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比较 （69）

　　《比较（69）（NO.6，2013）》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69）（NO.6，2013）》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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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政府再分配的情况下，每个人的消费都将等于WL。生产率较高的人能获得更多的消费、更高的效用和更低的边际效用。然后，模型引入政府的角色，作为仁慈的社会计划者，以化全社会的总效用为目标（有时候一般社会福利函数与个人效用之间也可能存在非线性联系）。社会计划者希望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高、边际效用较低的人那里，转移给生产率较低、边际效用较高的人。然而这种再分配不容易实现，因为政府难以观察到生产率w的水平，政府能看到的只是收入水平WL，即生产率与劳动量的乘积。如果政府的再分配幅度太大，生产率较高的人就会偷懒，表现成生产率较低的人。于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放弃的平均主义结局，选择次优的激励相容的解决方案。与奥肯提出的带着漏桶的政府一样，莫里斯的社会计划者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容许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继续存在。
　　如果采用这种理论框架，有关再分配的讨论就会转向核心参数的问题。尤其是的再分配幅度取决于劳动对激励的响应弹性，假如劳动供给完全缺乏弹性，再分配的桶就没有渗漏，社会计划者可以达到完全平均的结果。假如弹性较小，社会计划者也可以接近实现目标。但假如劳动对激励的反应很灵敏，再分配之桶就会变成筛子，社会计划者应该尽量减少再分配。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们有关再分配程度的讨论主要围绕劳动供给的弹性来展开。
　　但即使人们愿意接受这个理论框架的功利主义假设，也有充分理由怀疑能否从中得出具体的量化结果。研究者们采用莫里斯模型的时候，他们通常如莫里斯本人那样假定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偏好，彼此之间只是在生产率上存在差异。对于一个解释性的理论而言，该假设有用，但不符合实际。人们的收入存在差距，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对消费、闲暇和工作的感受各不相同。可是承认偏好的差异，又会削弱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LockwoodandWeinzierl，2012）。例如许多经济学教授本来可以选择收入更高的职业，如企业经济师、软件工程师甚至商业律师等。他们愿意享受教授职业带来的人身和思想自由，而放弃部分现金收入，这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出于生产率方面的考虑。有人选择其他职业则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收人中能得到更多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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