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中国高层经济智囊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在三十年经济腾飞的背后，有一群人功不可没，他们就是中国高层经济智囊。他们的研究和建言不仅成为经济决策的参考和依据，更成为普通民众了解和预测经济生活的重要资源。
　　吴敬琏、周其仁、厉以宁、张培刚、樊纲、张维迎、张五常、林毅夫、杨小凯、陈锡文、茅于轼、陈元这十二位经济学家，他们处于政府与民间的夹层地带，不仅面临公众舆论和官方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内心良知的拷问。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们是如何成为中国高层经济智囊的？在高层决策和人民利益之间他们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本书通过回顾他们的生平、梳理其学术思想的变迁，透射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转接以及经济思潮之流变。其中不乏名噪一时的社会热点以及围绕国企改革、市场经济、农业经济等重点事件的各种思想的交锋和碰撞，呈现出了特定年代荡气回肠的学术争锋。

　　杜博奇，财经作家，有多年平面媒体从业经历，现专职写作，兼任《管理学家》杂志“管理记忆”栏目撰稿人。秉持客观、公正的理念，长期观察、思考并记录中国经济变迁，对公司史及企业家尤为关注。   

　　唐寅，财经作家，企业精益管理咨询师。曾就职三一重工集团，从事生产管理工作，兼任公司讲师，主讲精益生产。对企业战略管理、创新、创意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已出版《物流工程》（合著）等多部作品。

章  吴敬琏：“经济学家的良心”

第二章  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第三章  厉以宁：“一生治学当如此”

第四章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奠基人

第五章  樊纲：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第六章  张维迎：风口浪尖上的学者

第七章  张五常：西方经济学传教士

第八章  林毅夫：铮铮赤子的经济传奇

第九章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

第十章  陈锡文：深入“三农”的官方经济学者

第十一章  茅于轼：“经济学界的鲁迅”

第十二章  陈元：做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致谢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在三十年经济腾飞的背后，有一群人功不可没，他们就是中国高层经济智囊。他们的研究和建言不仅成为经济决策的参考和依据，更成为普通民众了解和预测经济生活的重要资源。

　　吴敬琏、周其仁、厉以宁、张培刚、樊纲、张维迎、张五常、林毅夫、杨小凯、陈锡文、茅于轼、陈元这十二位经济学家，他们处于政府与民间的夹层地带，不仅面临公众舆论和官方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内心良知的拷问。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们是如何成为中国高层经济智囊的？在高层决策和人民利益之间他们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本书通过回顾他们的生平、梳理其学术思想的变迁，透射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转接以及经济思潮之流变。其中不乏名噪一时的社会热点以及围绕国企改革、市场经济、农业经济等重点事件的各种思想的交锋和碰撞，呈现出了特定年代荡气回肠的学术争锋。

　　杜博奇，财经作家，有多年平面媒体从业经历，现专职写作，兼任《管理学家》杂志“管理记忆”栏目撰稿人。秉持客观、公正的理念，长期观察、思考并记录中国经济变迁，对公司史及企业家尤为关注。   
　　唐寅，财经作家，企业精益管理咨询师。曾就职三一重工集团，从事生产管理工作，兼任公司讲师，主讲精益生产。对企业战略管理、创新、创意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已出版《物流工程》（合著）等多部作品。

