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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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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敬琏 主编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15059
出版时间2009-04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28元
货号20598142
上书时间2024-12-24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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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本辑《比较》跟踪和延续了我们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监管问题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土斯蒂格利茨认为，出于市场失人人们的非理性行为以及公平等方面的考虑，政府监管不可避免，视监管內容的不同，监管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他以主权财富基金、金融市场监管和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监管为例，讨论了监管原则的运用，并指出如何将监管体系设计得有效、公平是目前重要的问题。
目录
国家的经济繁荣：繁荣依赖于活力，活力取决于制度
政策讨论
中国财政刺激方案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分析及其改革建议
前沿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监管的原则
金融论坛
立足于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监管
解密2007～2008年的流动性和信贷紧缩
海外特稿
中国摸索向完全浮动汇率制转变：日本的经验教训可供参考
视界
20国集团峰会和资本主义的未来
电视的力量：电视节目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法和经济学
进步时代改革的决定性因素：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
比较之窗
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新体系：日本学者观点综述
内容摘要
本辑《比较》跟踪和延续了我们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监管问题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土斯蒂格利茨认为，出于市场失人人们的非理性行为以及公平等方面的考虑，政府监管不可避免，视监管內容的不同，监管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他以主权财富基金、金融市场监管和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监管为例，讨论了监管原则的运用，并指出如何将监管体系设计得有效、公平是目前重要的问题。
精彩内容
国家的经济繁荣：繁荣依赖于活力，活力取决于制度
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经济制度的选择是经济政策决策中重要的内容，而且这十几年来，制度选择一直都居于核心地位。表面上的理由是，我们对制度的理解还相当有限。更深层的原因是，事情还未开始就已困难重重，因为我们还无法就制度的表现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展开真正的讨论：哪些制度运行良好，哪些制度需要加以改革，同时又需要引入哪些新的制度。除非我们愿意并且能够具体指出（即便仅仅是为了进行讨论），我们究竟希望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在此，我想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令人向往的经济”（desirable economy），即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决策能够好地帮助我们实现“令人向往的经济”。当我们对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进行选择的时候，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道德标准。此外，这一概念还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讨论所有的经济政策。
在政策讨论中，为常用的标准是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分析中所使用的静态效率标准。这一标准的核心是如何有效地激励人们去工作、储蓄和投资，对经济政策的判断就是看它们是否对人们的上述行为决策产生了负面激励。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激进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我们知道，国家往往会因为对各种政策参数的错误干预而造成巨大失误，如过高的边际税率、强制性重置比率等等。有鉴于此，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对欧洲大陆的经济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对政策参数的扭曲是造成西欧国家低就业和经济增长下滑的“罪魁祸首”。
我并非暗示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没有价值，或者说它在解释现今欧洲大陆和日本仍然存在的相对停滞问题时起不到什么作用。事实上，我自己就研究了税率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特别是短期的影响。此外，我还特别强调了福利国家不断膨胀的福利待遇对就业水平的（不利）影响。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广泛分析了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各种不利影响。尽管我坚信任何判断都存在不确定性，但我仍然同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经济活动的停滞和生产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各种政策变量的扭曲。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政策冲击效应到底有多大？与美国相比，欧洲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相对上升。我们当然可以从欧洲国家福利待遇的提高和连续高税率的角度对此进行统计学上的解释，但是，这种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分析可能存在重大问题，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变量也会影响这一结果，例如（欧洲）技术进步的落后，人口分布比例的不利前景等等，而且我们也很难对所有变量都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如果对OECD国家进行跨国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之间在失业和劳动参与率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能通过分析它们在劳动税率、重置比率和公共部门规模等方面的差异来作出充分的解释。
