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魏杰学术自传

     在我获得经济学硕士的第二年，即1983年，我国开设了博士学位教育制度，我有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当时我国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几所名校，我后决定报考当时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学府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系，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在做出考博决定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极为艰辛的准备考试的复习工作之中。因为报考的是名校与名导师，而我又出身于中国西部的高校，在学术地位及信息和思维方式的转递上，似乎无任何优势可言，所以倍感压力，几乎是玩命地复习各类要考的科目，没有了节假日，除了工作时间之外，所有能利用的休息时间都用于复习，晚上几乎没有在12点之前休息过，有时晚上就住在办公室，几张办公桌拼起来就是床。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是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似乎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劲。虽然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认真准备，但我去人大参加博士生考试时，仍然感到很紧张。1984年人大刚刚开始招收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考试制度极其严格。专业课不仅有笔试，还有面试。外语考试也极其严格，不仅有笔试，还有听力考试。经过考试与人大的反复审核之后，我终于考到了人大经济系。与我同时考取卫兴华教授博士生的，还有曾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洪银兴教授、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的李连仲研究员，我们三人成了卫兴华教授博士生的开门弟子。

     回顾求学经历，我感到对自己来说，似乎考试是上升的通道，只要是用考试来选人的竞争，我基本都能如愿以偿，因而感到考试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机会的公平。我认为现在国家改革高考制度及研究生考试制度是对的，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取消考试制度，若取消了考试制度，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机会公平。考试制度虽然需要改革，但它现在仍然是众多选人方式中能充分反映机会公平的有效方式。

     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之后，入学报到时，有两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一个是人大真是名师汇集的地方，这些著名学者的专著及论文早就影响过我，有的书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读过，像由徐禾教授主编、人大许多教授参加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我1973年就看过；另一个是同时入学的各学科的博士研究生都很优秀，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入学前就已在学界崭露头角，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论文，真是精英齐聚。后来我才发现，在1983—1987年这五年入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基本上都是我国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中期这20余年在社会上积累起来的一批精英。这与“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有关，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按正常教育秩序读书，因而一旦教育秩序走向正轨，他们就涌现出来了。人大在8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在学术上极为活跃并处于前沿地位，实际上与这一时期入学的博士生有关，因为他们当时都是以人大博士生的名义发表文章的，显现出的是人大的学术地位和水平。这些博士生毕业之后，大都成了自己所在学科的学术骨干，直到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本学科中有权威性。当然，他们中也有不少人进入政界与商界，成为政商两界的精英。

     正因为人大具有良好的师资资源和学术气氛，所以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的那几年，我所处的学习环境甚好，既有名师的指点，也有同学之间的相互启迪。回想起来，那时的正能量的确很强，虽然生活很清贫，也少有娱乐活动，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涨。大家经常熬夜到12点才用电炉子煮点方便面作为夜宵，而这个时候也正是同学们在学术及信息上相互交流的时候，大家端着方便面相互串门，边吃边聊，很是开心。那个时候，同学之间真是“比学赶帮”，大家都感到不努力就会落伍，就会被淘汰，同学之间的带动力确实很强。我深深感觉到强者之间的竞争，确实具有正向的推动力。

     我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且深入启动的几年，当时北京经济学界的思想极为活跃，各种有影响的“沙龙”及研讨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我们这些博士生也成了积极的参与者。我与中国经济学界众多人士的交往，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的各种研讨会中既有经济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也有年轻的后起之秀，人们的思想之活跃，所探讨的问题之尖锐和敏感，都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后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及战略举措，大都在此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重要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为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了坚实且广阔的舞台，经济改革的实践不断向经济学工作提出理论挑战，这种理论挑战促进了经济学的繁荣和进步。反过来，这种学术上的繁荣与进步，又潜移默化地为经济改革的实践增强了方向上的坚定性，提供了操作上的思路。正是这个实践与理论激烈变革的80年代，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经济学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些人，大都成长于80年代这个时期。“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千真万确。没有改革开放这样的历史巨变，就不会有这批成长于80年代的著名经济学家。我的经济学人生，也正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80年代，可以说我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之所以不断有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就是因为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厚实践，实践推动了学术上的进步。从这点上讲，我们这代经济学工作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回顾1984—1987年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的美好时光，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学校的良好学风及同学们的拼搏精神。学习期间似乎很少有人谈论赚钱及毕业后的去向，大家都是专心做学问，将做学问作为头等大事，好像别的事与自己都关联不大，感到如果没有论文发表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因而大家在一起谈论多的就是学术上的事情，是改革实践中的新动向及新信息。那个时候发论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杂志数量有限，所以论文一旦发表，我就非常兴奋，为自己的努力被认可而感到欣慰。尤其是在后期，随着学术名气的提升，加之改革的深入，论文发表的数量越来越多，稿酬也相当丰厚。我到博士毕业时，虽然并不像有钱人那么富有，但在生活中已经很少有缺钱的困扰，当时深感书中真有“黄金屋”。

     但是，那时候做学问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探索真理，所获的稿酬仅仅是对自身努力的一种肯定而已。为钱做学问并不是真正的做学问，受利益诱导的学问往往是伪学问，甚至会为某些利益集团的非正常利益进行辩护，因而做学问需要平常心和求实的精神。良好的学习环境及社会氛围，使得我在1987年9月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于10月完成了答辩。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主要评阅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又紧接着根据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培养计划东渡日本，与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经济学部的世田友三郎及筱原总一先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共同研究，共同研究完结之后，我才算正式博士生毕业。

     本书稿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中的一本。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以*人称叙述而成。本书稿围绕改革开放，围绕其主要研究领域，阐述了其研究过程、成果及其影响。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了解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完善过程，了解中国经济科学界*前沿、*成果，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及政府决策参考价值。 

     魏杰，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企业财产制度、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制度、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等。

壹 我的经济学人生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　/ 1

一 童年与中学时代的记忆　/ 2

二 西安师范初萌经济学　/ 6

三 经济学本科及硕士研究生时期　/ 10

四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岁月　/ 15

五 因经济学而结缘的四大机构　/ 20

贰 我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审视与感悟　/ 27

一 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任务和历史使命　/ 28

二 新体制磨合期的任务和特点　/ 44

三 全方位改革时期的任务及特点　/ 59

叁 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几个关键要点的研究　/ 67

一　国有经济研究　/ 68

二 非公有制经济研究　/ 74

三 混合经济研究　/ 83

四 市场经济研究　/ 91

五 宏观经济研究　/ 96

六 产权制度研究　/ 97

七 收入分配体制研究　/ 104

八 城市化与工业化研究　/ 114

九 法治社会研究　/ 118

肆 我对中国企业改革的全面探索　/ 131

一 企业制度问题　/ 133

二 企业战略问题　/ 140

三 企业文化问题　/ 146

四 企业社会定位问题　/ 153

五 企业哲学问题　/ 158

伍 我为中国改革开放鼓与呼　/ 165

附录　/ 185

附录一 论著目录　/ 186

附录二 必须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 191

     本书稿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中的一本。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以*人称叙述而成。本书稿围绕改革开放，围绕其主要研究领域，阐述了其研究过程、成果及其影响。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了解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完善过程，了解中国经济科学界*前沿、*成果，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及政府决策参考价值。 

     魏杰，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企业财产制度、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制度、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