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姐妹物语

马凯琳，中国出生，中国香港和日本长大，求学美国，获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精通英语、中文和日语。曾供职于日本共同通信社，读卖新闻和NHK电台日本放送局，并为《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新闻日报》《日本时报》《京都日报杂志》《南华早报》、以及德里的《造币局报》等报刊撰文。她的论著还有《现代蝴蝶夫人：论日本跨文化姻缘中的幻想和现实》。2012 年至2014年任教于德里的美国国际学校；2014年至2017年任教于北京中国研究中心。 目前，她和丈夫及两个孩子旅居美国。译者余彬，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留学美国，获东密歇根大学信息管理硕士。译作有《人类的演化》《夜上海》《法兰西帝国玫瑰》《我是马拉拉》《笛卡尔的骨头》《道德资本主义》等。近年来，在写作和游历之余，热衷于参加世界各地的马拉松赛事，成为完成波士顿、纽约、伦敦、东京、柏林和芝加哥六大满贯赛事的六星跑者。

引子 ＿001Part 1 东京＿009Part 2 大连＿193Part 3 西雅图＿307鸣谢＿352

　　1962年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北京，一栋陈旧的楼房。靠近楼梯口的过道里，陈燕独自一人坐在小板凳上，用力地搓揉着一件脏衣服，她的身边，放着一大桶水。外面的阳光很好，好得都有点刺眼了，她要赶紧把衣服洗出来，晾出去。这栋楼房面积不大，上下两层，只住了两户人家。陈燕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住在楼下。楼上还有两个房间，住着李先生一家。　　“妈，我要上楼找姗姗玩，一会儿就下来……”珮吟从陈燕的眼前闪过，她穿了一件鲜红的褂子，笑嘻嘻地抓住了楼梯扶手，往楼上跑，两根细溜溜的小辫子在脑袋后面甩啊甩。珮吟是陈燕的大女儿，再过一个星期就八岁了。这天放学早，还没到三点，珮吟就回家了。每天放学后，珮吟都会上楼和姗姗一起做作业，姗姗和她一般大，两个小女孩要好得很。　　“等一等。”陈燕叫住了她，“妈有事要跟你说。”陈燕的语气里，有一种让珮吟觉得陌生的东西，她不由得止住了脚步，回头看着妈妈。可陈燕又犹豫起来，好像不知道该怎样向女儿开口。　　沉吟了一会儿，陈燕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伸进裤袋里，掏啊掏，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头。“是，是你爸爸……”陈燕低着头，回避着女儿的目光，“你爸爸发来电报说，那个计划，有点变化，你们三个孩子，不能一起去香港了。”　　“为什么？”珮吟瞪大了眼睛，警觉地看着妈妈。　　“因为……”陈燕吃力地咽了一下口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珮吟惊恐不安的样子，让陈燕的心揪成了一团。在珮吟的眼睛里看到慌张和失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生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代，谁也躲不过一次又一次的折磨和煎熬。可是，在张家的三个孩子中，显然是珮吟吃的苦头最多，偏偏这个老大又是陈燕最疼爱的。　　就在两年多前，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悲剧性的“大跃进”运动，埋下了遍地焦土和粮食匮乏的恶果。　　从1959年的春天开始，饥荒开始蔓延加深。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食品都要限量供应了，大米、玉米面、麦子、菜油、盐，当然还有肉类，都变成了稀罕物。一开始，城市居民还能享受配给供应的肉菜大米，可是，没过几个月，连这也没了，时不时地需要去黑市搞点吃的。到最后，连玉米面和麦子都紧缺了，每人每天的额度少到可怜。荤腥更是难得闻到，这个五口之家，每个月只有一斤肉的配给，肉也是瘦精精的，一点点肥肉都被陈燕小心翼翼地刮下来，熬成油，做菜时小勺挑一点，这顿就算是有油水了。　　那时珮吟已经五六岁了，她的肚子总是饿着。美吟和大卫晚出生了四五年，对饥饿的印象就没有姐姐那么深刻。还没上学的珮吟，每天只能吃上一碗玉米粥和一个窝窝头，她最常问妈妈的问题就是：“妈，我好饿，下顿饭什么时候吃？”仰着头盯着妈妈时，眼眶里泪水打着转。有时候，饿极了，她就缠着妈妈讨肉吃，明知道没用，还是会一次次地哀求妈妈。她的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实在太糟心了，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形容这种掏心挖肺的饥饿感，只说再不吃点肉，肚子会变成个洞洞了。陈燕记得，面对女儿的呜咽，她只能抱紧了珮吟细小的身体，强忍着泪水安慰她:“孩子，去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啊，听话！”　　到了1961年的冬天，日子更是变得格外的艰难，空气中弥漫着饥饿和死亡的味道。听人说，老家东北那边的乡村，饥荒最严重，饥肠辘辘的乡民们什么都吃，蛇、老鼠还有蚂蚱，统统都成了美味。饿死人的消息，已经听了很多，而这一年，这种令人心惊的噩耗尤其多。很多人是活活饿死的，也有人是饥不择食中毒死的，还有些人偷了粮食，一通胡吃海塞给撑死了。那些老弱病残的，最难挨得过去，即使是健康的人，也活得很煎熬。好些人全身浮肿，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走在街上，陈燕就常常看见这样的病人，让她对自己和孩子们的前景充满忧虑。大多数的时间，她和孩子们就待在家里不出去，尽可能保存体力。　　后来，陈燕把工作辞了，在家带孩子。