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后记
本书叫作《书之人》。《哈加达》是犹太人的一种宗教用书,“哈加达”原意是“讲述”。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到了逾越节由家长讲述《出埃及记》的历史。《哈加达》就是“讲述”的根据。本书里的《哈加达》是一本古代的小书,外表平常,内容却极精美。其中的图画绚丽惊人,希伯来文抄写也是书法的。“书之人”主要指的是创作它的人,想占有它的人,想毁灭它的人,冒了生命危险保护它,抢救它,隐藏它的人,以及它所经历的各个时代和社会里的形形色色的人。
古文物维护专家汉娜西斯受联合国委托,到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去维护这本《哈加达》。在维护中她注意到一些小小的异常: 书里有一根白毛、一点酒痕、一 点虫翅、一点盐的晶体,而一副应有的银锁扣又没有了。研究下去,于是出现了这书背后的许多人。
值得深思的是,她的种种探索暴露了一个痛苦的现实: 从蒙昧野蛮的中世纪到现代文明的一九九年代,人类不是越来越理性和文明,而似乎是野蛮疯狂如故。而由于冷兵器发展成了热兵器,破坏性还千万倍地增长了。
在创作《哈加达》的中世纪,“书之人”的表现是战争杀伐,宫闱秽事,把妇女当性奴隶——国王甚至命令他的王后脱光衣服洗澡,让宠臣们观看取乐;再就是宗教裁判,对犹太人的歧视,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搞逼供信,然后家人连坐,恣意虐杀。
而到了高度文明的二十世纪,这本《哈加达》背后的“人”依然蒙昧野蛮。萨拉热窝的当代野蛮人不但炮轰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和老百姓的房舍,把文化遗产和家园住宅化作灰烬,而且把抢救文化遗产的人和游行的少年当作活靶射杀,就连偶然进入狙击手视界的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这可是无论用什么家仇国恨、民族对立也无法辩解的罪行!
事实上,对于一九九二年的萨拉热窝战争,就连萨拉热窝人自己也是根本想不到的。
拉兹仁(小说中的一个当地穆斯林学者)说:“多年以前,在看见黎巴嫩分裂时,我们就说,‘那是在中东,那里的人很原始’。然后,我们看见了杜布罗夫尼克大火,我们又说,‘我们是在萨拉热窝,跟那里不一样’。……在这儿,这城市怎么可能出现民族战争呢?这里的居民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民族婚姻的后代。在这个城市里就没有人进教堂,怎么可能出现宗教战争呢?”
是呀,在一个每两个居民里就有一个是民族婚姻后代的、很少人进教堂的城市里,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怎么能打得起来呢?可那却是无法规避的痛苦的现实。
奥兹仁带了汉娜在萨拉热窝街头的那次闲逛就很引人深思。在那里,基督教的大教堂左边就是犹太教的会堂和穆斯林的清真寺,右边又是东正教的教堂。它们之间只有百十来米距离。几百年来这四个宗教组织在同一个地点陆续修建了各自的恒久性的教堂,距离那么近,说明它们之间从来就是和谐相处的,也从来就是打算和谐相处的。
其实,回顾历史,在一四九二年伊萨伯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做出驱逐犹太人的决定之前,在她治下的地区,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间也一直是和睦相处的,老百姓把它称作“共存时期”,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按照老书法师本绶山的说法是,那时“基督徒组织军队,穆斯林建造房屋,犹太人聚集财富。”这话未必准确,可三种宗教就是这样互相依仗,互相配合,和平共处的。书里的描写是:“一切都在哼着曲子前进,有创造性,繁荣昌盛。”
这本《哈加达》里那么多精美的画幅正是这种民族融合的产物。
本书在提到这本《哈加达》的画和伊朗细密画的画笔时,说过这样的话:“可是,这些微型画的风格和技巧又根本不是伊朗式的。那么,一个住在西班牙的画家,按照犹太人的要求作画,为什么又使用起伊朗画笔作画,画的又是欧洲的基督教风格呢?”
你看,住在西班牙人家里的摩尔人画家,使用着伊朗画笔,按照犹太人的要求画出了欧洲的基督教风格的画。这本萨拉热窝《哈加达》里融合了多么丰富的民族文化!
