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驱霾

    提笔写这篇总论，时间已是2015年的12月8日。这一天，是北京首发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天。

    这一天，风停了。柳枝像是睡着了一样，静静地低垂着。枯叶挂在枝头上纹丝不动，整个城市的空气如凝固一般。

    这一天，北京全市范围内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一些幼儿园关闭，出行的人全副武装。环境保护部派出10个工作组进驻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协调组织区域内各省市环境执法人员，开展联合执法。

    连续多日，北京有上千家企业被要求限产停产。而在河北，仅压产能、治理污染两项，就影响该省2014年经济增速1.75个百分点，省财政为此多负担数百亿元。

    这一天，距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将近一年，距“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实施已有两年多的时间。

    但雾霾依旧，依旧严重到让人们呼吸困难。

    十年前，“雾霾”二字在绝大多数国人的概念中是空白。十年后的今天，雾霾成了亿万民众的心肺之痛。

    就在几年前，当北京的雾霾刚起之际，人们热议的是如何“逃离北京”。但如今，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同样被雾霾笼罩。逃到哪儿都找不到一片蓝天。

    雾霾长时间、大范围发生时，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之上，昏灰的大气弥漫在空中，人们视线模糊，呼吸困难。

    2014年5月21日，经合组织(OECD)在国际交通论坛的年度峰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因空气污染每年损失1.4万亿美元。

    提笔至此，让我不禁想起2014年11月3日上午，站在河南安阳大唐发电厂主控室屋顶看到的场景：不远处安钢集团厂区内，十多个烟囱向外吐着烟气，要么这里冒出黑烟，要么那里冒出黄烟，正如我几年前曾经去过的一个活火山口。

    当地居民提供的2014年7月拍摄的多幅照片显示，位于安阳县的河南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生产厂，黄色的烟尘从顺成焦化厂的多个烟囱里冲天而上，与蓝天形成鲜明的对比，还有多个烟囱吐着大火。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历年《中国气候公报》统计数据，2003年以前，我国年均灰霾日数均低于常年值9天，但是2004年以来增长迅速，年均值达到12～20天；2013年我国年均灰霾日数高达36天，全国范围内有20多个省（区、市）出现了持续性灰霾。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曾明确表示，对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一次PM2.5和汞等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因煤消费（煤炭直接燃烧 煤炭使用直接相关的行业）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排放量。据2012年的数据，因煤消费的一次PM2.5、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的62%、93%和70%。 

    研究发现，作为灰霾天气的罪魁祸首，PM2.5来源非常广泛，不仅有各类污染源直接排放的一次PM2.5，也有来自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化学转化所形成的二次PM2.5。煤炭使用对污染物排放量的高贡献率导致煤炭成为了我国PM2.5污染重要的来源。

    除此之外，机动车污染在经济发达地区也日益严重。京津冀大小城市电厂、锅炉和机动车保有量较大，城市运行带来的各类污染物排放量非常大。以北京为例，通过污染组分分析表明，北京市硝酸盐、硫酸盐、铵盐等二次粒子对PM2.5质量浓度的贡献接近70%，表明机动车、燃煤等污染源排放在高湿静稳天气条件下的积累转化非常迅速。

    燃煤、机动车、工业、建筑和道路扬尘是主要的排放源。但每一项污染源的控制都是一个大难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曾表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

    但不管怎么说，在编撰这本《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14年卷）》时，我们编委会成员们就相信：2014年，有可能成为中国环境领域重大变化的前夜。理由：一是新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关系；二是陈吉宁履新环境保护部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加上高层和全社会的推动，环境保护领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

    这些变革，被长期关注、跟踪环境领域的新闻记者们捕捉到了。

    在《新环境保护法亮剑》一文中，记者李蒙注意到，新环境保护法颁布后，五细则出笼，规范“按日计罚”等执法行为，各地加大了环保执法监督力度，也出现了不少典型处罚案例，是新环保法颁布后的轮执法实践。

    新环保法生效后，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的整治力度明显加大。仅仅在河南省洛阳市，环保部门2015年上半年按照新法新规新标，共下达处罚决定251起，罚款3017万余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60起，涉及违法企业55家。而在江苏省，2015年季度，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17.98万人次，现场检查企业7.2万厂次，立案处罚1647件、处罚总额8128.7万元，立案数、处罚额分别同比上升53.9%、40%。全国各地环保部门利用新法赋予的查封扣押、限产停产、按日计罚和行政拘留等新手段，查处环境违法案件237起，其中限产停产95起、实施查封扣押61起、按日计罚25件、行政拘留16起和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40起。

    在《中国式“石化围城”之惑》一文中，记者刘伊曼注意到，从漳州PX爆炸到日照等地的小炼厂爆炸，近一段时间以来，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中出的事故越来越频繁。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石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伴随着严重的环境的问题，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石化围城”处处可见。而在这背后，不仅有发展历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产业布局的混乱，规划选点的不合理直接加重了环境的危机，埋下了复杂的社会隐患。

    刘伊曼对全国多个石化基地或者以石油化工业为龙头的地区进行调查发现，环评很难从选址上发挥作用，反倒往往是实力雄厚的油公司和地方政府主导着项目的布局；在大国企面前，各地方的职能部门又往往显得弱势，难以控制部分企业“我行我素”的行为；城市规划总是为“发展”开道，像产业政策一样充满“弹性”而缺乏强制力……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将难以实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环保组织：“中国煤控项目”在行动》一文中，记者华凌注意到，中国以煤为主的高碳、高污染的能源消费模式正向着煤炭清洁化、减量化与替代化的方向转型，对融资有着迫切需求，但现阶段能源融资中存在的问题阻碍转型步伐，主要包括：信贷资金仍集中在煤炭行业；可再生能源融资渠道狭窄；节能减排投资中，多是企业依靠自筹资金和政府补贴操作，通过贷款等市场化融资依然较少。

