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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坂井洋史著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1149801
出版时间2018-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28元
货号9380773
上书时间2024-12-2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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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坂井洋史，1959年生于日本东京。1981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汉语系，198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中文专业）。现为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教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校外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日文）、《巴金的世界》（与人合著、中文）、《陈范予日记》（中文）、《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回忆》（编译、日文）等。
目录
动摇的虚实/叙事，或者“文学性”的源泉 …001
——在沙多-吉里Chateau-Thierry思考的事
围绕巴金的重新评价 ……………………………021
——何谓“文学性阅读”？
“心”的寓言/理想的悖论 ……………………035
——围绕林憾庐《无“心”的悲哀》、王鲁彦《灯》
和巴金《我的心》的感想
《随想录》的叙述策略和魅力 …………………048
关于Gracie Fields所唱Sonny Boy（宝贝
儿子）及其他 …………………………………081
关于斯托姆原著、巴金译《在厅子里》 ………104
关于日本的巴金作品的翻译及介绍 …………110
【附录】饭田吉郎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文献目录（增补版）》所录有关
巴金文献一览……………………………117
杂考两则 ……………………………………………119
——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巴金的世界—两个日本人论巴金》后记 ………163
《巴金论集》后记 …………………………………175
后 记 …………………………………………………184
内容摘要
《巴金的世界—两个日本人论巴金》后记a《巴金的世界》这部不成熟的小书之问世，接近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存光先生的策划。我衷心敬佩的巴金研究前辈李先生，如果这部书竟受到浪费纸资源之讥，您也该负一部分责任！这部书到底对巴金研究有无意义，我不敢妄断，我却是更重视出书的个人意义的。原来，我近年研究范围似乎更扩大了，巴金也只构成其一因素。今后我会不会写以巴金为专题的文章，目前说不定。所以，收在书中的几篇文章都是过去“如是我想”的痕迹。不过我珍爱它们，此珍爱里面也有多少a 本篇很初收于山口守、坂井洋史合著《巴金的世界——两个日本人论巴金》（东方出版社，1996年1月）。交代定稿过程之前的部分，曾以《面对差异性——关于中日文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对话的断想》的题目，单专享表于《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1996年4月）。自豪当年假设之一贯有效性的成分。例如巴金对“丰富生命的追求”，如果把它说为“脱却所有依附性的精神价值之追求”，那不正是我现在很关心的问题吗？如此承先启后的意义上，我就感到概括以往研究的必要。我当然万分感谢给我这个难得机会的李存光先生。但是，在此我应该交代我的“转变”。假如中日两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之间，居然能够成立学术研究各个层次“具有真正意义的对话”，那时我们国外的研究者应该具备怎样的意向来进行对话呢？此种近乎困惑的感觉近年来一直在我心中缠绕着。我有这样一个朦胧的印象：就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方面而言，在中国，近十年来崭露头角而取得显著成绩的青年研究者，不管其研究对象是历目前的现象还是目前面对着的现实状况，都以极浓厚的关怀意识为其发言的出发点，一面确认自己与社会之间的斩不断的纽带（这里面多少带有某种“使命感”的成分），一面进行比较踏实的学术研究。在日本，1945年投降后不久开始研究的那一代中国研究者当中，曾经存在过支持他们研究强度的一种主观动机：对于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建设民主主义日本之前途的摸索。这“动机”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他们研究中国时起关键作用的一种思考规范、理论框架。在这种思考规范、理论框架中铸就的“中国像”，往往会蜕化为远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观念”，甚而变成阻碍研究者独立思考的“束缚”。他们观念中的“中国”，有时未免给他们带来一些弊端即过度的理想化。然而他们的议论无疑针对自己国内的情况，仅就一点而言，他们的论点与中国国内的议论有过相对沟通的“共时性”。我也不能轻率地断言，关于中国，应该放在宏观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考察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就个人的感觉来说，我不能不承认，在中国青年研究者的当代意识方面，很难形成作为面临同一个问题之同时代人的共时性同情，进而与他们之间建立认同，更是极为困难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形并不直接意味着我们一代的研究者比前一代的研究者更冷静，具有视“中国”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加以真正意义上的“相对化”之优越资格。我们从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立场研究中国，这是无须多说而自明的事实。但是（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未免觉得：缺少推动研究的“动机”的我们一代研究者，有时候连这自明的事实都不能强烈地意识到，这奇怪的状态正是我们一代的主要特征。的确，我们否定不了中国方面也存在过助长我们之糊涂的某些情况。