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散原遗墨

陈三立的写字

（代序）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近代学者轶事”条有云：“陈散原与人谈诗必曰：吾七十岁后已戒诗矣。求其写字，虽午夜篝灯，必勤勤交卷。”陈三立七十（1922）戒诗是真的，但1925-1930年间又重新恢复了写作。至于写字，倒真值得说叨说叨。

我们在民国十五年（1926）1月5日的《申报》上，可以看到一则《陈散原先生书例》：“堂幅：六尺二十元，五尺十二元，四尺十元，三尺八元，横幅同。屏幅：六尺十二元，五尺十元，四尺八元，三尺六元，横幅同。楹联：六尺十二元，五尺十元，四尺八元，三尺六元。纨折扇：每叶六元。卷子每尺六元，册页同。扁字：每尺六元。题签、名刺每字二元。金笺加半，来文加倍。寿屏碑志不书。润资先惠。约日取件，墨费加一成。收件处：上海各大笺扇店、杭州白傅路一号。朱祖谋、王乃徵、曾熙、谭泽闿、冯煦、王秉恩、余肇康、夏敬观、陈夔龙、吴昌硕、汪诒书、赵尊岳、郑孝胥、吴庆坻、俞明颐、袁思亮同启。”其时陈三立仍寓杭州白傅路，“一号”可能就是他的住处。他自民国十二年（1923）连丧妻、子，移居杭州后，至民国十四年（1925）夏才似乎从悲痛的阴影里走出来。他开始写诗；从这则鬻字告白可以知道，他几乎同时开始为人写字。

此前他自然也为别人写过字，但大多是师友之间的酬赠，并没有走到主动鬻书卖字这一步。那时他名气更大的是撰文。七十老翁（民国十一年时），文坛宗主，可以想见他文章的金贵。所以我们能在《郑孝胥日记》里看到不少拿着陈三立撰写的文章、找郑孝胥书写的记载。在当时很多人的眼中，陈三立文、郑孝胥书，乃是组合。如盛宣怀墓志铭、小港李母张太夫人墓志铭等，都是陈三立撰文，郑孝胥正书。这些有钱有势之人的选择，似乎可以说明陈文、郑书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

然而现在陈三立要鬻书卖字了。尽管在当时鬻书卖字并不是什么丢人之事，书画家、文章家在报刊上刊发书例、画例、文例者比比皆是；但以陈三立的性情而论，我总觉得这并非出于他的自觉自愿。民国十四年（1925）的陈家，经过俞明诗、陈衡恪丧葬之折腾，再加上儿孙辈读书和一家老小居杭生活之花费，境况大不如前，虽然将南京散原精舍宅院售出，但也窘于维持，以至于将历年所藏书籍都运去苏州陈方恪处卖掉。所以，陈三立是否不得已而鬻书卖字呢？甚至，我以为这《申报》上的书例也并非陈三立寄去刊登，而是署名的众位师友暗中为他张罗。要不，为什么这书例仅仅登载了一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书例刊登之惯例、以同署之赵尊岳为《申报》秘书这些方面来看，这极不正常。是不是陈三立发现之后立即阻止了呢？有可能！卖字虽然无关脸面，但它关乎性情。

陈三立小时候应该没有好好练字。我们看他父亲陈宝箴的字，清刚硬朗，肖其为人，放在今天，那是一等一的书法家。但陈三立的字似乎一点也没得其父之真传，早年他写给朋友如易顺鼎的信中的那些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窝扭一个，急着往前赶，仿佛时间不够似的。这是否是他“卞急”性格的再现？

然而，写字好的陈宝箴止于举人，写字窝扭的陈三立却在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中了贡士。这下问题来了！会试卷誊录之后才由阅卷大臣评阅，个人笔墨无关宏旨，但殿试尤其朝考，则要靠书法争名次，字体方正匀称、墨色乌黑光亮者——即“馆阁体”，易得阅卷大臣和皇帝青眼，博个好名次，从而进入翰林院。但此时陈三立的字，离“馆阁体”的距离还颇为遥远。他前妻罗氏——卒于光绪六年（1880）——在时，曾“日讽”陈三立“习楷书取科第”，陈三立“笑而以为俗”，罗氏说：“俗否，在人耳，岂作翰林便俗耶？”（陈三立《亡室罗孺人行略》）当他在红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如果想起这些，会不会有点后悔呢？

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二十二日，陈三立在写给父执许振祎的信里说：“三立谬举礼科，以楷法不中律，格于廷试，退而习书。”（《与许振祎书》）这话容易引起误解：既云“格于廷试”，那自然是参加了廷试。实际上并非如此。光绪十二年（1886）会试后，他自以为“楷法不中律”，连殿试前的覆试都没有参加，便匆匆南旋，“退而习书”了。这显然表明他对此次殿试、尤其朝考名次的重视。看来他似乎真的有些后悔了。