　　序言：改革时代的回音
　　漫长的走廊——你从未听过如此深沉的声音，
　　石上青苔，以及岁月。
　　你转过头——那就是寂静的含义：
　　你不是孤身一人。
　　整个辽阔的世界一倾而下。
　　——威廉·斯塔福德 《信心》
　　一
　　历史无往不在，任何人无时无刻不在历史之中，既见证历史，又装饰历史，终化身为历史的一部分，随烟尘远逝，莫可分辨。
　　在伟大时代做一个安静的小人物，或许是件幸福的事情，但这幸福未免狭隘。与大多数人相比，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满怀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在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就显现出特立独行的品格，历经无数次考验、磨难和抉择，终进入学术殿堂，扛起经世治国这面古老的旗帜。
　　是的，他们的名字叫做经济学者——一个看似艰深、孤寂清冷，却必不可少的群体。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杆，而社会分工则创造了文明的繁杂与精彩。每一份职业背后都潜藏着责任、操守、信仰之类的词汇，身处理想的，面对逼仄的社会现实，经济学者或许更能感受两者的距离。
　　社会形态趋于复杂，阶层分化日盛——底层民众生存之多艰，中产阶级为自由、产权而呐喊，高处不胜寒，金字塔亦非想象中风光无限，当利益诉求成为社会常态，各种力量交织碰撞，各种声音喋喋不休、嘈杂无比时，世界开始意乱神迷，甚至让人分不清真伪、主次。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者充当着一种社会观察家的角色，但又不是职责之全部。与其说他们是书斋里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柔弱书生，不如说他们更像是现实社会的卫道士和清道夫。
　　可以肯定，任何一位经济学者的灵魂深处都燃烧着信仰的火焰。他们的所作所为看似不同，其实都是在极力拉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这样说来，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流动充盈丰沛。
　　经济大潮风生水起的时代，经济学人注定难以置身事外，他们探索、呐喊、奔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替往盛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他们的使命，难以摆脱，亦无可回避。
　　二
　　任何美好梦想的践行，都根植于时代土壤。中国改革曲曲折折的历程，呈献活生生的标本，恰为经济学人提供了思考基石，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论又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轨迹。
　　现今经济学界活跃的这批学者大多数都是伴随改革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成名与争议也是源于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发言。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视角，进而反馈到改革层面。
　　建国之初，国民经济一度出现暂时性的倒退。由于决策上的偏差，经济政策失当，在“超英赶美”口号下，重工业发展盛行一时，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不期而至。
　　这一期间，荒谬现实屡见不鲜，时人生存艰难，令人感叹现实之吊诡。这段历史对知识分子内心造成的巨大冲击不言而喻。周其仁、茅于轼、陈锡文、张培刚等人日后秉持的重要观点就是要重视农业经济。
　　众多理论当中，张培刚的理论无疑穿透性和前瞻性。早在1946年，张培刚就写出了《农业与工业化》哈佛博士论文，为其赢得了巨大声誉，该论文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投射到现实社会，此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世界范围内工业化浪潮兴起呈送中国样本。
　　然而，在一个混沌初开、政治为纲的年代，过于超前、理性的思维注定遭受现实打击。于是，我们看到，张培刚学术研究出现30年断档。这期间，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人们无心从事生产，农业凋敝、工业破败，商业摧折、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国家岌岌可危。
　　建国之后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并未有根本改观。反观世界，美、日等发达国家出现大批优秀企业，拉动经济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农业齐头并进，第三产业日益兴盛；拉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谋求经济增长，而作为基础的农业得到极大重视。
　　此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智利学者来中国请教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却发现这个哈佛博士住在临时招待所，几本书似乎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他不知道张培刚已然脱离研究多年。
　　站在历史高度审视过往，前30年中国如此不振，发生如此之多的悲剧，在于意识形态牢笼束缚。
　　大多数时候，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解释徒增苍白，但种种迹象表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按需分配，凭借指标、票证控制，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抑或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的商业，都是残缺、扭曲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意义之一，在于打破思想禁锢，计划色彩逐渐消退，市场经济逐渐由商品经济过渡而来。于是，价格改革、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并衍生出倒爷、资产流失等诸多新问题。
