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陈亮》讲述了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陈亮一生致力于恢复中原、改革中兴，六诣天阙，作《中兴五论》，提出一系列富民强国、抗金雪耻主张的的政治军事理想。也叙述了他提倡事业功利有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反对空谈道德性命，与朱熹展开“王霸义利之辩”，创立永康学派，使之与金华学派、永嘉学派鼎足为三的学术功绩。
主编推荐
张焕玲，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及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项，主持陕西省“十二五”古籍整理项目子项目两项。出版专著及编著七部，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精彩内容
陈亮政治思想抗金雪耻，恢复中原南宋政权自建立之日，外忧内患交替不断。一方面，金政权侵占了中原广大地区，不断南侵，时刻威胁南宋的生存，而朝廷却偏安江南，不思恢复；另一方面，南宋内部的土地兼并和苛赋重税日益加剧，陷于破产绝境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奋起反抗。陈亮的政治主张表现出了强烈的“救时”“济事”理念。他在有生之年始终对皇帝抱有深切的期望和幻想，曾亲自考察地理形势，调查防务设施，多次奔赴京城向孝宗上书，陈述经世主张，批评秦桧当政以来朝廷和议政策以及儒生学士拱手空谈性命之风气，揭露统治集团的腐败和苟且偷安行为，提出一系列改革各项制度之措施，试图通过变革以促进民生实际利益的改善，终达到富国强兵、恢复中原、使天下归于一统的目的。陈亮作为一位积极追求济世事功的豪杰型儒者，较少作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特别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他针对当时空谈义理的倾向，提出既要坚持儒家伦理价值，又要重视有补于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抗金雪耻与变革内政是他所关注的，也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了他对时事的分析和他的基本政治理念。他在此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抗金大计与改革内政、兴利除弊的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他建议孝宗要本诸大义，运用才智，革除弊端，富国强兵，因时制法，安抚南宋士民，各守职分，人尽其才，齐心协力，中兴宋室，收复失地，重开基业。他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安邦首在安民”“富民方能强国”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论，这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新思想、新思维正代表了一批开明的知识分子欲使南宋走出困境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符合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具有进步意义。陈亮六次上书所贯穿的主线便是坚决打破南宋王朝苟安的局面。在他看来，拯救人民，洗刷国耻，收复失地，是当时重要的事。他在奏疏中陈述抗金恢复之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只要早日确定全局战略，机变行动便有依据。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恢复故地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内政清明、上下一心。他劝说孝宗不要再忧虑人心不齐，天时不顺，只有实行改革，增损旧政，随时变通，消除积弊，振起国势，政治才会昌明，政治昌明，人心就会统一，人心统一，形势就会大好。他建议孝宗首先着手整顿中书省的事务，制定抗金大计，加强六卿的权力，总揽行政大权，崇尚武备，以振国威，委任文武官员分掌边疆，巩固边防，再加强间谍工作，刺探敌情，根据形势去鼓动中原民心；严格执行政令以考核官吏，惩治奸臣，赏罚分明。其次，加强台谏职使，鼓励直谏，整顿朝廷纲纪，精选检察官员，整顿地方政事，选择好的官员去治理地方，繁殖人口，发展生产，丰富财物；挑选好的将领严明军政，选拔地方军队的兵士充实禁军，加强军队战斗力，调拨国库物资增强军需。再次，精简法律，强调执行，崇尚礼仪，修订制度，使社会共同遵循之。后，订立财务制度，节约开支，注意当前首要任务，排斥官场虚文。这样做，不出几个月，国家的政纲法纪自会确立；两年以后，准会国富民强，人心统一，形势顺利。简政放权，改革人才选拔制度陈亮主张恢复宋太祖建国治国的精神，推原其意而变通之，以适应南宋政治、经济的新形势，因势利导进行改革，以促进百姓实际利益的普遍增长，为抗金、收复失地奠定基础。南宋继承了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贯政策，一方面，集兵权于中央，萃精兵于京师；另一方面，给各级政府官员优厚的俸禄，退职以后还有极厚的恩礼，并且其子孙可以荫补为官。过度的中央集权，必然导致各级官员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以至于人浮于事，而祠禄之制，荫补之例的推行，必然导致官僚阶层日益庞大，冗员充斥，臃肿不堪。针对这些弊端，陈亮建议在政治上要澄清吏治，选举贤能，废虚名，核名实，明赏罚，节浮费，增殖户口，增多财赋，充实禁旅之数，调度军旅之储，置大帅以总边陲而委之专，任文武以分边郡而付之久，不轻易调动，使他们专心治边安民。陈亮从先秦法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法治思想出发，指出皇帝的首要职责，就在于认真执好这个“要”字，发挥集权制的积极作用。首先要端正君臣的关系。君主之职责在于柄枢执要，总揽大纲，而不必每事必亲。他建议孝宗总揽大权，对待臣下要以诚相见，在任用官员时要用而不疑、疑而不用。