,以免妨害弥撒的庄严气氛。不过他允许我们用伊博语唱奉献曲。他称之为土著歌曲。说“土著”这个词的时候,他本来笔直的嘴唇两端向下撇,好像一个倒过来的u。布道时,本尼迪克特神父通常会先后说到教皇、我爸爸和耶稣——正是按这个顺序。他用爸爸的例子解说福音书。“当我们让我们的光照在人前时,是在回想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荣耀。”他在刚刚过去的圣枝主日那天说:“看看尤金修士吧。他完全可以成为这个国家里另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政变之后他也满可以选择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以免政府再找他生意的麻烦。但是他没有。尽管人心不古,他依然坚持用《标准报》传播真理,即使这意味着报纸将丧失广告。尤金修士为自由大声疾呼。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为真理挺身而出?有多少人想过进入耶路撒冷的荣耀?” 大家便说“是啊”“上帝保佑他”或者“阿门” ,不过声音并不很大,免得听起来像那些迅速发展的五旬节会⑤信徒一样;接着他们又开始凝神静听。每到这时候,连婴儿都不哭了,好像他们也在听似的。
有时候,即使本尼迪克特神父说的是什么人尽皆知的事——例如爸爸拿出的圣座献金①多,他为圣文森特德保罗教堂的捐款多,他为圣餐礼红酒的纸箱买单,他为修道院里修女们做祭饼用的烤炉买单,圣阿格尼丝医院里本尼迪克特神父为人们行涂油礼的那一侧,也是爸爸出钱修建的——大家也仍然听得很专心。我坐在扎扎身边,双膝并拢,努力保持面容平静,不流露出自豪的神情。因为爸爸说过,谦逊非常重要。
这时候如果我看看爸爸,他的脸也一定很平静。
《世界特赦报》授予他人权奖之后又做了关于他的专题报道,刊登的照片上,他就是这副神情。那是他一次同意上报纸。他的报纸的编辑阿迪·考克坚持要写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说爸爸太谦虚了。这还是妈妈告诉我和扎扎的,爸爸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他面无表情的脸会一直维持到本尼迪克特神父做完布道,等到行圣餐礼的时候才会有所改变。他领完圣餐就坐回位子,看着人们一一走到圣餐台前;弥撒过后,他会很严肃地向本尼迪克特神父报告有谁连续两周没有来领圣餐。他总是鼓励本尼迪克特神父给那人打电话,让他重归信徒的行列,因为他相信唯有重大的罪恶才会使人缺席圣餐礼。
所以,在那个圣枝主日,爸爸发现扎扎没在领圣餐的队列中,回到家便把他那本夹有许多红绿丝带的皮面祈祷书重重地摔到了桌子上。桌子是厚玻璃做的,可是也抖了抖,上面的棕榈叶也震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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