例如，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研究者“恩赐”给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评价，诸如“重视资料”“尊重历史事实”。但是，想一想，外国人研究者能够利用的“资料”毕竟是极有限的，依靠这些少量的资料进行研究，就历史的整体把握方面而言，歪曲“历史事实”的危险性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再说，所有的“资料”一旦被发掘、公开，这个所谓“特征”的相当部分必然地失去其积极意义。我们要知道，这评价到底与我们的本质无关。我们也承认：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研究者由于利用“资料”条件之不齐备，或由于某种顾虑，没有能够发出从心所欲的议论。同时，我们也不否定，外国人研究者从无顾虑的立场提出过较为合理的观点，或在发掘“资料”方面有过一定的贡献。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交流也可以成立，这也算是一种成果。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只不过是过渡的现象。中国人研究者给我们的评价如“重视资料”“尊重历史事实”等等，在本质上是针对自己所处的境遇而发的自嘲意识之反映。真是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想把“具有真正意义的对话”建立在这种过渡的“平等”上面，那不是妄想是什么？表面上，到了我们一代，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呈现日益繁荣的可喜盛况。但是，我面对中国很好的青年研究者时往往感觉到某种压迫感、隔膜感，这种感觉的重量迫使我诀别妄想里面苟且偷安的懒惰念头。如果说，围绕文学本来具有之一些“普遍价值”进行的“对话”才算是“真正平等的对话”；如果说，达到“普遍”的条件是对个别现象的透彻洞察与理解，那么，按道理，首先有资格跟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进行“平等对话”的人，当然就是日本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这个很单纯的逻辑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逼迫我们外国文学研究者将自己的立场更明确化。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我们的研究如果不甘于站在中国本土之研究的边缘这个地位，更进一步要求以“质”的差别来突出自我的研究个性，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意向才好呢？当然，我们周围的环境和前一代不一样，我们没有他们那样强烈的研究“动机”或牢固的思考规范、理论框架。现在剩下来的只有貌似焦躁的贴身感觉罢了。想来，这好像是十足的悲剧。不过，尽管这么说，我们的出发点也就在这里。这是我们不能否定的“前提”。那么我们面临对于人类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如“触及灵魂的革命”一类的“问题”或现代、后现代一类变相的阶段发展论）时，才能共有同时代意识，一切隔膜就会消失，就此中日两国的研究者便可超越互相立场的差异实现平等对话吗？我们能以侥幸的心理等待这“问题”的来临吗？恐怕不那么简单。我认为，所谓“平等对话”的条件，不仅仅是同时代意识的共有、主体意识的沟通，而是对于两者之间沟不通的本质性差异的深刻认识。说到中日两国研究者“两者之间沟不通的本质性差异”，我在此指出的只有一点：我们自以为使用共通的概念对待同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是误会，尽管使用同一个话语，其内涵往往不一样。我们对于这“误会”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以免于误会上更加上一层误会。下面，举具体的例子。过去有一段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倡“流派研究”，继而产生了许多成绩。在以前的文学史里面，主要因为是“非主流”而没有受到应受的评价的作家、作品，通过“流派研究”，重新受到比较公平的评价，为今后的研究准备了初步的积累。我个人对于这些研究上的一大突破很敬佩，赞赏其研究目前的意义。但是，敬佩的同时，未免有一种不足之感：如果过去的文学史有不足之处，其不足不仅是关于“非主流作家、作品”的记述，还有其他。举具体的名字，在文学史里面怎样评价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等“诗人”？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刚开始其文学经历的时候，取得了颇有开拓性的成绩，但是，后来他们都放弃自己手里的笔，废止创作，沉潜于学术研究。这样的现象，不只在他们三个作家身上出现过，我认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目前不乏其例。当然，以前的文学史里面也能够发现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也不过是关于他们创作历史的极小一部分的记载。连他们的学术研究、促使他们放弃文学创作的某种“动力”等因素都放在视野里面而给予一定的评价的文学史，直到现在还没出现过。对于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人物，如何作文学目前的评价？如果将他们放在现代思想目前，其位置可以说是教育救国、文化救国论的边缘（就立达学园、开明书店的活动而言）。某种意义上，他们形成了很像“流派”的“流派”。过去到底有没有人把他们写进“流派史”里面去？（“白马湖派”的提法依然不足）以前的文学史忽视的不只是个别的文学者。巴金、吴朗西等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活动，不仅在出版史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具有极重要的文学运动意义。其他如左联周围的小出版社、生活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等也有同样的文学目前的意义。但是，不待言，通常的文学史里面，我们很难找到关于这些出版活动的较有系统的记述。文学史之所以呈现这种“倾向性”，当然不能全部归于文学史家头脑里面有深刻影响的“主流、非主流”观念。问题之所在，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一词的概念本身里面。就是，我们使用的“文学”概念究竟有多大的“幅度”这个问题。就上举三例来看，如果说不能把他（它）们认定为“文学家”“文学流派”“文学运动”，那是因为文学史家的观念里面就有“只有语言表现才算文学行为”一类的观念先入为主起作用，将史家的视野变为狭窄的缘故。