这个五口之家，就靠着她的爱人张逸文的一份公务员工资过日子。后来，政府部门精简人员，张逸文的工作也丢了。一家子的生计实在让他犯愁，还好他头脑活络，也不知从哪儿听来，说是到了香港就有活路，于是他就跑到派出所去排队，申请出境许可证。可是想往香港跑的人实在太多了，到后来，已经根本拿不到许可证了。几经周折，通过一位南方朋友的介绍，张逸文搭上了一位在香港有些门路的生意人，生意人答应帮他偷渡过去。终于，有一天，在夜色的掩护下，张逸文和几位朋友一起，成功地偷渡到了香港——这个传说中遍地是金子的东方之珠。到香港后，张逸文很快找到了一份活计，在一间小公寓里住了下来，算是在香港站住了脚。他是幸运的，后来，越来越多的难民拥进香港，偷渡客大半被抓住，遣回大陆。　　1962年初春，张逸文来信说，这阵子香港移民局政策放宽了些，是一家人移居香港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他叮嘱陈燕准备好移民的手续，他会在罗湖等待。听到这个消息，陈燕兴奋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牵肠挂肚的分离终于结束，一家人马上可以团圆了，而且，还是团圆在人人羡慕的香港。可是，好日子眼看着就要来了，出发前的一周，她毫无防备地接到了张逸文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很简略：只允许带两孩，留一个给姥姥。原来，张逸文去移民局申请，却意外地得知，为了控制入境的人数，香港移民局严格执行新规则，一个家庭不允许同时带入三个孩子。　　接到电报，陈燕愣住了。三个孩子中要留下一个，留哪个呢？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不是为难她吗？因为这个消息，她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天亮了，还没做出痛苦的选择。大卫是必须带上的，他还小，可是，两个女儿该留下谁？她想来想去，又折腾了两天，还是没法做出决定，脑子都快要炸开了。最后，她跑到邮局，花血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老家大连，找她妈妈和弟弟陈锋商量。　　其实，决定并不难做，需要有人帮她一起下决心，才是真的。美吟才四岁，正是淘气的时候，留下来是一个麻烦。珮吟是老大，很懂事，而且已经上学了，不会让姥姥太吃力。再说了，一个八岁的乖巧孩子，没准还能帮老人做点家务呢，要留就留下她吧，就这样定了下来。挂电话前，陈燕轻松地对妈妈说，珮吟不会在大连住多久的，过一两年，她就会回来接走女儿的。　　做出决定后，陈燕如释重负，可是，一回到家面对孩子，她的心又沉了下去。她让这个决定默默地在自己的心里发酵，没有马上告诉珮吟。难受了两天后，她还是想不好该怎样跟珮吟开口，想到女儿就要被孤零零地留下来，她是既内疚又伤心。珮吟是她最疼爱的孩子，在这一点上，陈燕知道自己很偏心，但这种偏心是藏在心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珮吟挽救了她的婚姻，成了维系她和张逸文之间的一根纽带。当初，她跟张逸文是家里给撮合的，张逸文是个大学生，想法挺多。从一开始，他就对陈燕挺冷漠的，结婚后还是没啥感情。不久，他竟然扔下陈燕，离家出走了，以此来抗议家里给他安排的这段婚姻。　　那时候，抗战早已结束，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她守在张家，相继埋葬了他老去病死的父母。七年后，陈燕在北京找到了他。那是在1953年，她记得很清楚，就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前一年。她发现她的丈夫更消瘦了，但精神却很好，陈燕觉得他倒是比以前更有男子汉气概了。这一次，他没有拒陈燕于千里之外，也许是因为离开七年，没给家里捎一句话，心里毕竟内疚吧。尤其是当陈燕告诉他父母亲都已经离世时，他的脸上闪过了悲伤和惭愧。他让陈燕留在北京，两人这才开始了像模像样的家庭生活。一年后，珮吟出生了。那是陈燕人生中最甜美的一段日子，逸文的一颗心都融化在了女儿身上，夫妻俩感情上的缺失，因为女儿的诞生，都加倍地弥补回来了。　　所以，在陈燕眼里，珮吟和另外两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她有说不出的疼爱。可是，眼下的处境，逼得她再不忍心也得割舍。而且，把珮吟留下，交给姥姥和舅舅，是这个家庭唯一的选择。照着张逸文的意思，陈燕必须在三天后的星期五把两个年幼的孩子带到香港。陈燕担心到时候珮吟会在火车站大哭大闹，缠着他们不让走，她只好硬着心肠，在珮吟面前闭口不提动身的日子。她事先和陈锋商量好，让陈锋去学校接珮吟回家，自己带上两个孩子，早点出门去火车站。这样算计不到八岁的女儿，陈燕的心里，说不出的羞愧，可这是为了这个家庭，她拼命地安慰自己，但心情依然阴郁极了。　　现在，陈燕躲避着珮吟受伤的眼神，简直无法想象如何面对最后一刻的来临。她害怕自己一动摇，就不去香港了，或者，心肠一软，把珮吟也一起带上。可是，这样一来张逸文的计划就化成泡影，他们这个家，恐怕也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是的，这对珮吟很不公平，可陈燕别无选择。当然，在她的内心深处，还藏着一个念头，尽管珮吟会遭点罪，但不会很久的，顶多也就一两年。她告诉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一家人的幸福，这是一条逃离饥荒的活路。而且，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为了三个孩子的未来，她必须这样做。　　“妈，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去香港？”珮吟从楼梯上下来，走到楼梯口，站在妈妈身边，小手抓住了妈妈的衣角，“妈，你说好带我们一起去的。”珮吟的眉头皱着，脸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