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赤贫线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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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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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讲
出版社江西高校出版社
ISBN9787549328147
出版时间2014-10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5元
货号23590559
上书时间2024-12-24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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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作者简介
王文讲，男，1938年3月生，江西省鄱阳县侯家岗乡陈岭村委会余家村人，从小热爱写作。
目录
章/001
杨鼎盛的心愿/001
杨世达：我想读书/030
想当个乡村教师/092
第二章/105
我想有个温暖的家/105
没过几天安生日子/119
第三章/127
儿子们的饭钱柴钱衣钱/127
还是因为钱/145
寻找致富路/159
第四章/185
明山的学业/185
两个人的升学选择/201
明星的编制和小霞的学业/212
第五章/225
艰辛打工路/225
房啊房/247
老两口进城 /260
乡巴佬在县城建房/275
第六章/303
杨明举沉浮录/303
杨世达治病/333
杨明阳失业了/350
第七章/370
老两口的两次游历/370
杨世达的病/385
一辈子操劳为哪般/408
内容摘要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书中用朴素的语言详细叙述了主人公自幼年失母之后大半辈子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曲折奋斗历程。主人公先是为了圆自己的读书梦历尽人间冷暖，继尔为抚养弟妹、减轻家里的负担又忍痛放弃学业，成家之后，为了让五子一女不重蹈自己的覆辙，他和妻子倾尽心力培养六个孩子，历尽各种磨难，老年仍在为子女的家事操心。书中展现了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一家三代苦苦追求梦想，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渴望脱贫致富的矢志追求。
本书记叙的时间跨度七十余年，从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后的现在，历史的风云变幻、国家的政策变迁、时代的变化发展，书中都有体现，加上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翔实记录，本书也可堪称为一部近现代农村的发展史。
主编推荐
王文讲，男，1938年3月生，江西省鄱阳县侯家岗乡陈岭村委会余家村人，从小热爱写作。
精彩内容
章
杨鼎盛的心愿
1
“开战啰！开战啰！”
“嗬！嗬！嗬！嗬！”
一大早，白云河边就响起了孩子们清脆嘹亮的童声。孩子们向往已久的冬季来临了。
白云河是条无名的小河，它全长还不到十公里，只有在乡村的地图上才能见到它。多少年来，它静静地流淌着，从未间断。冬天它的水很浅，放牛娃们光着脚可以涉水过河，要是在枯水季节，窄的地方大人们可以一跃而过。
这个季节，孩子们是快乐的。杨河、洪坪两个村的放牛娃们经常在一块儿互相窜来窜去做着各种游戏，玩得多的是打娃娃仗。他们互相扮演着“交战”双方的角色，胜败方的角色也相互转换，有时还有“伤亡”。他们虽然都穿着打满各种颜色补丁的衣服，可他们的脸上却有着天真烂漫的笑容。每逢冬天枯水季节，杨河村与洪坪村的孩子们可以尽情地在白云河两岸的草地上一边放牛一边玩耍。这时候，地里的庄稼收割了，禾茬像鞋刷，脚踩上去有点弹性，而两边的草地就不一样了，草还没有完全枯萎，密密厚厚地在地上铺了一层，人踩上去像是踩在地毯上，柔柔的很舒服。牛们则都很规矩地在各自的地盘上慢悠悠地吃着半鲜半枯的草。
这一大片原野，就是孩子们的欢乐园。他们在这里尽情喊叫着，手里拿着一些树枝、土块，跑着、跳着、追逐着、厮打着。玩热了，他们把破棉袄随便往草地上一甩，头上脸上出汗了，用脏兮兮的小手胡乱一抹，就成了大花脸。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这些衣着破烂的孩子们也玩够了，玩累了，牛们也吃得肚皮胀鼓鼓的。随着一声口哨响，孩子们捡起衣服，爬上了自家的牛背，口里唱着那些无名的儿歌，兴高采烈地返回村里。
