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中国的自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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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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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钩 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9102406
出版时间2014-03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35元
货号23459749
上书时间2024-12-2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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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中国的自由传统》是一部较为严谨的有关中国历史（秦～晚清）的微型学术探索性著作。作者的观点是：自由（追求社会自治）的儒家线索与专制的秦制线索相拉扯，犹如拔河，构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张力。它们此消彼长——当专制线索高扬时，自治线索就下挫；当专制线索低落时，自治线索就升高。这显示出传统社会的自治边界跟皇权的伸缩息息相关，社会自治的壁垒还不够坚固。但尽管如此，一个主要由儒家士绅拓展出来的社会自治空间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从总的趋势看，这个自治空间是逐渐扩展的，到清末民初时已蔚为大观。
作者简介
吴钩，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历史研究者，著有《隐权力》系列2部。
目录
自序：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辑：一种大历史的描述
第二辑：古典的“限政”思想
第三辑：社会力量的发育
第四辑：自由经济的火种
第五辑：王朝政影录
第六辑：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
内容摘要
《中国的自由传统》是一部较为严谨的有关中国历史（秦～晚清）的微型学术探索性著作。作者的观点是：自由（追求社会自治）的儒家线索与专制的秦制线索相拉扯，犹如拔河，构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张力。它们此消彼长——当专制线索高扬时，自治线索就下挫；当专制线索低落时，自治线索就升高。这显示出传统社会的自治边界跟皇权的伸缩息息相关，社会自治的壁垒还不够坚固。但尽管如此，一个主要由儒家士绅拓展出来的社会自治空间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从总的趋势看，这个自治空间是逐渐扩展的，到清末民初时已蔚为大观。
主编推荐
吴钩，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历史研究者，著有《隐权力》系列2部。
精彩内容
【我喜欢的政治家】
在历代政治家名录中，我对郑国执政子产有好感。因为：①子产不毁乡校，称乡校议政，“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子产不主张管制社会。乡校，乃公民社会之萌芽也。②子产尊重国君与商人订立的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乞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从这句话，又可以看出子产并不主张干预市场。盟誓，乃市场经济之契约也。谦抑、明智的执政者，就应恪守权力边界，不干涉社会与市场。
【罪己诏】
1、旧时，在国家遭遇灾异时，皇帝往往会下诏罪己。经过了现代理性主义启蒙的人，是很难理解古典时代皇帝颁发“罪己诏”之意义的，或许以为那是作秀呢。但在社会普遍相信君权天授的时代，天子下“罪己诏”，意义重大。一，承认皇权之上，天道不远人，皇权接受天道的约束。二，承认“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表示“朕”愿意承担受上苍惩罚的责任。
2、在君权天授的时代，皇帝下“罪己诏”，可以收拾人心、获得天下士民谅解、保护政权合法性。当然“罪己诏”并非神仙咒，在民不聊生、政权合法性全面流失的时候，它肯定回天乏力。但“罪己诏”的意义不在于它能起多大实质性作用，而是表达了一种政治姿态，乃至可以说表达了一种“宪政姿态”，就如民主时代行政长官的引咎辞职。
【不可打】
