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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嘉励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26787
出版时间2020-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8535142
上书时间2024-12-20
自序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自1995年供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至今不曾跳槽,更无缘改行。
文物考古工作是“属地管理”的性质,我的田野考古实践只局限于浙江境内。
以文字出现为界,人类社会大略可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与此相应,考古亦分作史前、历史时期考古两大部分:前者探索文字诞生以前的人类社会,据说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99%以上;历史时期考古,可粗分为夏商周、汉唐、宋元明考古等,年代越早,史料越少,三皇五帝时代无书可读,夏商周的历史主要就靠考古来建设,过去考古界的行话“古不考三代以下”,是说年代越晚近,史料越丰富,考古工作于历史重建的重要性,恰与史料的丰富程度成反比。很不幸,我从事的宋元明考古,如你所知,该时段与中古、三代的不同,正是文献记载的高度发达,只顾挖土,而不读书,是行不通的。
按工作性质的差异,田野考古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主动性考古发掘,即为解决特定学术目标而主动开展的工作,比如1999年我参加的寺龙口越窑遗址发掘,初衷就为了建立唐宋越窑青瓷的分期和编年;二是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高速公路通往哪里,铁路建至何方,开发区的大工程,均可能涉及地下埋藏的古遗址、古墓葬,于是到处救火,赶在公路通车、项目竣工以前将文物抢救出来。我的考古经历,十之八九,属于后者。
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工期紧迫,流动性大,从消极方面来说,主动权并不操之在我,难以有较为重大、系统的考古发现;往积极面说,这些年我去过许多地方,游历颇广,心得亦多。2000年以前,浙江基本建设的规模尚小,每年至多参加一二个考古项目,每个考古队甚至配备有三五个正式的业务干部。自从进入新世纪,社会大发展,我每年都有好几个项目,忙碌的时候,一年甚至负责过七个考古项目。项目多,人手少,考古队通常由我独挑大梁,带领一二技工,也就是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实际工作的农民或临时工,四处出击,八方救火——在丽水、温州、金华、衢州、湖州、嘉兴的乡下野外,少则待数月,多则半年以上,租住老乡民房,像极了庄稼汉,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与农民工同进共出,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和遥远渺茫的古代之间的缝隙中,战斗于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前线,俯仰天地,穿越古今,叩问工作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线的考古领队,面对的事务,考虑的问题,绝非书斋里的读书人所能想象。从考古项目的申报、青苗损失的补偿、民工工资的谈判、与老乡的相处、与工程建设方的工期协商、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考古发掘记录的业务本身到后期的文物保护,每个环节,事必躬亲,至少都要妥善处理。这些过程很磨人,应付裕如的考古领队,想必可以胜任乡镇干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岗位。
当然,我志不在当乡镇干部,考古人的底子是读书人,高尚其名,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集中阅读当地的方志、文物志和古籍,若以每年去两三个地方计算,二十年下来,即使读书再囫囵,积累也必可观——所以,我常常自诩,考古工作者可能是当下与土地贴得近、有“人民性”的人文学者群体之一。然而,放眼海内,当今的人文学者,就数考古学者的文字枯燥乏味,这是我至今不能明白的事。
传统的考古工作者,大概只写三种文章:一是考古报告,客观报道古遗址、墓葬的发现,甚至可以不需要个人观点;二是学术论文,对古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体问题,有理有据地发表个人观点;如果还有余力,把考古发现和学术观点,以通俗的语言介绍给更多人,这就是第三类的科普文章。
然而,我在田野中的见闻,在阅读时的感想,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对世味的体悟,却不能装进前面提到的三种文体中。所以,这些“额外”的生活就逐渐形成了第四种文体。十多年前,我在杭州本地的报纸上开专栏,后来又在《瞭望东方周刊》上接着开。我非专业作家,亦非书斋里博览群书的学者,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寻找写作的扬长避短之道,自忖无法在文采、学术上胜于人,只好努力从田野考古的手生活中取材。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指引我在田野中发现问题;行路,确保我写出别人笔下所没有的文字。
