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电子政务案例集

前言

Preface

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领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时候甚至出现言必称案例的现象。很多公共管理学院或公共政策学院收集的案例几乎达到了汗牛充栋的程度。这些案例有些来自师生的田野研究，有些来自与学院长期合作的公共部门，也有些来自公共部门从业者的现身说法，还有些来自新闻报道和咨询机构的报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的突出之处在于，它看似太普及、太普通，然而，作为一种方法，它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阶梯和扶手，不仅经常出现在通俗著作之中，而且也频繁地被严肃的学术著作所采用，是这个领域的从业者用起来为得心应手的方法之一。

《电子政务案例集》精选了电子政务领域的17个案例。在案例选择的时间维度上，回溯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电子政务发展历程中的经典案例。在案例选择的国别范围上，既有中国案例，也有外国案例，出发点是在“数字机遇”面前，兼顾“数字鸿沟”的现实样态，考察“数据红利”在不同的国家是如何释放的。在案例选择的逻辑层次上，既涉及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侧，也涉及公民——公共服务的需求端；既体现了政务服务自上而下的纵向一体化，也体现了政府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互动。政府部门不仅是信息通信技术的试水者，而且也是受益者，更可以充当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孵化者，从而使政府能力建设与技术变革同步增长，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

基于凯瑟琳·M艾森哈特（Kathlen M. Eisenhardt）的“无理论优先”案例设计视角，本书中的绝大多数案例均没有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比如，“案例11数据出境处罚案：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博弈”实际上超出了传统的全球化理论。传统的全球化理论是以贸易、金融以及移民等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全球商品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等涉及的要素流动为前提的，但是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使全球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而且带来了数据这一新的要素流动。这一新的要素流动不仅引发了新的利益冲突，而且也带来了数据权属的争议。无论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还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均无法解释已经出现的现象，并且现代产权理论也无法提供完美的解释，因为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排他性”和“剩余索取权”的基础之上的，而数据要素的全球化流动却带来了异常的“外部性”。通过这一案例分析，特别是美国《云法案》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所引发的监管博弈，我们得出了“立足技术，数据无国界；但立足权属，数据有国界”的结论。

基于罗伯特·K.殷（Robert K. Yin）的“缺口和漏洞”案例设计视角，本书中的“案例3在波士顿自驾出行用到的政务服务 App”等系列案例，显然是为了验证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和埃琳娜·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夫妇为首的布卢明顿学派一直主张的公共服务的“多中心”和共同生产理论。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理论中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法的观点“失效”。再如，“案例13在线学习平台让公民插上信息素养的‘梦之翼’”则验证了“终身学习”理论。

基于罗伯特·E.斯塔克（Robert E. Stake）的“现实和意义的社会建构”案例设计视角，本书中的“案例2 政府网站的‘政府热、公众冷’”“案例9 美国联邦政府数据开放门户建设的喜与忧”“案例15 电子政务预算绩效管理的美国做法”“案例8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争议焦点：公开还是不公开”等案例建构了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府样态，展现了“虚拟政府”或“在线政府”与现实政府之间的差异。前三个案例体现了政府边界、“看得见的手”，以及政府效率和效能，后一个案例则展现了公民从“虚拟政府”或“在线政府”这一镜像折射出来的信息需求。这充分阐述了在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整体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的理念。

基于米切尔·布罗伊（Michael Burawoy）的“扩展性案例研究”案例设计视角，本书中的“案例7 人工智能时代，电子政务路在何方”“案例14 电子政务安全，人人有责”“案例17 《塔林手册》引发的思考”等案例都可以被认为是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异常现象”，从而说明数字世界的风险是无远弗届的。特别是在“案例6 一码在手出行无忧”中，鉴于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特定的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做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显然，在虚拟世界，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对网络依赖程度越高，可能产生的“异常现象”就越多，隐私、安全等风险随之也会加大。但无论如何，公权和私权始终是这一“权利天平”上的刻度。

毫无疑问，电子政务是现代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一系列“范式转换”。尽管其在行政程序、业务类型、行政层级和服务种类等方面的转换有先有后、或多或少，但是，它已经改变并仍将持续改变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方式，同时影响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效能和透明度、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以及公共服务投递方式。在这一“范式转换”中，信息通信技术是其核心引擎之一，互联网则是其仪表盘。对于读者而言，本书中的案例是走进电子政务世界的门径。我们对这些案例的使用给予了相应的提示，即案例叙事、思考题、教学使用说明以及扩展阅读。这样的案例编著结构安排主要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我们都是案例的“旁观者”。虽然本书尽可能选择能让读者有切身体验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对读者而言仍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是因为案例设计反映的主题过于“宏大”——试图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本书挑选的案例都是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对待这些案例，人们甚至到了“眼不看、耳不听、心不烦”的地步。也就是说，对于案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人们基本上采取了熟视无睹的态度，都希望做一个“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

第二，我们都是案例的“剧中人”。每一个案例都构成了一个参与、互动和博弈的情景，我们身陷其中，而不是置身事外。譬如，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 “日月肩上过，世界掌中看”的生活，包括：利用各类政务服务 App、政府网站足不出户地完成资料填报、费用缴纳等活动；在社交往来中互加好友，开辟新的沟通渠道；利用各类 App、公众号等提前规划时间表和路线图，实现“门到门”高效率出行。然而，在此过程中，个人信息和数据悄然溜走。本书就如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剧本，我们都是“剧中人”，角色任由选择。

第三，我们都是案例的“受益者”。电子政务的发展是不受时空约束的。网络所及之处，就是公共服务可能抵达的投递之处。即便存在着互联网接入以及公民信息素质的差异，每个公民也都毫无疑问地是电子政务的受益者。从当下看，获益面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扩大，获益者的数量将随着电子信息产品的价格、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和数字化成本、在线公共服务的制作成本等的下降而增长；从长远看，电子政务的收益服从于收益递增规律，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门槛越来越低，其代际收益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每个公民都是电子政务的利益相关者。

第四，我们都是案例的“建构者”。电子政务的发展早是由技术驱动和项目驱动的，可以看作一个“供给推动”的过程。但是，当电子政务成为公共服务常态时，供给推动就必须让位给“需求拉动”。从营商环境再造到“放管服”改革就是这一逻辑的政策结果。必须注意的是，“需求拉动”要求公民参与电子政务的框架设计和绩效评估，从而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可行、易行的“路线图”。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来看，电子政务可谓公民获取公共服务的“雷达”，也是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的“晴雨表”。公民显性需求以及潜在需求的表达是决定电子政务是否成功的关键。

第五，我们都是案例的“传播者”。案例具有口述史价值，也是讲故事的台词和脚本，电子政务案例更是如此。此外，电子政务案例独具价值，它传递给我们的是现场感、角色感和参与感，自然更具备口口相传的效应。同时，信息通信技术本质上就是沟通技术、传播技术，网络价值等于其节点的平方，节点越多，价值越大。在“空谈博弈”（cheap-talking games）或者说“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的时代，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转发和每一次分享，实际上就是一次案例的传播过程。

显然，上述的每个视角，读者都可以对号入座。因为我们深知，任何一个电子政务系统或者公共服务都属于“一对多”（体系，我们虽然不可能洞若观火、一览无余，但是，就电子政务而言，每个公民的每一次“点击”即参与）都类似于一种“投入”，必然会带来系统服务的参数调整和改变。电子政务案例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演化的。我们作为案例的“旁观者”“剧中人”“受益者” “建构者”“传播者”，自然就是电子政务案例故事的讲述者。

本书可与本人主编的《电子政务（第2版）》教材（ISBN：978-7-303-21488-4）配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