旧时县衙审案，刑讯逼供是少不了的。不过，前人也列有若干“不可打”的情况，包括：万寿圣节不可打，国忌不可打；年节朔望不可打，大雪不可打，疾雷暴雨不可打，人走急方至不可打，盛怒不可打，酒后不可打，事未问明不可打，孝服不可打，孕妇不可打，年老废疾不可打，稚童不可打，人有远行不可打。
【治民之约】
1、我说过“礼治就是法治”。有人质问：法治是一种契约关系，中国有契约传统吗？不好意思，还真有。周代设有“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这里，“司约”就是管理契约文书的法官；“约剂”就是契约文书；“治民之约”就是国君与万民订立的契约文书。猜一猜，“治民之约”的内容是什么？
2、“治民之约”类似于税法与民法典，上面记载了万民缴税的义务与权利，以及民众迁移、买卖赊欠、和解的规则。可以确信，这些民约不是来自国家单方面的统一制订，而是从礼法传统中发现、确立下来的。民约用丹朱刻书于竹帛，藏于府库，凡出现争讼，则开府取视约书，违背约书一方，要受墨刑。这有几分契约社会的模样了。
【春秋有义战】
1、孟子称，“春秋无义战”。这是因为他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是正义的，而春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为不义之战。不过在今日回头去看，我们平心而论，还是要承认春秋是有“义战”的。战国开始的战争才无所谓“义战”。
2、春秋之义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一、就征战的目的而言，义战是以兵代刑，以戈止武，以武力维护、恢复礼治秩序，比如《左传》说，“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二、从战争的形式来说，交战双方都遵守着古老的军事礼仪，比如不乘人之危，成语“退避三舍”说的就是贵族战争的礼法。
【因其俗?变其俗?除其俗】
1、齐国是吕尚（即姜太公）的封国，《史记》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因其俗，简其礼”六个字，体现了太公高明的政治智慧——对于邦国统治者来说，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姜太公的经验表明：权力应止步于民间的风俗习惯，因为那是权力不该闯入的领域。因此，治理邦国，应当顺应风俗，亦即尊重社会的自发秩序，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叫做“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2、鲁国与齐国相邻，是周公的封国。周公命他的儿子伯禽前往治理鲁国，三年后伯禽才向周公报政（太公只用了一年就向周公报政），周公问，为什么这么迟？伯禽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原来他对鲁国的治理，采取了跟太公治理齐国相反的政策，太公主张“因其俗，简其礼”，伯禽则坚持“变其俗，革其礼”。周公听后，叹息说，“呜呼！鲁后世北面事齐矣。”有大智慧的周公预见了鲁国以后臣服于齐国的后果。
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做了一件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做梦都想完成的事情——令各地“除其恶俗”。所谓“恶俗”，无非是社会的礼俗秩序、地方的风俗习惯，它们不是秦王所立，相对独立于国家立法之外，因而必须铲除掉，以统一的秦律替代之。这是警察国家的逻辑。传统在，习俗在，警察国家就难立身，所以它要摧毁传统。以秦国的强大国家权力，或许真能逞一时之强，将“恶俗”铲除了，但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民间的对抗心理，从而埋伏下亡秦之患。
【伍子胥】
1、他们都是楚国人。一个因楚王听信谗言，而被两度流放；一个因受奸妄陷害，几近被楚王灭门，侥幸逃至吴国。后，一个怀着“荃不察余之衷情”的苦闷，投了汨罗江而死；一个率吴国大军攻入楚都，掘楚王墓，鞭尸三百，报了父兄之仇。对，他们一个是屈原，一个是伍子胥。每年的端午节都在纪念屈原，我独敬伍子胥。
2、伍子胥率吴军攻陷楚都，掘楚王墓。如果剔去战争手段的残酷性，抽象出复仇后面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关系既是古典的，又是合乎现代价值的，即君臣之间是对等的契约关系，而不是的奴役—效忠关系。楚王破坏契约在前，伍子胥复仇于后，对等，天经地义。后世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滚他娘的蛋。
【商鞅徙木立信】
良法是不需要“徙木立信”的，因为良法总是根植于人们自觉遵守的传统，包含了对人之常情、世之常理的尊重，是从人们约定俗成的交往规则中“发现”出来的，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具有积累起来的权威。只有横空出世的秦法制才需要徙木立信、杀人立威，因为它是无根的，所以必须以霸道的国家权力将它“扎根”下来。将商鞅“徙木立信”当成法治，那是天大误会。商鞅其实是在立国家权力之无上权威，暗示臣民：不管国家律令多么反常变态，它都一定会被坚决执行。以此来强化臣民不假思索的服从。