考古人强调田野中的直接经验,自是职业本色。我只在浙江从事宋元考古工作,具体的实践必受局限。不必说作论文,便是写杂文,我也从来不敢写到浙江以外的地方,不敢涉及唐代以前的事物。田野考古工作者的身份,似乎限定了我的思维,我的实践扎根于土地,写作也必须扎根于此。该身份有其坏处,偏安一隅,束缚视野,但也有其好处,田野实践确保我思想的新鲜度和题材的性。我的文字是“”的,因为主持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调查、在浙南山区组织文物普查、整理《南宋徐谓礼文书》的生活是的。学者的文字,多数是从话语中产生话语,从文本中产生文本,鸡生蛋,蛋生鸡,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我扎根于田野,努力从常人的经验出发,思考古人的知识问题,从田野而非书本出发生产新知识和新趣味。这才是考古工作者应该坚守并追求的美德。
说起来,考古的工作对象,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古人生活、生产中的一切,然而高度概括起来,则不出四大类:古墓葬;古遗址,就历史时期而言,主要是城市考古;手工业遗存,在浙江,主要指越窑、龙泉窑等瓷窑址考古;另有至今尚存于地面上的摩崖碑刻和历史建筑,以明清以降的乡土建筑为主。
本书收录的文章,多为围绕以上四类对象的写作,共分四编。编“寻墓”,是古代墓葬题材的写作,关于浙江宋墓的调查与研究,是我较有心得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太忌讳,古墓葬是个极有思想张力的意象,连接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过去、现在与未来,程式化的墓葬背后,更有庞大的观念世界,无尽的生死悲欢,真正一部大书;第二编“语石”,是围绕古代摩崖碑刻的写作,搜罗浙江出土宋元墓志是我的业务工作之一,整理古人遗物,要求客观公正,然而人非草木,读得多了,不免有些额外的感慨,不吐不快,貌似有点稀薄的学术性,内里则是文艺性的;第三编“读城”,是围绕城市考古的写作,2015年以后,我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宋代墓葬转向唐宋城市考古,工作中的想法,一时无法写成考古报告或论文,便先写成杂文的格式;第四编“格物”,是考古行旅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多以古物为由头,个别篇章出以“科普”的面貌,实仍为人称的抒情遣怀。
以上分类只是聊备一格,个别篇目容或界限暧昧,难以截然归类。然而,这组文字终归有其共性,即以说古代物事为主,且多取材于本人的直接生活经验,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百味杂陈的文字。杂文虽小,也要尽量呈现个人完整的喜怒哀乐,是我一贯的追求。
这组文字,有的写于十年前,有的成文于前不久。十年来,个人的趣味和思想多有改变,但我始终想做成一件事,即证明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物承载着历史文化,是我们生活的家乡或城市的灵魂,凝结着无数代人的创造和情感。假如这组散漫的文字存在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考古与我们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关,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自身的生活环境。这也许可算我至今未敢全忘的初心吧。
书稿完成后,依照惯例,本该向名家求序,以高身价,遂请《读库》编辑张立宪(老六)老师赐序。老六说,“不要找人写序,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做一本只属于自己的干干净净的书。书中好都是自己的文字,他人的意见,只能在书本之外呈现”。
我从善如流,故自序如上。
郑嘉励
庚子孟春于老家
本书在我社2016年出版的图书《考古的另一面》之基础上修订而来,新书删去其中与考古工作关系相对疏离的文字,增加了大量主题性和专业性较强的文章。修订后全书共分四编,分别为:寻墓、语石、读城、格物。寻墓、语石两编,在原书石语、冢书两辑内容的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读城一编,是全新的内容,主要围绕浙江城市考古展开;格物一编,则在原书“观物”一辑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依然主要是考古行旅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本书在我社2016年出版的图书《考古的另一面》之基础上修订而来,新书删去其中与考古工作关系相对疏离的文字,增加了大量主题性和专业性较强的文章。修订后全书共分四编,分别为:寻墓、语石、读城、格物。