正如书中所说:“知识就是那样往惊人的距离之外传播的。它穿过充分建立的种种渠道,把西班牙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跟巴格达、开罗和伊斯法罕的同行们联系到了一起。”
这正是人们一直赞许和期盼的局面。二十世纪的学者,图书馆馆长谢立夫凯马里曾经希望:“斯拉夫族的穆斯林以古典阿拉伯文写的抒情诗,遵循的是从达尔马提亚海岸戴克里先宫廷引进的彼得拉克十四行诗的格律。”
吸取各民族各地区的长处,创造出自己的诗歌来,这就是他的理想。说它是一种文学里的《哈加达》也是可以的吧!可是,《哈加达》背后的人还提醒着大家,一四九二年的西班牙的排犹运动一来,民族驱逐、宗教裁判猛然加剧,使整个国家的犹太家庭流离失所,无数的犹太人遭受痛苦和死亡。而到了二十世纪,希特勒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排犹活动,把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和焚化炉,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历史大悲剧。在本书里我们就通过萝拉的眼睛看见了犹太会堂里那满屋子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和她所听见的不幸结局。这也是纳粹罪孽的一角。
希特勒覆灭了,这种疯狂该可以结束了吧?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在萨拉热窝竟又出现了新的冤冤不解的仇恨,这回不是对犹太人,而是对穆斯林的仇恨了。出现了上述的野蛮的炮轰,和对妇女、儿童和游行少年的毫无道理的狙击。
这种报复有什么根据么?试看看街头这场景: 穆斯林的和卓呼唤祈祷了,只有几个老人回应了呼唤,“踅进了鹅卵石铺的院子里,在冰凉的喷泉里虔诚地洗着手和脸……我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卡拉曼来到我前面,又转回身来……‘那就是,’他说,‘塞尔维亚人想象中的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
虔诚的穆斯林已经不多,唤祷时出来祈祷的只有几个老头。他们就是那些人所宣传的恐怖分子么?为了和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进行斗争,他们竟然炮轰和焚烧了那么多建筑物,杀死了那么多的无辜的人,焚毁了那么多书籍!这叫人怎么理解?
本书是对种种非理性活动的揭露,揭露也是对理性的呼吁。希望出现理性的和谐的社会。
这部《哈加达》在本书还有一种象征意义。
在大家都以为它已经在内战的硝烟里焚毁时,萨拉热窝的犹太人区却用这书举行了他们的逾越节家宴。社区首脑还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他说:“这本书之大难不毁正象征了萨拉热窝多民族理想的大难不毁。”
在这里他不是说萨拉热窝犹太民族的大难不毁,而是说多民族理想的大难不毁,说明了萨拉热窝的犹太民族是和其他的民族一起共同怀着坚定的理想的。
这本《哈加达》背后的许多坚定的正义人士正是这种理想的表现。他们没有武器,但是有巨大的勇气。为了抢救图书可以牺牲在炮火之下;为了抢救它可以在炮火轰击的图书馆里坚持若干小时解决号码锁问题;为了保护它敢于冒着严重的危险,从纳粹高官的鼻子底下把手稿偷偷带出博物馆,敢于巧妙应付,顶住当面索取《哈加达》的纳粹将军,把它送到高山上的清真寺隐藏。甚至还有几个精通《哈加达》的专家,因为对公开展览这本《哈加达》不放心,担心政局恶化,《哈加达》再次遭劫,居然悄悄用赝品代替,即使违背良心当面撒谎,伤害了自己尊重的人也在所不惜。而受到伤害的人也终于能体谅他们的苦心,和他们言归于好。这些复杂的事迹所反映的复杂环境下的复杂斗争也都散发着理性、胆略与智慧的光辉。
本书作者杰拉尔丁布鲁克斯,女,美国人,生长于澳大利亚,《华尔街日报》记者,长期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中东等地采访。曾以其长篇历史小说《马奇》(March)获2006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