    记者还特别提到，以环保组织NGO之力，如何将理念在实践中推广，特别是推动政府决策层改进或完善政策、法规及相关措施呢？显然不是站在对立面，一味地批评、指摘当地政府，智慧的做法恐怕是用专业性打动政府有关机构，并以协助配合的姿态与政府一起做事情，引导或补足其政令法规当中的缺失。

    在《大地埋藏了多少污染和秘密？》一文中，记者班健、徐卫星注意到，可以用“重”、“大”、“热”、“难”、“乱”来概括正被慢慢掀起神秘面纱的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高点位超标的污染比例，可谓“重”；万亿级规模的市场预期，可谓“大”；上千家公司的争相介入，可谓“热”；多学科协同的系统工程，可谓“难”；缺机制少钱的修复市场，可谓“乱”。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严重土壤污染区320个，约548万公顷。从不同的土地类型来看，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有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受矿区污染的土地面积达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的土地面积约有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土地约有5万公顷，由上述四类土壤污染估算面积相加可知，我国至少有近3000万公顷的污染土地。并且，尤以率先发展工业实现经济起飞的东部和中部较为发达地区为甚。

    根据2013年1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我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这部分耕地已经不能种植粮食。受此类污染的重点区域多是过去经济发展比较快、工业比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其中，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有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

    在《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进展与市场实践》一文中，记者徐楠注意到，2014年以来，中国绿色金融开始得到较快发展，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取得重要进展。截至2015年，中国有关部门已经在引导绿色信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绿色信贷的指引和统计体系，有七个地区开展了碳交易试点，披露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证券市场开发绿色环保指数等等。但是，这些努力距离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尚远，各方面的工作还呈碎片化状态，尚未建立起一个系统性的政策框架，没有形成政策合力，也缺乏与经济发展政策的协同。近十年里陆续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体现了对绿色理念的倡导，但政策激励的效应大于政策约束。面临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既是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挑战，也是机遇。

    在今年的《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14年卷）》，“互联网 ”这一新概念也有所体现。《鼠标与手指上的绿色》一文介绍，2014年，环保类网站加速洗牌。大致呈现几个特点：环保新闻信息，环保教育有关的网站，面临专业编辑的紧张和流量的挑战，不断压缩，合并的合并，消失的消失，整体下滑；与环保产业有关的网站，继续保持过去的势头；环保部和厅局的网站，发展日益繁荣，依托强大的政府资源，无论信息量还是专业人才方面，非社会类和公司类网站所能匹敌；主打环保宣传教育的网站仍然有蓝海耕耘，前提是大财团，舍得3年时间积累；环保部相关联的几个“官办色彩”的“环保组织”，随着业务纵深开展，网站日益红火等等。

今年的调查报告还涉及到科技前沿方面的探索，比如记者潘春芳的《森林治霾，靠谱吗？》一文，探讨了通过大面积种植森林减少雾霾的科学研究。相关研究者认为，森林是非常有效的“吸尘器”，它就像一个“绿色穹顶”，虽然对雾霾的阻挡能力有限，但作用不可忽视。研究发现，北京市北部区县密云、怀柔和延庆的森林对大气颗粒物滞尘量，对PM10的吸附量分别为3378.11吨/年、2899.74 吨/年和2813.39吨/年；平均每年对PM2.5的吸附量分别为83.33吨/年、79.23吨/年和68.28吨/年。他们认为，这与三个地区森林覆盖率高有很大关系，相反，城区的森林覆盖率较低，滞尘量较小。森林治霾的提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精明的商家早已将“毗邻森林”包装成时下房地产营销的主打牌。

    在汪永晨每年一篇的《江河十年行纪事》中，继续沿袭细腻、扎实的采访文风，向读者徐徐讲述那些发生江河边的变迁、故事、纠结与冲突，那些悲欢离合与深深的忧虑。这已是“江河十年行”的第八年行走江河，记录江河，为江河书写断代史，试图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关注中国的大江大河。

    其实，在记者们的脑海中，眼下，想知道的是，严环保新法能否护航美丽中国？

    在上述多篇报告中，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护航美丽中国，障碍来自地方干扰。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很完善，尤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基层地区，行政干预还很严重，一些污染大户往往同时也是利税大户，受到地方一些领导的特别关爱。中国的环境问题亟待大法“救赎”，也需要更加细化的配套措施和铁面无私的严格执法。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就对记者表示，环保监管职权是一把“双刃剑”。新环保法一方面授予对各级政府、环保部门许多新的监管权力，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对环保部门自身的严厉行政问责措施。

    在这里，借用潘岳的一句话与同仁们共勉：

    重权在手，中国环保人岂能不去铁腕治污；重责在身，中国环保人又岂能不去勇于担当。

本书收录多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环境记者的调查报告，关注大气污染、水资源、《环境保护法》的执行、环保NGO的工作以及各种环境事件。他们深入调研，记录下环境现状和百姓生活，剖析环境问题的成因，寻找解决方案，试图唤起更多人对环境的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