要用德望来维护声誉权威，责成大臣勇于担当时代重任、任劳任怨、排除万难、不怕艰险。其次，他认为君权过于集中就会造成“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益阘茸”的局面。故而要做到“财自阜”“兵自强”“利自兴”“守自固”“政化行”“人心同”“天时顺”，就必须反对君主独断，适当限制君权，一切政事均“付之公议”。要改革中央集权制，扩大中央各部和地方的权力，强调君主意志不能干扰宰相、台谏等制度的运行，“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置大帅以总边陲”“任文武以分边郡”。如果孝宗能够效法祖宗，臣下都能以寇准、吕夷简、杜衍、韩琦等贤臣为榜样，竭尽全力，报效国家，天下就没有不能成功的事。后还要改变上重下轻的郡县体制、充实地方自治的权力。这样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才能有助于政治清明及中原恢复之大业。陈亮还主张君主要有“无隐之诚”，大胆任用有德行有才干的人，与大臣精英共治天下：其一，实施抗金大计必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多是循规蹈矩、缺乏真才实学之人，只有广开才路，才能尽收天下有用之才，尽快实现中原恢复之业。所以，陈亮建议削减进士科的名额，增设选拔有才之士的科目，革除任子的惯例，荐举有才能的人做官。其二，要改革人才的选拔制度，以不次用人。每个时代都产生人才，才智之士无不为社稷出力。天下的英雄豪杰，没有不迫切等待任用的，但往往要看君主的心意如何。假使君主能虚心地对待他们，真诚地加以信用，即使没有高官厚禄，他们也甘愿献出生命，为国效力，更何况献出聪明才智呢！如果君主看不起人，那么即使把高官厚禄摆在面前，他们也宁愿受穷挨饿而死，而不在乎这些东西。总之，他是希望孝宗在任用大臣时能真正做到心胸开阔，毫无私念，虚怀若谷，坦诚相见，君臣相处如同一个整体，这样才能招来英雄豪杰，共图抗金中兴的大业。他还提出选拔人才的方法：访贤问能，深入考察；严格“荐举”制度，正确荐才；“唯才是举”“德才兼顾”“用大贤以引贤”，以选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凡此种种都是中兴大业切要之图，必须努力以赴才能见效。厚本劝农，兵农结合，农商并重陈亮主张朝廷要有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版图和百姓户口也大为减少，然而对金的岁贡、军费开支、官员俸禄等却是有增无减，南方人民的负担变得异常沉重。另一方面，随宋室南渡的达官显贵不断侵占土地，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人民日益贫困，阶级矛盾愈加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赋税征收更加困难。政治关系民生祸福，政治的目的在于为百姓谋福利。他建议孝宗针对时弊，抑制兼并，使农民有田可耕、有地可依，这样厚本劝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社会经济基础，国家的财政收入才有保证。陈亮总结了北宋以来政治、经济改革的成败经验，强调要适应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他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能够突破重农抑商的历史局限性，从辩证的角度论述农业和商业的关系，提出农商互补互助的观点，充分认识到商业活动的重要性。这种兼顾农工商各业协调发展的思想，是商品经济观念转化的新见，也是他批评王安石“青苗”“均输”诸法的理论依据。陈亮一向重视商人和富人，对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人范蠡、白圭以及那些“勤俭起家”“铢积寸累”的富人总是赞扬有加。他还将工商者的功利精神发挥于政治领域，尤为推重务实精神、豪杰精神。陈亮还建议朝廷适当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充裕各级地方财政。他认为要解决财政困难，还要靠节流，推行兵农合一政策，节俭军费开支：农忙耕作，农闲操练。战时为兵，息时为农。这样既不耽搁农业生产，又可以使兵源充足，还可以减少养兵费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迁都建业，重镇荆襄，实行批亢捣虚、形格势禁的战略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和议。宋孝宗即位后，励志收复，后因战事遇挫退而签隆兴和议。陈亮不顾人微言轻，建议孝宗废除和议，打破偏安江南一隅的局面，迁都建康，利用此地险要的地势，可攻可守，在战略上争取主动权。他还认为荆襄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它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进退自如，以此地为根据地向北可图中原恢复之业。因此，一定要在战略上加以重视，宜派德高望重之能臣镇守，协调军民，实行屯田制度，解决粮草之需。在对金战略上，应采用寓攻于防、攻防兼备的积极防御策略。 书摘2：陈亮事功伦理思想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越是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时代，士人经世致用的精神越是高涨。面对南宋内忧外患的局势，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广征博览，以治史经世，佐六经参证，以求通经达用、救时除乱；他们视圣人之道，如民生日用；重因事作则，讲开物成务，兴王霸并用，倡义利双行；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学术界主流地位的道德性命之学，并认为事功之学较之更具有实用性、优越性。陈亮将《易》的基本精神与南宋的社会现实结合，从经典中发掘值得借鉴的思想，为富国强兵提供理论支持。经世之学的根据是“道器一体”论，经世的主要内容体现在道德与事功的分判上，即义利之辩。陈亮的事功思想之所以能够从理学阵营分离出来，在于他走上了一条与理学家们截然不同的学术道路。事功学说的显著特点是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因此也被称为“实学”。