本书背景包含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多次出现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文字,拉丁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阿尔巴尼亚文、土耳其文、塞尔维亚文、希伯来文都有。其中有两种情况: 一种附有英语译文,译时好办,照译就行。一种却没有附译文。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可以从前后文了解意思的,作者使用它们是为小说增添些不同国度的色彩,另一种,如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没有附解释,大约作者认为比较浅近,读者可以认识。这些地方译时就要多费些功夫了,好在也终于解决了。难办的倒是希伯来文。译者连希伯来文字母都不认识,字典更无从查起。只好求救于外力了。我找了我的老朋友,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申再望同志。他立即把我提出的问题寄给了他的好友,以色列女诗人芭谢娃(她的诗集《雕鹗的原野》曾由申先生译出,在我国出版)。没有想到的是,芭谢娃女士刚刚因骨髓癌辞世,为我解答问题的竟是她的丈夫Segal先生。他显然是忍着悲痛为我作答的,这确实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要在这里对中国人民的朋友、诗人芭谢娃女士的逝世表示哀悼,也对Segal先生的帮助表示谢意,同时向再望同志表示谢意,并祝愿中国人民与以色列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二九年九月七日
导语摘要
《书之人》是一部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小说,有一定的畅销潜力。小说主要讲述了犹太教圣书萨拉热窝《哈加达》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如何颠沛流离,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不同宗教的个人和家庭中,被创造,被毁损,被藏匿,被保护,被修复的故事。《哈加达》是犹太世界受欢迎的典籍,也是史上版本多的犹太经典,而1894年在萨拉热窝城被发现的这一本《哈加达》,是本被重新发现的,带有人像的中世纪希伯来语插图手稿!——人像艺术在中世纪犹太人中已被灭绝。萨拉热窝《哈加达》从此被视为稀世珍宝。
故事采取双线索的讲述方式。主线是主人公、古籍维护专家汉娜希斯博士的经历,她受联合国委托,去萨拉热窝修复一本战争中被抢救出来的奇书,即萨拉热窝的《哈加达》。从战火中抢救了此书的是萨拉热窝图书馆馆长奥兹仁卡拉曼。他们在共同工作中很快相爱,但是在之后有关此书的一系列离奇事件后,他们之间产生了误会,于是汉娜离开萨拉热窝、去每一个能够帮助她解开谜团的专家、老师、朋友那里寻找有关此书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发现并解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并且,原来她本人就是半个犹太人。在不同领域的奇人的帮助下,她终于明白了一片虫翅、一根羽毛、一块酒痕、一滴盐水、一丝白毛所蕴含的意义……故事的另一条线索就此展开……
小说的结尾,奥兹仁说:“我觉得这一本《哈加达》来到这里是有理由的,它是来考验我们的,看这儿有没有人能够明白一个道理:让我们团结的东西要多于让我们分裂的东西:是一个人,要比是个犹太人还是穆斯林,是个天主教徒还是个正教徒更为重要。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更是一部信仰之书。
作者简介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1955- ),出生于悉尼,拥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1990年因报道海湾战争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的哈波以尔奖。2001年出版的《奇迹之年》是澳大利亚政府推荐全民阅读的年度佳作。2006年因小说《马奇》获普利策奖。
目录
目录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萨拉热窝) ........1
虫翅(一九四○年,萨拉热窝) ........49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维也纳) ........95
羽毛和玫瑰(一八九四年,维也纳) ........111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维也纳) ........135