三年后己丑（1889），陈三立再赴京师，补行覆试、殿试、朝考，而终的成绩——殿试三甲四十五名、朝考二等十三名，应该没有达到陈三立的自我期许，所以一年之后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写给陈锐的信里说：“恪士白折生平未完一本，鄙人乃殚精三年，字过十万，而一等二等，悬绝如此，岂保和殿上果有写字鬼，能作威福耶？”（《与陈锐书》）“恪士”

即其内兄俞明震，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恩科进士，朝考一等第十七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保和殿即朝考之地也。虽然陈三立苦写三年，但朝考列在二等，几乎没有了进入翰林院的可能。以前看徐一士在《谈陈三立》中讲到的陈三立签分吏部后吏部书吏冠服来拜、陈三立挥之而出的故事，十分赞同徐氏维护体制、颇见风骨的分析，但我们若反过来看，书吏“不得庶常，何必怪我”的讥讽话语，是不是也说出了陈三立心中曾经的热望：进入翰林院？

可以肯定的是，此后陈三立再也不习什么“馆阁体”了——他于签分吏部之后没两个月，就请假南归，而且决意“一舸江湖，渔钓为伍”，“尊主隆民、润色鸿业”之事，请待高明吧。（《与李盛铎书》）

陈三立的字，从二十五岁至八十五岁的，今天都还能看到。六十年中，字体变化很大。我不是书家，读帖亦少，无权对其评头论足，但就我的直观感受而言，我觉得他越写越好。陈三立八十四岁时，在给冒广生的信里说，自己所写书件“丑拙不值一哂”（《与冒鹤亭书》）。这自然是他的谦虚。他早年的字，确实写得不怎么好，但在变化和进步，他的老友梁鼎芬颇具慧眼，曾说他的字“如古玉出土，黯然无光，而精采内蕴，真可宝贵”（胡朝梁《上散原师书》），听闻梁氏此言的胡朝梁——陈三立诗弟子——便颇惦念自己老师的字，民国元年（1912）胡朝梁还发现：“近观《快雪堂帖》所收唐徐浩（字季海）书钟离令朱巨川告身，其古拙神似吾师书。董其昌题曰：‘唐人于欧、褚、钟、薛辈皆有遗议，独于季海无间言。此本其得意书。’故知襟怀高远者，作书不必专专临摹，自然茂美，而与古人神合也。”（《上散原师书》）“古拙”一词，极为贴合。民国元年（1912）陈三立六十，到了二、三十年代，我们看他给别人题的书名、录的近诗、写的题词，已经可用“妍”来形容，但那股拙劲儿还在，所谓“古拙”“茂美”，实乃不二之词。

老年的陈三立对自己写字的态度也十分有趣。闵孝吉听熊少秋讲过，陈三立居庐山时，某日座中客满，皆是晚辈，陈三立便让众人将他“平生所业”“各为等第”，而且“毋得面谀”。大家纷纷发言，却无人能得散原老人之首肯，这时有一“善对”客人起立云：“翁书法上，文次之，诗又次之。”“翁笑称善”，呼次子隆恪出好酒招待客人，饭后又“即席挥毫”，为每人作书一幅。（闵孝吉《苣斋随笔》）其质朴可爱，何减于赤子？殆老顽童之谓也！

闵孝吉以为陈三立书法“以朴厚胜，其使转颇近包安吴”（《苣斋随笔》），俞大纲则认为“法山谷，略参以北碑”（《散原先生手书诗稿序》），而从我这样一个书法门外汉来看，我觉得，陈三立的书法不是书家书法，而是文人笔墨。池涸笔秃，进于精粹，他不是这种。他是在阅历、读书滋养中，随时光流逝尽性书写的那种，他笔下的字，带着一种打动人心的质朴和力量。

我在研究陈三立人生经历、诗文写作的十馀年中，常常于纸上、网上遭逢其书迹，于是便也随手掇拾其图片，回头一看，竟积至四百馀幅。前贤风采，不忍汩没，曾略加检选，并试述原委，成一小册，于2014年岁初，得同学王志金之助，印成数册，题曰《散原遗墨》，以贡师友清赏。今蒙凤凰出版社不弃，愿意刊行这本小书，便将原书增补新得，汰除模糊，调整顺序，厘定文字，希望它能以一种没有辱没散原先生的面目与大家相见。

相较于以前编过的三两种小书，我对本书有更高的兴致。自以为这是一本好玩的书，陈三立那些生动的笔墨，不但见证他的“我”，而且记录周围的“人”。我在释读文字里试图说明的，正是笔墨背后“人”“我”之间的生动面向。感谢那些向我提供陈三立手迹的师友，惭愧的是，由于“年深日久”，不少名字都已经忘掉了。当然，也要请那些未及或未便申请便贸然使用了贵藏的机构和个人原谅，但想想这是让散原先生的墨迹焕然于天地之间，也或许能宽而宥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