　　顾准之后，吴敬琏或许是倡导市场经济不遗余力的旗手。他继承并延续了顾准、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成为市场经济扛鼎者，一切现实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基于此。
　　关于改革路线，吴敬琏与厉以宁曾展开论战；围绕价格体系改革，吴敬琏又与张维迎等人意见不合；至于发展模式，在究竟是否应该回避重工业上，厉以宁、林毅夫和樊纲等人又站在了吴敬琏的对立面；面对权力寻租、权贵资本等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吴敬琏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放大到宏观层面，上述行为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时面临的本土化障碍，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模式的结合。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厉以宁、林毅夫、吴敬琏等人论争才有意义。
　　单单从经济制度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30年，其实就是一部市场经济推行史。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底层民众上下求索，经济由冷转热，社会问题频发，到如今，农业问题再次凸显，这并非因为改革不够彻底，而是缘于人们心理上对农业的轻视。这期间，茅于轼、陈锡文、周其仁等频频发言，呼吁维护农民权益，甚至不惜亲身示范，以知识分子绵薄之力贡献建设性意见。
　　于是，中国经济在经历甲子轮回之后，回归农业底线，意味着土地重新被重视。而土地背后，正是产权这个经济原点的归位。撇开纷乱杂陈的事态，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区分和取舍。                     
　　三
　　任何时代，改革说到底都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打破旧格局，建立新秩序，新旧制度摩擦碰撞，以整易乱，势必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遭遇挫折、反复在所难免。
　　作为意见提供者、改革智囊，经济学者处于政府与民间夹层地带，不仅面临公众舆论和官方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内心良知的拷问。在这个群情激昂、欲望膨胀的时代，能否保持学术操守，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障碍。这不仅是对经济学者的考验，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质问。
　　中国改革史上，曾有三次波澜壮阔的大争议。次发生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接的更替期，争议对象是经济制度、所有权之类当时敏感的事情，判断的基准并非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制度能否承接、契合。换言之，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体系内可否并行不悖，且不引起社会制度变色？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这种不存私心、不带偏见的论争中度过，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单纯岁月。日后的一切纷争，都或多或少披上私利色彩，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争论、质疑。
　　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方视察”搁置了姓“资”姓“社”的争论，经济建设成为共识，“一切向钱看”，争论焦点回归至发展路线、改革模式、轻重优劣等微观领域。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界并不安静，下海成风，暗流涌动，原本纯真的学术频频遭受蛊惑。各种基调背后，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持，但人们恍然发现诸多怪现象——学者常常在上市公司任职，亲属担任独立董事，或者干脆创办企业实体，学术操守在一点点地消磨殆尽，于是才有了“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质疑。
　　及至新世纪，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社会公众以及大众媒体开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方面将学界劣迹揭穿，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间接造成吴敬琏“间谍门”等诸多冤假错案，令人感慨万千、无可奈何。
　　争议之下，意志脆弱者容易两边摇摆，于是人们常会看到前后矛盾的论调；而那些不改初衷的发言又往往过于直接，被公众、媒体断章取义，被愤怒的气焰灼烧，进一步激发社会情绪。
　　无论事实如何变迁，也许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譬如周其仁对产权的执著，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呐喊，陈锡文对农业的热衷，陈元对金融业的遥望，而樊纲更为彻底，声称寻找普适经济学。
　　在中国这个国情复杂的特殊环境中，任何政策都很难让各个阶层满意，普适注定是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可望而不可即。不过，正在是追寻理想的过程中，这群文人学者才发散出应有的光热，或可告慰身后的历史。