酒痕(一六○九年,威尼斯) ........153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 波士顿) ........201
盐水(一四九二年,塔拉戈纳) ........227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伦敦) ........271
白毛(一四八○年,塞维利亚) ........285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萨拉热窝) ........329
萝拉(二○○二年,耶路撒冷) ........341
汉娜(二○○二年,阿纳姆地,古努美伦季) ........351
后记 ........384
译后记 ........389
内容摘要
《书之人》是一部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小说,有一定的畅销潜力。小说主要讲述了犹太教圣书萨拉热窝《哈加达》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如何颠沛流离,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不同宗教的个人和家庭中,被创造,被毁损,被藏匿,被保护,被修复的故事。《哈加达》是犹太世界受欢迎的典籍,也是史上版本多的犹太经典,而1894年在萨拉热窝城被发现的这一本《哈加达》,是本被重新发现的,带有人像的中世纪希伯来语插图手稿!——人像艺术在中世纪犹太人中已被灭绝。萨拉热窝《哈加达》从此被视为稀世珍宝。
故事采取双线索的讲述方式。主线是主人公、古籍维护专家汉娜希斯博士的经历,她受联合国委托,去萨拉热窝修复一本战争中被抢救出来的奇书,即萨拉热窝的《哈加达》。从战火中抢救了此书的是萨拉热窝图书馆馆长奥兹仁卡拉曼。他们在共同工作中很快相爱,但是在之后有关此书的一系列离奇事件后,他们之间产生了误会,于是汉娜离开萨拉热窝、去每一个能够帮助她解开谜团的专家、老师、朋友那里寻找有关此书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发现并解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并且,原来她本人就是半个犹太人。在不同领域的奇人的帮助下,她终于明白了一片虫翅、一根羽毛、一块酒痕、一滴盐水、一丝白毛所蕴含的意义……故事的另一条线索就此展开……
小说的结尾,奥兹仁说:“我觉得这一本《哈加达》来到这里是有理由的,它是来考验我们的,看这儿有没有人能够明白一个道理:让我们团结的东西要多于让我们分裂的东西:是一个人,要比是个犹太人还是穆斯林,是个天主教徒还是个正教徒更为重要。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更是一部信仰之书。
主编推荐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1955- ),出生于悉尼,拥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1990年因报道海湾战争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的哈波以尔奖。2001年出版的《奇迹之年》是澳大利亚政府推荐全民阅读的年度佳作。2006年因小说《马奇》获普利策奖。
精彩内容
汉娜一九九六年春,萨拉热窝
一
我还是一开始就说清楚吧: 那不是我的日常工作。
我喜欢在自己清洁、宁静、明亮的实验室里一个人工作。温度能控制,需要的一切都在手边。可不得已时我也做点实验室外的工作,也确实赢得过不错的名声。那是在博物馆不愿为藏品的运输付保险费的时候,在私人收藏家不愿让外人确切知道他们有什么藏品的时候。而且,为了完成有趣的工作,我也曾飞越半个地球。但是我还从没到过这种地方: 这座城市停止互相射击才五分钟,我已来到城市正中一家银行的会议厅里。
首先,若是在我家里,是不会有保安在我实验室里晃来晃去的。我是说,我那博物馆里虽有几位专业保安人员巡逻,他们都是一声不响的,做梦也不会想到闯进我的工作空间里来。这里的几位跟他们可是不同。这儿一共有六位,两位是银行警卫;两位是来监视银行警卫的波斯尼亚警察;还有两位则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来监视波斯尼亚警察。他们都在哔啵乱响的手机上大声交谈,说的是波斯尼亚话或丹麦话。这样的人群似乎还不够,还来了位联合国观察员哈密什萨冉。这是我见过的位苏格兰血统的锡克教徒,一身苏格兰呢服装,缠着靛青色大头巾,非常精干。只有联合国有这样的人。我只好请他去向波斯尼亚人指出: 抽烟这件事不要发生在暂时放置一份十五世纪手稿的房间里。那之后他们就更加无聊了。