在这十几个放牛娃的后面，有一个穿着泥黄色土布衣服的男孩，骑在一头大黄牛的背上。他一手拿着牛鞭，一手拉着牛绳，腰杆挺得直直的，昂着头，两眼紧紧地盯着前方。这孩子看上去还不到十岁，细小的身材，一双大眼睛显得非常机灵，牙齿雪白，嘴唇有点倔强地上翘，蓬乱的头发任风吹着。
这个孩子是白云河东岸杨河村杨先生的长子杨世达，是这些放牛娃中年纪小的一个，也是孩子们中间识得些字的人。
杨世达的父亲杨鼎盛是这一带远近有名的启蒙先生。他自二十岁那年从乡学毕业以后就一直从事启蒙教学工作。每年正月元宵节后，附近一些村的族长们几乎都要到他家里去请他到本村来教书。然而他教得多的地方是陈家村。陈家村是杨世达的外婆家，他们一家几口就长年累月地住在陈家。杨世达的童年生活基本上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每年散了热学(暑假)或是散了冬学(寒假)，杨先生一家人总要回到杨河村去住上一段时间，帮助家里干点农活。这时候杨世达兴的就是同本村的放牛娃们一起去放牛。
这天他们又与洪坪村的小伙伴们打了一“仗”。杨河村的孩子们又打胜了，还抓了两个“俘虏”来。后来这两个“俘虏”都被第三方保了回去。每年冬季的枯水季节，白云河两岸的“战事”几乎从未间断过。
“妈！妈！”离家门口还有好远的路，杨世达就在牛背上大声地喊着。
到了自家的门口，他在牛栏里拴好了牛，然后兴冲冲地跑到妈妈跟前说：“妈，今天我们杨河人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还抓了洪坪村两个人来了。”
杨世达一边说一边用手做着打枪的样子，小手指头差点碰到妈妈的脸上去了。
杨世达的妈妈叫陈艳，三十上下年纪。嘴唇有点向上翘，脸色红润，是一位健康的女性。她穿着一身老棉布衣裳，一条青色棉布裤子，脚下是自己做的暖鞋，一双大脚惹人注意。她在那里用毛笔写着什么东西，听到儿子的叫喊声，她站起身来放下手中的毛笔走下座位，伸开双手高兴地抱起了放牛归来的儿子亲了又亲。他们母子乐了一阵之后，陈艳放下儿子很严肃地对儿子说：“达子，你的功夫今天练得怎么样啊？”
“早上在家的院子里练了一会儿。”达子回答。
“等会你还得练一次，功夫是要经常练的，古人说‘字要写，拳要打’就是这个道理。不过我们练功的目的是防身健体，这一点你千万要记住，切记千万不可轻易伤人！”几乎每一次教儿子练功前陈艳都要这样严肃而又认真地对儿子重复一遍这样的话。
杨先生是一个教书匠，他的父亲是白云河附近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反手棍”，且老人的跌打外科在附近也小有名气。杨先生自幼随父练了一些基本功夫，可以说是集文、武、医于一身，虽说他练的都是一些无门无派的散手功夫，可他的功底子还是可以的。
杨世达稍晓世事以后，杨先生夫妇就教他习文、练武。这些功夫练起来不受什么套路的限制，可基本动作要领还是有的。陈艳的九节鞭是受名师指点的，她能在黑灯瞎火中准确地用鞭子打灭一个一个香火头。
达子家住的是一幢才做了几年的新五柱屋，是他出世那年他父亲亲手建造的，也快有十年了。墙是土坯子砖砌的，里面除了几块板壁和一些破旧的桌椅板凳之类的普通家具，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达子经常在院子里一角的一块青石板上练功，他练功的时候两腿往下一蹲，两手朝前伸直，手背朝上，十指平伸，眼望前方，做着深呼吸，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这时，陈艳总是坐在大门口一边看书一边看着这个练功的小男孩，有时还要指点几下——几乎天天都是这样。她虽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但她身上根本就找不出半点富家小姐的影子。她和杨先生结婚以后一直过着和普通农村人一样的生活。
陈家是一个古老的小村庄。新中国成立前只有五六十户人家，住着陈、黄两大姓氏，由于陈姓人口较多所以这里就叫陈家村。村里人几乎都是以种田为业，只有一个叫“土子坯”的人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糕点作坊。这作坊虽然不大，可却是村里所有的孩子们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好吃的糕点、果子等。杨世达在陈家时是这家小作坊的常客。
杨世达的外公陈振南是一个杀猪的屠户。他生得人高马大，一头三百斤重的猪，他一个人就可以宰杀。他的妻子是一个盲人，替他生了几个儿女，可不幸，除了陈艳外都夭折了。陈艳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家人口少，产业多，老夫妇俩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好的给她吃，贵的给她穿，供她上学，还专门请了一位高手为她传授武功。后来瞎子女人死了，陈艳又出了嫁，家里就只有他一个老人了。
老人对外孙自然是疼爱有加。陈振南的家与土子坯的家互为邻居。土子坯是认识这位小顾客的。每当一个月下来，土子坯就拿着账本找陈振南结账。杨世达兄妹们吃的糕点与土子坯家吃的肉账相抵，长短互相找清，下个月又重新开始。
2
1949年正月。
刚过元宵节，人们开始做新一年的打算。