　　四
　　改革没有捷径可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甚至连“石头”都不知道在哪里。时代激流汹涌，作为瞭望者，经济学者任重于山，他们的只言片语或许难以撼动时代巨轮，却常常给社会引来喧嚣。
　　历史往往由一系列偶然事件堆积而成，这正是其可怕之处。人们身处其中，不知不觉成为宏大时代的叙事背景。时间冷酷无情，不以人力为转移，一切美好想象流于形式，愈行愈远中积重难返。蓦然回首，真理隔岸观火，嘲笑着人类世界的无知与渺小。
　　然而，无论往事多么不堪，现实怎样迷乱，争议质疑不绝于耳，总有一群人在密闭的时光隧道中踟蹰前行，寻找那不足道的微光。时间疾驰，他们化为尊尊雕塑，在风声起落中兀自回音。
　　章  吴敬琏：“经济学家的良心”
　　改革风云激荡，身为意见提供者的经济学家势必会被牵连进各种力量的角逐过程，很多人因为惧怕是非，常常在关键时刻缺位，回避发言，吴敬琏却从来不肯撤退。
　　改革初期，吴敬琏“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为市场经济摇旗呐喊。当市场无序扩张，他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面对张扬放肆的权贵资本，吴敬琏大胆放言，戳破基金黑幕，预言股市泡沫。
　　大多数情况下，勇敢者注定是孤独而不被理解的。吴敬琏的直言常常为他引来麻烦，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心，遭受非议和诘难，他不仅从未退缩，反而一再出现在需要的位置，让人看到经济学家的“良心”。
　　人物简介
　　吴敬琏，1930年生。江苏南京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均为《新民报》创办人，其母邓季惺是民国著名女报人。
　　吴敬琏自幼多病，20岁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两年后因高等院校调整，转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其间曾担任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的助手，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年之后，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寻找思想上的出口。次年夏天，回国伊始，应马洪等人之邀，参与《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意见书撰稿，为商品经济正名，中国市场经济理念逐渐萌芽、成型。
　　吴敬琏态度鲜明地主张市场取向，与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建了比较制度分析学科。通过分析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吴敬琏是市场经济的热情呼吁者，并因此获得了“吴市场”的绰号。2000年，他提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敲响警钟，因此而得到另一个称号“吴法治”。
　　此后，吴敬琏多次对公共热点问题建言献策。面对地方政府好大喜功，频频上马大型项目导致过度建设、能源浪费的现象，他主张抑制过热投资，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与厉以宁等人展开激烈论战；针对波谲云诡的证券市场，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所谓“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1．此间的少年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一度看到和平希望的中国再次笼罩于战争阴云之下，万马齐喑。
　　局势千变万化，令人无所适从。对于刚迁回南京的邓季惺一家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作出选择的非常时刻。作为一家报馆的所有人，她与丈夫陈德铭不可避免地要对政治发言，表明立场。
　　陈邓二人都是名噪一时的报人，他们招贤纳士，大批成名记者闻风而来。一时间，《新民报》人才济济。加之邓季惺经营有方，《新民报》得以迅速壮大，成为与《大公报》 齐名的全国性大报。
　　邓、陈都是温和的改良派，支持和平、反对内战。由此，《新民报》持反战立场，对国民政府进行严厉批评，深为国民党所痛恨，以致上海、南京等多个地方版被停刊或查封，并经常发生编辑、记者被捕或遭殴打等恶性事件。                     
　　有一次，陈德铭的亲戚劝他少批评国民政府，否则可能遭到毒手。一向性情温和的陈德铭居然一改常态，涨红了脸，愤怒地大声回应：“你让他们拿枪打死我吧。”
　　陈德铭不曾意识到，16岁的吴敬琏怔怔地看着他，画面从此印入少年心中。
　　家庭的境遇令吴敬琏过早地接触政治，而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则让他对国民党政权心怀失望。这期间，通过阅读《资本论》、《在人间》等进步书籍，他成了一个左翼青年，其“大胆”的事情是“偷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有一次，他悄悄记录下讲话，复制多份在熟人中传播。
　　吴敬琏是这个改良家庭的男孩，加之自小体弱多病，被家人视做珍宝，但谁也不会想到，孱弱的他甚至比父母更加激进，而他头脑中潜藏的能量更是在多年之后对国家的改革进程屡屡产生影响。
　　年少时的经历常会打下无形烙印，影响人的一生。吴敬琏日后经世治国，或许与他的身世和际遇不无关系。
　　吴敬琏出生于有着深厚商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和继父陈德铭都以办报扬名，祖父和外公则都是乡间有名的实业家，外公邓孝然还当过成都中国银行的行长。
　　这样的家世不仅可以提供良好的教育，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吴敬琏，使他像父母那样思索宏大的社会问题。不过，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至于学经济实在是无奈之举。