陈亮的事功思想着眼于南宋抗金中兴的目的，理论价值有四：一是坚持从利益、实效而不是预设的“天理”来说明道德原则。二是坚持事功价值观，把求利置于道义之上，以功利作为价值追求。三是把功利的实现作为历史的评价标准。四是在强调功利时把“利”规定为天下公利。陈亮的事功思想博古通今，针砭时弊，经世致用，探究治国、兴国之策，明白简大，坦然易行。他于事功之学虽无首倡之功，却有发扬光大之力。功到成处，便是有德 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陈亮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伦理传统，维护并宣扬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人伦道德；另一方面主张将仁义道德建立在实事、实功的基础之上，肯定道德与功利的统一，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功利德论，在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功利的实现便是德，脱离实际功利的仁义道德是不存在的。故陈傅良将此概括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实事、实功构成了仁义道德的现实基础和衡量标准。陈亮所注重的功利是天下之大利。他认为圣人应当“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道义与功利之间不再是紧张、冲突的关系，而是和谐一致的。陈亮有感于当时南宋朝廷苟安于一隅的现状，力主富国强兵、抗金复土之中兴大业，并以此为大功、大德。由此出发，陈亮对空谈道德性命之说的理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理学教人“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只向义边做”，这对于中兴大业有害而无益。理学追求超功利之道德固然值得肯定，但因此而地对立义利，置现实于不顾，这无疑是片面的。陈亮在理想人格方面也注重事功，提出了才德并美、济时达务的“成人”观，主张外王事功与内圣修为相统一，才智与德性相统一。他反对朱熹重内圣轻事功，“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的观点，认为“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理学提倡的“醇儒”虽然有较高的德性修为，但却只知固守所学，安坐不动，于世无用，是不足恃的。真正“成人”的关键在于积极有为，从而见用于世，成就济时达务的外王事功。关于内圣修为，陈亮提出要“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他一方面重德，赞许“利不能更其所守”的颜闵之乐；同时又反对有德而无才，认为仅凭德业之美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还要有实现社会事功所必需的才智和勇气。否则便只能做一个子夏一门所谓的“儒”，而非真正的“成人”。所以，从社会事功的现实需要出发，“成人”应该是德才兼备、仁义智勇俱佳之人。在此，陈亮将外王事功作为内圣修为的目的和归宿，力求统一才德、内外，相对于纯乎内圣的“醇儒”，更得先秦儒家之真精神。陈亮在经世致用的视野和人文关怀之下，对《易传》的崇德广业理念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并阐发了他具有鲜明事功经世倾向的功德观。他反对理学纯任德治王道的观点，提出了综合德化、刑法、智力等多种治国方略的富国强兵之说，主张在以德化为本的前提下，坚持“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其一，他继承了儒家以德化为本的德治传统，认为养心进德乃治国之本，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必须务其根本，宽厚仁慈，以德化民，使民风淳厚。君主正己之心、以德化民体现了其表率天下的重要作用，陈亮称之为“师道”。道德教化不是口头的宣扬，其实质在于教化的实施者君主率先履行仁义孝悌等道德规范，做天下万民之师表，这正是历代儒家反复强调的以德治国的关键所在。其二，四科无废，德行居先。以德化民还要广兴孔子所创的“四科”之学。陈亮建议孝宗借君权之威，恢复“四科”之学，使“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一之或废，而德行常居其先”。其三，财乃天下大命。陈亮对社会经济生活给予了较多关注，把财政视为国计民生的命脉所在。保民命、养兵甲、兴礼教、救灾荒，任何一项治国之策都有赖于财政的保障。基于此，他提出了制民之产、兴修水利、改革制财之法等举措，特别是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主张“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陈亮把经济生产、生活放在治国安民的突出位置，这相对于理学对立道德与经济无疑是一种进步。其四，刑法智力为“饰治之具”。陈亮力求综合德治与其他治国方略，认为刑法智力是德治的有益补充。刑法智力虽属霸道，却恰可以弥补王道之“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的缺陷。他认为刑法智力固然有效，但只是“饰治之具”，而君主“以宽仁为心，以洪大为度”方是“出治之本”。礼法过于繁苛、君主专任才智都是颠倒本末、急功近利之举，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须先立大而后事小，以德化为本，辅之以刑法智力，如此方得“政之成”。综上可见，陈亮针对南宋时弊，凸显了事功相对于整体家国天下的重大意义。他以这种立场与视野关注并汲取《易》的经世面向，以事功经世的理路阐发其经世之学，为民族国家开出了不同于心性之学的拯救之良方，丰富了中国儒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论天理与人欲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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