杨河村的手艺人在正月初六、初八就开始到人家里去做工了，也有些特别早的大年初四就开了张。他们都想图个吉利，因为大年初四意味着四季平安，四季发财。每年正月开工这一天，师傅们都要在家里放一封爆竹，以示吉庆；在自己的工具上贴些红纸条，习惯上叫披红挂彩；有的还请人在那些红纸条上写上字。不过大多数人没有写字，因为这些手艺人几乎没有识得字的，他们的工账都是用柴炭在自家的墙壁上画圈圈记的；至于东家的名字，他们就用只有自己才认得的符号来记了。
正月十六日，杨先生家里来了好几个客人。他们都是附近一些村子的族长们，有几个与杨先生还沾亲带故。他们今天不约而同来此，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请杨先生到他们村里去教书，或是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杨先生跟前来念书。
陈艳忙里忙外。家里来了那么多客人，都是来请先生的，又是附近的一些头面人物，不能怠慢。
堂前的交谈在十分客气的氛围中进行。
“敬民兄，你的心意我杨某人领了，在此我深表谢意！至于在下到宝宅去启蒙，我杨某人今天是实难从命，还望见谅！”杨鼎盛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很恭敬地对徐敬民先生说。
“贤弟莫非有难言之处？但望贤弟不要见外，请一吐为快。为兄虽不才，将鼎力相助！”徐敬民先生很诚恳地对杨鼎盛说。
“不不不！敬民兄，愚弟想了很久，今年终于下了决心，不再出村去教书，我要在家里办学。”
“为什么？”还没等杨鼎盛说完，徐敬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的话。
“事情也很简单，本村尚有十几个苦孩子，他们家都穷得叮当响，冬天打赤脚，夏天光屁股，他们家里有时连饭都没有吃，哪里有钱念书？我决定白天教几个学生，还有附近几个村也有几个学生过来念书，这样凑凑拢也有十几个学生。我就开一个日班，白天教这些小娃娃，晚上让村里一些放牛娃和那些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都来上夜学。上夜学的只要他们自己愿来，我分文钱不收，还贴摹本或是纸、笔、墨之类的东西。我想教他们识字，而且还要让他们学会打算盘，这个主意我已与我娘和我的内人都商量过了，她们都表示赞成和支持。还望敬民兄和在座的各位理解与包涵！”杨鼎盛诚恳地对在座的客人们说。
杨鼎盛的一席话说得在座的人都有些感动，他们都向杨先生投来敬佩的目光。他们心里在说：“好你个杨鼎盛，你这样做，那你一家人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徐敬民理解杨鼎盛的心情，也深知他的良苦用心。他听了杨先生的陈述之后，慢慢地站起身来，在堂前踱着步子，一边听大家的议论，一边考虑杨先生刚才说过的话。
堂前没有人说话，整个大堂都显得很安静。徐敬民转过脸来对在座的各位先生说：“诸位，你们都听到杨老弟说的话吗？我认为他的选择不但是对的，而且还非常难能可贵呀。我看我们大家也就不要再难为他了，啊！”
徐敬民短短的几句话就替杨先生解了围。
徐敬民四十刚出头的年纪，是附近方圆几十里有名望的开明绅士，他是徐家村人，离杨河村也只有近一公里的路程。1948年冬，徐敬民曾保护过一位做地下工作的革命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他及其家人实施了保护政策。
今天，杨先生正式接受了几个穷亲戚的孩子到他这里来念书。这些孩子来这里念书几乎全是免费的。
午饭后，大家还聊了好长一段时间，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他们才各自回去。
3
转眼就到了正月二十日。
这天，杨世达一家人除了小妹静珠以外，所有的人都起了一个大早。杨世达拿着扫帚将堂前打扫得干干净净，陈艳将香几抹得一尘不染，杨先生将八仙桌移到香几前面的正中央摆好。
杨先生休息了一会后，拿来红纸裁好，找来毛笔、砚池、香墨等用品。他磨好墨，就在红纸上写字。他在红纸的正中写上“诚奉孔夫子圣人之神位”，在两边写上小些的字“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写好之后，他又拿来梯子将孔圣人的神位贴在东边的位置上。他走下楼梯，站在地上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生怕将孔圣人的神位贴歪了。
早饭过后，太阳也爬得老高，好几个孩子陆续来了，他们的后面还跟了几个中年男子，这是他们的家长。虽说是新春正月，但他们个个都衣衫破旧，有的还光着脚板。这些家长每个人的肩上都驮着一张旧桌子，各种造型的都有，马鞍桌、一字桌、小长条桌等等，还有几张是用几块旧木板钉起来的。
不一会儿工夫，本村的十几个孩子都到齐了。临近中午，外村杨先生的几个亲友也用土车推了桌子、凳子，带着孩子来了。
杨世达坐在靠东边的一张半新旧的马鞍桌上。他与杨先生既是父子又是师生。杨先生授课对所有孩子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偏爱，只是杨世达的课程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个内容，他开始念医书。这些医书念起来真不顺口，比那些“之、乎、者、也”要难得多。尽管医书难念难懂可还得艰难地念下去，为他以后打算行医打下基础。