寻墓、语石两编,在原书石语、冢书两辑内容的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读城一编,是全新的内容,主要围绕浙江城市考古展开;格物一编,则在原书“观物”一辑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依然主要是考古行旅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郑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文物博物馆学兼职教授,从事田野考古、文物保护的工作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浙江宋墓》《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等,业余从事杂文写作,结集有《考古的另一面》《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等,既为个人的抒情遣怀,也为文物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情感、趣味与思想之连接。
001自序
编:寻墓
003上班就是上坟
036道在瓦甓
044风水术的起源
050龙湾好风水
064国宝·重光
第二编:语石
097墓志八题
127界碑
131禁示碑
135去思碑
139戒石铭
142客星山与三老碑
147摩崖题名
151沈括题名
第三编:读城
157浙江城市考古漫谈
165金华四记
183南宋御街
188嘉兴子城
193嘉兴瓶山
197城墙
202丽水大猷街
第四编:格物
211吾乡印象
241写在瓷窑址考古边上
264乡土文物漫谈
299骑马
303车轮
307胡子史略
310鉴宝记
316考古人的独白(代后记)
323鸣谢
本书在我社2016年出版的图书《考古的另一面》之基础上修订而来,新书删去其中与考古工作关系相对疏离的文字,增加了大量主题性和专业性较强的文章。修订后全书共分四编,分别为:寻墓、语石、读城、格物。寻墓、语石两编,在原书石语、冢书两辑内容的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读城一编,是全新的内容,主要围绕浙江城市考古展开;格物一编,则在原书“观物”一辑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依然主要是考古行旅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郑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文物博物馆学兼职教授,从事田野考古、文物保护的工作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浙江宋墓》《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等,业余从事杂文写作,结集有《考古的另一面》《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等,既为个人的抒情遣怀,也为文物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情感、趣味与思想之连接。
国宝•重光(节选)
第二单元,叫“官场实录”,主要介绍徐谓礼文书的内容,根据文书解读南宋的官僚制度、官员任命、官员管理、政务运作的各种细节。这是展厅的核心。
广义的“文书”,指公文、契约、个人信札等公私文字图籍;狭义所指,为政务公文、法律条令、官员委任等文书,主要是往来于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公务文书。
徐谓礼文书共有十七卷,四万多字,主要由告身、敕黄、印纸三部分组成,其中,“告身”是官员主要的身份凭证。在具体介绍文书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两组基础概念:阶官和差遣;选人和京官。
宋代官制,一个官员的职官,由阶官和差遣两部分组成:阶官,也就是寄禄官,代表官员俸禄和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行政级别,比如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差遣,是官员的实际职务,比如副局长、局长、副县长、县长。举例来说,“通直郎、知建康府溧阳县徐谓礼”——“通直郎”是阶官,正八品;“知溧阳县”是实际差遣,即溧阳县的长官,知县。
告身,主要就是阶官的“任命状”,即朝廷授予官员寄禄官的身份证书(南宋任命中央机构、路级转运使、地方节度使州等重要官员的差遣,也用“告身”,而不用“敕黄”)。
《徐谓礼告身》就是各种委任状的汇抄,把他从十九岁进入官场以来的历次“转官”凭证,依原格式,抄录一遍,按年代先后编排起来。
选人和京官,也有必要说明。宋代文臣阶官,分“选人”和“京官”两种。选人,自“将仕郎”以上至“承直郎”共有七阶;京朝官,自“承务郎”以上至“宣德郎”为京官,自“通直郎”以上至“开府仪同三司”为朝官,合称京朝官。自选人升至京官,称为“改官”,只有京官才有任职中高级官员的机会,“选人”只能浮沉于官场的基层。
改官,需要达到任官年限,更需要多位中高级官员的推荐。一般来说,从选人改为京朝官,需要十年左右,大思想家叶适《水心别集》中曾说:“京官者,朝廷之所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举主五六人而后得之。”如果缺少人脉,即便进士出身,也有可能终身无法改官,一生“老于选海”。从选人到京官,这一步非常艰难,打个比方,选人相当于“正处级”以下,京官相当于“副厅级”以上,厅级干部以上才算高级干部。但这很难,绝大多数的干部一辈子都到不了,对吧?