我也开始无聊了。我们已经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尽力消磨着时间。为了利用光线,几位警卫已帮助我把会议桌搬到窗户附近。我已安装好立体摄像显微镜,也摆出了工具: 文件编制摄像头和手术刀。白明胶已在大口杯里的加热垫上融化。小麦糨糊,亚麻线和金箔也全都摆好了。还有几个玻璃纸信封,是准备在有幸发现装订碎屑时使用的——从研究面包皮的化学你所能得到的知识有时可能很惊人。我还摆出了各种不同的小牛皮样品,一卷卷色调、质地各不相同的手工纸,还有放在“摇篮”里的泡沫塑形,为放古卷做好准备——如果他们真带来了古卷的话。
“我们还得等多久,你有数吗?”我问萨冉,萨冉只耸了耸肩。
“我估计是从国家图书馆来的代表耽误了,因为那书是博物馆的财产,代表不到,银行是不能进圆穹地窖取书的。”
我心里烦躁,来到窗户面前。我们是在银行的顶楼。这是一座婚礼蛋糕式的奥匈帝国建筑,跟城里其他建筑一样,灰泥门面都已被迫击炮轰了个千疮百孔。我的手一触到玻璃,寒冷就透了进来。据说已是春天,下面银行大门边的小花园里番红花已经开放。那天上午早些时还下过雪,一盏盏小花上覆盖着蓬松的雪花,仿佛是一小杯一小杯的热牛奶咖啡。白雪至少使房里的光线均匀明亮,形成了的工作光线。要是能工作就好了。
就为找点事做,我打开了几个纸卷——法国制作的亚麻纸。我用金属镇尺碾过每张纸,把它压平。镇尺擦过大幅亚麻纸的声音像是我在悉尼家里听到的海涛。我注意到自己的手在发抖。干我这种工作,手抖可不是好事。
你不会认为这手是我较好看的部分。手背皲裂,松弛,简直不像手腕的延伸部分——我可以满意地说,我的手腕倒是纤小光润,跟我其他部分一致的。上次跟妈妈吵架时,妈妈就说我这手是“老妈子手”。从那以后,我跟妈妈非得在“大都会”见面喝咖啡不可时——对,时间很短,我俩都像冰凌柱一样易碎——我就戴上一副从“救世军”商店买来的手套,算是给自己解解嘲。当然,在悉尼,也只有在“大都会”人们才不会意识到其中的自嘲意味。我妈妈就意识不到,她还说要给我买顶帽子,跟手套匹配呢。
在明亮的雪光里我这手显得比平时更难看了。因为用浮石从牛肠上磨去脂肪,我的手全红了,而且蜕皮。你在悉尼生活,却想弄到一米牛犊肠,那可是世界上不简单的事。自从屠宰场因为要给二年奥运会提供场地而被迁出霍姆布什起,你就得开了车去买——你的车基本上是在呜呜地叫,却不动弹,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却又遇到那么多保卫措施(因为动物解放者众多),你几乎就进不了门。他们觉得我有点古怪,我倒不责备他们。为什么会有人需要一米牛犊的盲肠?人家一时也确实难以明白。但是,你既然是在五百年前的古物上工作,你就得知道那类东西五百年前是怎么做的。这是我的老师沃纳亨利希深信的道理。他说关于研磨颜料混合石膏粉的道理你可以愿怎么读书就怎么读,但是要想真弄懂它,的办法只能是亲手做过。如果我想弄懂像cutch和schoder这类词语所描述的东西,我就得自己打造金箔: 敲打,叠过来再敲打,放在它不会黏附的东西上再敲打——比如洗干净的柔软的牛犊肠上。到后,你才能得到一小包金箔。每一片的厚度不足千分之一毫米,而你那双手就狰狞得可怕了。
我把手捏成了拳头,想让老太婆般松弛的手光滑起来,也想看看能不能控制住颤抖。从前一天在维也纳换飞机起就一直紧张。我常常旅行。既然你生活在澳大利亚,想在这中世纪手稿维护领域得到一份有趣的工作,基本上就只好四处奔波了。但是我一般都不去战地记者能发出划时代的重大报道的地点——我知道有人搞那类活动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我估计他们有一种“不会落到我身上”的乐观主义情绪,而造就了他们的正是那情绪。可我呢,我却完全是个悲观主义者。如果我去的国家在什么地方有个狙击手,那么,进了他的瞄准镜的准会是我,我充分肯定。
飞机还没降落,你已经见到了战争。我们穿出灰蒙蒙的云幕(它似乎是欧洲天空亘古不变的状态),起初,环抱亚得里亚海的赤褐色小瓦房似乎成了我所熟悉的景观: 远处,悉尼城的红色房顶就在下面,靠近邦迪海滩的深蓝色的弧线。但在眼前这景色里,一半的房屋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一排排断垣残壁,参差不齐地耸立着,俨然是一排排腐败的牙齿。
越过高山时,空中出现了湍流,到波斯尼亚时我不愿让自己看窗外,于是拉下了遮光板。我身边那年轻人,从他那柬埔寨围巾和瘦削的害疟疾的形象看,估计是位工作助理。他显然想往窗外看,我却没理会他那肢体语言,反倒提出了问题,想分散他的注意力。
“来这里有什么贵干?”