杨先生教学忙不过来，杨世达的功夫只得靠陈艳来指导。
经过一个冬学的练功，杨世达的基本功在妈妈的精心指点下有了新的进展，他开始向妈妈学习九节鞭。可无论陈艳怎么讲解、示范，他始终不得要领。看来他不是练这门功夫的料，没办法，妈妈只好给他传授一些强身健体的基本硬功。
这个学期杨先生共收了包括自己的儿子杨世达在内二十一个学生，其中只有十四个学生每人每年交两担谷给杨先生做学俸。杨先生一家六口人，上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有一个寡居的二嫂，他们就靠这么一点点学俸过日子。虽说陈艳妯娌俩还经营了几块湖田荒地，收种季节还得请几个短工来帮忙，但一年下来也收不了多少东西。杨先生一家人的生活是非常的清苦。
今天是正月二十一日，孩子们吃了早饭就到学堂里来了。人到齐了，杨先生叫他们都到孔圣人的神位前叩拜。
一些去年的老生念着去年的老旧书，一些今年入学的新生，杨先生就发给他们一人一本用毛边纸钉起来的描红摹本。杨先生还为几个特别贫困的孩子发了毛笔、砚台和墨，接着就教他们描红写毛笔字。有几个比较小一点的学生，杨先生就手把手地教他们描红。
杨世达仍然是念他的《药性赋》。
夜学也开学了。入学的学生共有十二个人，这些学生年龄都偏大，他们中间小的有十五六岁，大的都快二十岁了。他们都是本村年轻的伢子，有的还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这些大孩子从小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放牛、打柴、种地，一年忙到头，却常常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哪里还有钱来念书呀。
这些孩子们听说杨先生今年不出门去教书，而是留在家里教蒙学，连徐敬民都请不动他，心里都在暗暗地高兴。后来又听到杨先生对他们的父母说要叫他们都来上夜学，除了他们自己用的笔墨、纸张、灯油之外，先生不收他们一分钱的学俸。
这下可乐坏了这些年轻人。他们早就想念书，就是苦于没钱，进不了学堂，家里又请不起先生，念不成书。现在不花钱就有书念，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们都是比较懂事的孩子，有些已是大人，在有太阳的暖天，他们就到白云河里去捕鱼捞虾，尔后将这些鱼虾拿到外边去卖，将卖鱼虾得来的钱去买自己上夜学需要的东西。
这天夜里，杨河村有史以来的所夜学开学了。
杨先生给他们十二个人每人发了一本《百家姓》，教他们读“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杨先生教书有独特的理念，他不光是教他们认识几个字，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如何堂堂正正地做人。他还有一个精密的教学计划：认字和写字同时进行；写字和珠算交替进行；师生之间一个月至少有两个夜晚坐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交流，以此倾听学生们的意见和要求。
农历四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杨先生给学生讲完课以后，很认真地对这十二个学生说：“从明晚起你们都不要来念书了。”
孩子们听先生这样说几乎都发呆了，他们在想：
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先生？
是因为我们没有交学俸？
难道在某些方面我们使先生犯难？
难道……
正在他们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时，只听先生大声地说：“现在地里的麦子已经黄了，豌豆也要拔了，布谷鸟老早就叫开了，你们都是大孩子，你们放学十天，帮助家里收麦子、拔豌豆。不过你们每人每天务必抽空写二十个大字，十天之后一起带来交给我批阅。”
“啊，原来是这样！”
学生们都松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有个年龄大的学生站起来说：“先生，我们不愿意放学，我们刚刚学熟几个字就要放学十天，那我们不就将这些学到的字又还给先生了吗？至于家里收麦子、拔豌豆那都是白天做的事，我们会赶早摸黑地做，争取每天多干一些农活，晚上我们还是照样来念书，这样我们生产、念书两不误。先生，您就答应了我们吧！”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地发言，让杨先生陷入了沉思。他一双手交叉着放在背后在堂前来回慢慢地踱着步子，他的思绪回到了几年前他的一个私塾的同学身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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