依据这种文学观，作家搁笔以后的“沉默”“转向作家”的苦恼等自然不能成为“文学”范畴的问题。日本现代文学目前，从自然主义作家、白桦派到私小说作家，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文学”的含义不仅仅是“语言表现”。对他们来说，一个作家的“文学性”首先在“作家怎样认识文学”的认识方式或“作家怎样面对文学”的行为模式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学观念里面很重要的因素不外是人生哲学、处世哲学一类思想。不用说，文学是人类的精神所产的。如果承认人类精神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那么，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尽量运用语言表现的“饶舌”与怀疑甚至于否定语言功能的“沉默”都是人类精神外表化的不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相对地等价的。只看到“文学”的一种外在方式——语言表现而忽视其他“表现”之可能性，这种“文学观”恐怕不能避免“僵化”的弊端。我并不是说，在文学观方面，日本的研究者比中国的研究者更富有宏观性，有条件获得更透彻的视点。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既然有与中国的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传统，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对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自觉对象化，才能明了地看到中国文学里面的（中国研究者往往觉察不到的）某种特征。这就是所谓“比较文学研究”所依据的原理。既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对于自以为自明的概念也投射疑虑的目光，重新开始思考也不迟。这是一种灵活性的应用，又是谦虚的表现。一句话说，“对话”的前提就是围绕“文学”的诸概念之重新评定。下面，从别的角度来探讨中日两国“文学”概念之差异。例如，作为社会存在的作家之社会性问题。我猜想，20世纪中国作家（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心态里面，即使会突出被创造历史的主流异化的感觉而构成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自我怜悯感”，也绝不会发生干脆把自己与围绕自己的现实生活（往往是“社会”的同义词）之间的纽带切断而沉湎于“颓废”里自慰的事。“历史—异化/社会—连带”这个心理模式，恰巧与日本现代作家的心理模式构成很显著的对比。日本现代作家，尤其是自然主义作家和私小说作家主动地要求社会的排斥，以试图创造不灭的艺术，参加“历史的创造”。因为，他们心灵与现实社会（在他们的眼里显得多么庸俗！）之间发生的不调和，无疑证明着他们殉教者心灵的审美的纯洁之明证。因此，他们往往以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其主要的特征是自虐心理）希求生活上的“颓废”（自然会受到社会的排斥），不厌烦地用细致的笔调写出自己的“苦难”（在第三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婆婆妈身边琐事）。中国现代作家里面，郁达夫显然是在这些日本私小说作家的影响下开始其创作生涯的作家之一。不过，尽管他的私生活（还有一部分作品的风格）怎样带有类似日本“文士”的颓废，他也一摇身会变为热烈的普罗文学的拥护者。他所谓“颓废”的界限是显而易见的，是对于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怀不允许中国作家颓废下去……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是的确有一定的说服力。有的论者认为这种中国文学的“通俗性”，与传统文学观念里面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继承关系。实际上，对于文学期待现实作用，这个观念会存在于作家思想的各个层次。上述日本现代作家里面的“颓废派”也把文学视作传达“价值”的一种“工具”，在这意义上，依然逃不了某种功利主义思维方式。这样想来，这种思维方式似乎不是只有中国作家具备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在此没有准备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要强调：所谓“中国文学（作家）的特征（特殊性）”是一个由几种因素构成起来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上述“重视语言表现的文学观”“浓厚的社会干预意识”“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等等是一个整体上各个层次的部分因素，这些因素互相关联起来构成“中国文学的特征”。如果断章取义，取出其中的某一部分加以过分地强调，那就是片面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误会。当然，对外国研究者来说，这首先是自戒。通过上面的粗浅的思考，只有一点已经明了化了，即“谈何容易”。多么单纯，多么令人失望的“结论”。但是，不管容易不容易，如果我们还要求“对话”，作为步准备工作，需要对于互相的立场（所有的意义上的“立场”）之差异的明确认识。围绕“普遍”的“对话”是以后的事。更具体地说，这个立场之差异也在我们无意识地使用的一些概念、术语上面有所反映。我们应该把这个“无意识”进一步自觉化。我并不主张重新估价基本概念的工作和对于个别作家的基础研究（当然“资料”研究也包括在内）是应该逐阶段地解决的势不两立的工作。我却主张两种工作是可以并存的，甚至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将来，中日两国的研究者站在同一立足高度进行关于“普遍”问题的讨论时，如果没有踏实的事实基础，所有的议论很容易向既定的框架倾斜。这不外是理论上的“投降”。实际上，这投降也不无一定的魅力。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作为阻止我们投靠这诱惑的机制，应该充分强调根基于“对人的关怀”的个别研究之作用。我身为外国人，没有经过一定的“手续”就不能跟中国人进行有水平的“对话”。那么，让我拥有不怕“手续”麻烦的勇气吧。上面原系1992年在上海复旦园写的未刊旧作。想起来，那时我所谓“转变”已经萌芽起来了。一直到现在，我站在“中国”这个永远解读不了的文本前面踌躇着。难道我已被“手续”之麻烦吓倒了吗？这个我倒不承认。那么，不管如何，我得硬着头皮探索“对话”的可能性。但愿这部书会成为“对话”的开端。1995年2月19日于东京聚粮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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