我的批评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已经偏离了它在政策制定中的恰当指导地位，而成政策制定的标准：效率不再是构成一个好的经济的诸多要素之一，而是成为的标准。在近些年里，欧洲经济改革的重点（包括正在实施的和计划实施的改革措施）除了考虑重新调整新古典经济分析中的工具变量，如税率水平、社会贡献和公共开支等等，几乎不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由于相信过度膨胀的福利待遇已经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些国家计划大幅削减福利待遇，首先就是延长工作年限，如意大利就从35年延长到了40年；那些认为所得税税率过高是一个严重问题的国家则计划降低税率，如德国打算下调10个百分点，法国是9个百分点；考虑到重置比率对失业的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决定降低这一比率，例如法国就缩短了机器设备的使用寿命；由于认识到基础设施的匮乏是欧洲存在的问题之一，欧洲委员会计划在未来10年里投资20亿欧元用于建设新的桥梁和隧道。这看起来似乎都有些可笑，政策制定者们堂而皇之地认为依靠这些积极的政策改革就足以改善就业或是提高生产率。事实上，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上述政策反应显示出人们并没有对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表现良好的经济”进行过深入细致或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在此，我将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愿意就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展开建设性的讨论。
政策讨论中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对经济表现这一概念具有明确和清晰的认识——什么是令人向往的经济生活。适龄的工作人群需要得到广泛的职业选择机会，而这反过来就要求在一系列工作岗位上获得较高的工资，这就是一个高效率的经济（建立很高的福利待遇，如特殊人群社会补贴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确实可以让人们选择他们自己愿意从事的工作而根本不必考虑工资的高低。但其困难在于，只有高效率的工作所带来的税收收入才能支撑起这样的福利支出）。另一个观点是，处于精力旺盛年龄阶段的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充分施展才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去思考、工作、休息等等。舒适的环境意味着人们能够拥有足够的空间，无论是家还是工作场所都不能太热和太冷，然而提供这样的环境必然要求高效率。当然，高效率仅仅只是好的经济表现的构成要素之一。
如果说一个经济表现良好，那还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正在不断走向繁荣。繁荣是指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吸引力并且能够获得回报（回报绝不仅仅是指金钱上的收入）。繁荣意味着所获得的工作能够抓住人心，激励人们去解决问题，让做事的人能够充分发掘他们的才智，提高他们的能力。所谓一份让人满意的工作，其关键在于，通过发掘才智，提高能力来完成个人的成长。在这里，繁荣就是目的本身，而不仅仅只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手段。当然，满意的工作也会带来其他效应，如提高工作人员的参与程度，振奋员工士气或增加员工忠诚度等等；满意的工作还能够通过降低失业，从而提供更多的好工作。繁荣的程度可以由一些相对精确的经济活动指标来加以衡量，如参与比率、失业率和活跃比例等等。
如果“好的经济”就是指激励人们去解决问题和发掘人的聪明才智（这依赖于经济活力），那么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过于关注负面激励机制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居然占据了中心地位。正确调整税率、社会福利水平和公共支出并不能让资源发挥更高的效率，它也无法让工作更具有吸引力以及提供更多的回报。这就是我们认为增加桥梁和隧道建设的计划非常可笑的原因所在。如果欧洲大陆国家认为它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失去繁荣，那么很显然，更多的桥梁和隧道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对欧洲大陆的繁荣作出什么有益的贡献。
但这是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吗？在欧洲，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一般认为，我所阐述的关于“令人向往的经济的良好表现”是美国人的特有观念。对很多读者而言，一些美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类似的概念（即什么是好的经济表现，或者更宽泛地说，什么是好的工作和商业表现），如富兰克林、林肯、威廉·詹姆斯、杜威、罗尔斯、罗蒂、鲍可等等。但是，那种普遍认为这一概念与欧洲价值观没有多大关系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事实正好与此相反。
正是欧洲人早阐述和发展了这一人本思想，即探索、独立、进取和参与是人类通向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康庄大道。人本思想来自古希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一书的开头就首先假设，“所有的人都渴望知识”，然后他探讨了工作、学习、发展、快乐以及幸福之间的关系。切利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自传的原型就是一个获得解放的人努力追求自我实现和成功。亚当·斯密讨论了自助和竞争的社会价值，他提倡人们广泛参与商业生活。萨伊赞美了那些不断通过经济创新而获得更高收益的商业人士；孔多塞认为，比起那些在政治上争夺权力的政客，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更值得赞扬，因为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往往都是零和游戏，而企业家们的活动却能够提高生产率。显然，美国的这类价值观恰恰来自于欧洲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而且这一思想传统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之后。法国哲学家贝格松将渴望改变的潜能视为人的生命力，好的生活是一个人不断地“成为”（becoming）而不仅仅是“存在”（being）。马歇尔将工作场所看成是大多数人精神活动的源头；米达尔则认为，对很多人而言，工作所带来的快乐要远远超过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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