【虎狼之国】
魏国公子无忌评价秦国：“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一个虎狼之国跟不那么虎狼的他国决战，通常都是虎狼之国获胜的。秦灭六国，简单点说，就这么回事。秦国后一统天下，决并不意味着秦制有多么了不起的优越性。
【秦制的动员力】
秦始皇建立了一个空前专制的政体，这个政体的动员能力表现出惊人的高效率。秦朝2000万人口，但朝廷却能征用40万人筑长城，50万人戍五岭，70万人造皇陵，70万人修阿房宫，等等。这样的国家动员水平，也只有现代政体可比拟。许多人以为古代统治技术不发达，因而才做不到高度专制，这不是小瞧了始皇帝与秦制么？
【在其位谋其政】
1、汉代的宰相有调和阴阳之职。丙吉为相时，一次路遇有人斗殴，伤及人命，丙吉没有过问。又有一次路见耕牛卧于地上喘息，丙吉马上上前，向牛的主人问长问短。随从不解。丙吉解释说，斗殴之事，自有地方官、廷尉处理，用不着我过问；而今方阳春，牛却喘息，是阴阳不协的征兆，我身为宰相，哪能不问？如果不理解汉代“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不理解所谓“调和阴阳”在古典政治中的重要性，我们会觉得丙吉“不问人只问牛”的行为很不可思议。但如果对历史有同情之理解，则我们会发现丙吉的解释其实体现了深刻的政治智慧：在其位，谋其政。作为宰执，他应该关心大政方针，而不是事事插手。
2、从汉文帝与左右丞相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宰相的职权是什么。话说汉文帝“明习国家事”，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说不知。文帝又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周勃仍答不知。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道：“陛下如问决狱，可以找廷尉；如问钱谷，可以找治粟内史。”文帝说：“这些事情都有专人负责了，你们宰相是干什么的？”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职也。”
【酷吏政治】
1、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酷吏治国”的一个高峰期，以致司马迁著《史记》，专门辟出《酷吏列传》，集中记述了西汉十一名酷吏的故事，其中有十名即活跃于武帝时代。汉武帝时代之所以酷吏辈出，是申韩法术在汉代的回流所致，也汉武帝意欲利用酷吏打击豪强、惩治权贵、重新进行权力洗牌的结果。
2、酷吏之受重用，大概是因为他们够铁腕，不怕得罪人，能将上峰的权力意志不折不扣贯彻下去，替主子铲除异己。如汉武帝时代的司法部长杜周，其执法信条就是：“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说，什么法治不法治，主上的意思就是法。
3、酷吏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建立严密法网，汉武帝重用酷吏，于是“奸滑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国家出现立法大爆炸：“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不要以为法条的数量代表了法治的程度，“律令烦多”恰恰是专制加深的表现。
4、西汉酷吏张汤受人陷害入狱，另一名酷吏减宣落井下石，张汤后绝望自尽，后来，减宣因犯事被判灭族之刑，只好步张汤后尘，自杀。冥冥中，似乎报应不爽。当然这不是造化的报应，而是因为，申韩法术的回流与酷吏政治的推行，将官场搞成了赤裸裸的斗兽场，酷吏在率兽食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自挖坟墓。
【宋朝无“身边人乱政”】
1、宋人的国家治理思路，可以用两位士大夫的意见来概括：其一，北宋的吕公著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其二，南宋的洪咨夔跟理宗说：“臣历考往古治乱之源，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换成我们的话来说，优良的国家治理框架，应当是君主象征主权，宰相执掌政事；而政局的败坏，都是由皇帝的“身边人”弄权而引起的。
2、两宋基本上都没有发生宦官、女谒、外戚等皇帝身边人乱政之事。偶尔也有例子，如南宋光宗朝，皇后李氏擅政，光宗“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后益骄奢”；李皇后擅权期间，“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中兴以来未有也”。光宗本人也表现得不像个皇帝的样子。结果呢？士大夫集团实在看不下去了，以赵汝愚为首的士大夫干脆废了光宗，另立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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