“排雷。”
我想说点真正接近问题的话,比如“业务多么”之类的,却终于违背性格,闭了嘴。然后,我们就降落了。他跟机上的每个人一样,站了起来,在甬道里挤来挤去,在头顶的行李柜里寻找。他扛上了一个庞大的帆布背包,一走动几乎撞破了挤在他身后的人的鼻子——他挎背包那动作真要命,一晃九十度。这情景那时你在邦迪的公共汽车上也能见到。
机舱门终于开了,旅客们仿佛粘到了一起,往外渗透。我是仍然坐着的人。我感觉像是吞下了一块大石头,把我固定在座位上了。
“是西斯博士么?”航班空姐在空出的甬道上跑来跑去。
我正想说“不,那是我妈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 doctor。“我”的母亲是医生,而“我”是博士,所以引起了这场误会。”,却意识到她指的就是我。在澳大利亚只有傻瓜才拿博士头衔招摇。我除了“女士”从没填写过其他的头衔。
“您的联合国陪护人员在停机坪等您。”谜底揭晓了。在为这份工作办手续时我就注意到,联合国喜欢给人加上闪光的头衔。
“陪护人员?”我傻呵呵地重复,“停机坪?”他们倒是说过有人来接我,但我以为不过是个懒洋洋的出租车司机,举着牌子,而且拼错了我的名字。航班空姐给了我一个快活而完美的德国式微笑,对我躬下身来,掀起拉下的遮光板。我往外一望,三辆深色窗户的装甲车懒洋洋地停在飞机翅膀尖下,也就是把美国总统拉来拉去的那种。这场面本该叫我放心,却让我肚子里的石头加重了一吨。装甲车外的深草里插着牌子,用几种文字标明: 小心。我可以见到一部庞大的货运飞机的机身,已经生了锈。它一定是闯到跑道外遭遇了不愉快的事故。我望了望那位“笑靥小姐”。
“我还以为他们遵守了停战协议呢。”我说。
“确实遵守的,”她灿烂地说,“大部分日子都遵守的。您的手提行李要人拿么?”
我摇摇头,弯下身子想拽出那紧塞在前面座位下的沉重的箱子。一般情况下,航
班都不愿接受带金属尖角的行李登机,但是德国人非常敬业,我解释了不愿托运我的工具的理由: 怕它们到欧洲旅游去了,扔下我一个人傻坐着无法工作。检查人员倒真谅解了我。
我是个世界水平的胆小鬼,可我同意了干这样的工作,那是因为我爱好它。确实如此。说实在的,我从来就没想到过放弃。有机会在一份世界上珍稀神秘的文卷上工作,你是不会说“不”的。电话是凌晨两点来的。你要是住在悉尼,许多电话常常就在这时打来。连聪明的人,管理着全球驰名机构的博物馆馆长,能告诉你某一天的恒生指数(准确到分)的首席执行官,也都会忘记一个简单的事实: 悉尼比伦敦一般要早九个小时,比纽约早十四个小时。这骚扰有时让我恼火。阿密泰扬托夫是个精明人,也许还是这个领域里精明的人,可他怎么就算不出耶路撒冷和悉尼之间的时差呢?
“你好,占娜,”他说。跟往常一样,他那浓重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口音照例改变了我名字的一个音,把汉娜叫做了占娜,“我没吵醒你吧?”
“没有,阿密泰,”我说,“我一向就是凌晨两点起床的——一天里的好时刻。”
“啊,好吧,对不起,但是我以为你知道了会感兴趣: 萨拉热窝《哈加达》出现了。”
“啊!”我猛然彻底清醒了,说,“倒真是,啊,了不起的消息。”确实是的。不过那了不起的消息也可以在文明点的时间让我在电子邮件里读到的,我真想不出阿密泰干吗非吵醒我不可。
阿密泰跟所有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一样,属于自我克制型,但这个消息却让他忘乎所以了。“我可是一直认为这书能‘活’下来的,能逃脱炮弹的轰击。”
这个萨拉热窝《哈加达》,是有名的稀世古卷,一部有大量插图的希伯来文手稿,创作于中世纪的西班牙,那还是犹太信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插图的时代。一般人认为,《出埃及记》里的诫命“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也不可敬拜”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4章,第14、17节。,已使中世纪犹太人禁绝了人像艺术。可那书一八九四年在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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