　　1948年，18岁的吴敬琏考入南京金陵大学，被他喜欢的机电系录取了，但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休学。期间，他意识到凭借自己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完成理工科学业，更不用说胜任辛苦艰巨的科学工作了。考虑到经济这门学问与实业救国还有“那么一点关系”，复学的时候，他就选择了文学院，攻读经济系。
　　大学期间，报国情怀与激进思想使吴敬琏成为一名积极的“造反派”，一呼百应，颇有些学生领袖的味道。
　　1951年是吴敬琏大学生活中为活跃的一年。年初，金陵大学进行反文化侵略运动，他不但积极参加，还负责组织展览会。终，学校不再教授英文，系里的西方经济学也停课。随后在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吴敬琏担任学校增产节约办秘书，带领同学们“打老虎”，直到那些“重点斗争对象”坦白为止。
　　不久，运动升级，开始流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俗称给知识分子洗澡。表现积极的吴敬琏成为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带领革命青年们给教授“洗澡”。随着活动愈演愈烈，年轻的吴敬琏掉进狂热的陷阱，多年后才清醒过来，后悔不已。
　　2．从激进到怀疑
　　1953年，吴敬琏大学毕业，不巧因查出肺病未康复不能分配工作，于是留在学校康复楼中养病，一年后才拿到毕业证书，被分配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这样，他回到了北京的家中。
　　激进的吴敬琏对这个家庭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了，他的言论常常令家人感到震惊和不安。有一次，吴敬琏对母亲邓季惺说：“你以后不要坐沙发了。”邓问：“为什么呢？”吴敬琏回答：“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呢？”母亲无言以对。还有一次，吴敬琏在家里公开表示：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过惯了优裕生活的邓季惺和陈德铭对此目瞪口呆。
　　进了经济所，表现积极的吴敬琏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被任命为首届团支部书记，还被派去给苏联经济学家阿·比尔曼当助手，学习国家财政等宏观经济理论。阿·比尔曼是苏联赫赫有名的财政专家，作为援助中国建设的学者，他奉命前来推行苏联财务管理模式。苏联财务管理强调经济核算，原材料和产品均以定价流通，带有鲜明的国家干预色彩。                                       
　　这是吴敬琏次参加经济实践工作，他的任务是每天到国务院主管经济的财务司抄写历年的财务报表，从而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随着实践的深入，聪颖激进的吴敬琏越来越觉得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缺陷。他后来这样写道：“片面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而没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有关经济杠杆的作用，使经济管理过分集中和僵化，不能发挥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正因为窥见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吴敬琏日后才义无反顾地倡导市场经济。不过这时的他并没有接触市场经济思想，只是对现状产生了怀疑，备感苦闷、困惑。与此同时，政治上的遭遇也令他焦灼不安。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经济所的青年们积极响应，却遭到上级部门压制，吴敬琏替被批判的乌家培说了几句话，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风波过后，吴敬琏抑制住内心的怀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计划经济理论的论证当中，由于他根底深厚、头脑聪敏，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那一批青年经济学者中的佼佼者。
　　作为“向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吴敬琏有机会参与他生平重要的一场论战。由于研究能力出众，吴敬琏得以担任“理论反击员”的角色，而他的对立面正是他的师长——当时经济所的所长孙冶方。此人是一个有着独立精神的经济学者，属于早意识到计划经济弊端并公开批判的那一批人。他和另一位经济学者顾准次提出应按照价值规律发展国民经济，对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构成挑战，为保守派所不容。
　　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市场规律与行政管控在中国的次交锋，但却是引人瞩目的一次，围绕经济体制问题，日后经济理论界还会出现数十次论战，而这一次，令吴敬琏终生难忘。
　　1964年秋天的一次座谈会上，主张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孙冶方成为批判的对象，随后升级为猛烈批斗，他被戴上“中国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还因有“里通外国”的重大嫌疑，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期间，作为理论上的反攻，吴敬琏、陈吉元与周叔莲联合署名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提出“生产要么是为了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要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这显然是在针对孙冶方所言的价值规律。
　　如果说对孙冶方的批判是形势所迫和理论分歧，那么随后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