徐谓礼的生父徐邦宪,生前官至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显谟阁待制,卒赠中大夫,为从四品的官阶。按照制度,可以荫补子弟为京官。叶适认为“京官”为国之名器,反对轻授于人,而今居然只要“使其为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作为名门之后的“官二代”,徐谓礼于嘉定十四年(1221)、十九岁时荫补为“承务郎”,即京官之一阶,这是寒门子弟所不能梦见的。
此后三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徐谓礼从第三十阶“承务郎”,升迁至第十八阶的“朝散大夫”。我们真为他而高兴,年纪轻轻,就以京官起步,起点很高;同时,我们也为徐谓礼文书而遗憾,他的告身直接从京官开始,而宋代选人的系统文书,至今未见。
1.告身
宋代的告身,有实物传世,后头要讲的《司马伋告身》就是原件;当然,也有抄件、副本。颜真卿把自己的一个任官抄一遍,叫《自书告身》,这是书法爱好者共知的。告身,象征身份,子孙世代永宝,证明自己是官户人家,享有相应的权利。徐谓礼文书的原件,应该收藏在家族里,当然中央吏部的架阁库(档案库),可能也有一份存档。随葬的文书,叫作“录白”,古代没有复印机,只能把文书按原样抄录一编,做成副本。副本由官府指定的书铺抄录,经官方核对、加印,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当然,徐谓礼用来随葬的副本,只为了在阴间证明身份,不必加印盖戳。
徐谓礼文书,到底由谁抄录?说不清楚。杭州师范大学的方爱龙老师,将文书与由徐谓礼撰书的其妻林氏墓志,进行笔迹比对,认为文书出于徐谓礼本人之手。但是,不能据为定论。古人有避讳的规定和习俗,比如帝王的名讳,必须回避,宋代铜镜改称“照子”,据说是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嫌讳”,同音字都要回避,本字“敬”就更不用说了。然而,这种常用汉字,躲无可躲,只好采用
“缺末笔”的方式回避,就是不写“敬”字的后一个笔画;徐谓礼生父徐邦宪,字文子,文书中果然有几处对“文”字进行缺末笔的处理,只写点、横、撇三笔,而省去后一捺。这是徐家的“私讳”,孝子遇到父亲的名字,理应避讳,不会直接书写,如果父亲名叫“徐明”,朝廷让他到明州当官,那他就有正当理由拒绝赴任。所以,南宋皇帝的名字,故意选用一些冷僻字,赵顼、赵昚什么的,正常人根本用不到的字眼,这大概也算“仁政”吧,比较人性化,不至于太扰民。但在徐谓礼文书中,避讳并不严格,同样的“文”字,偶尔避讳,更多的并不回避。若为徐谓礼本人书写,应该不会如此漫不经心。
这是题外话。总之,文书的书写者是谁,至今是个谜。
接下来,我们根据南宋《司马伋告身》原件,来详细解读告身的基本格式和官员任命、审批的流程。
司马伋,北宋大儒、《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的孙子,南渡后,家住在绍兴。在展板中,描红的部分,叫“制词”,这是告身的主体部分,是由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撰写的“四六”文体,即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内容是乾道二年(1166)朝廷任命司马伋为“淮西总领”差遣的理由,说这是个怎样重要的岗位,司马伋如何德才兼备,又是司马光的名门之后,必定胜任这份工作,诸如此类。现在的文学史上老说,四六骈文,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其实这种文体,音节铿锵,念起来特别有仪式感,有腔调。写这种文章的词臣、翰林学士,都是文章高手。自从欧阳修等人高举“新古文运动”的旗帜,士大夫的日常写作,基本上回到了司马迁《史记》的传统,但六朝以来的骈文,依然保留在官文书的制词里。
制词的结尾处,有“奉敕如右”字样:“敕”是上行文书,唐宋时期的三省六部制,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尚书省下的吏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刑部。中书省,负责起草官员任命的文书,门下省负责审核、封驳,后报给皇帝批准,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即为“奉敕如右”。古人从右至左,竖向书写;今天的横排文字,自上而下书写,“如右”就是今日的“如上”“如前”。
“奉敕如右”的下面,又有“牒到奉行”四字。“牒”是下行文书,就是把经过上级批准的任命文书,传递给下级。各部门走完签署的程序,交给尚书省执行。
中书省负责起草,门下省负责审核,经皇帝批准后,由尚书省负责执行,彼此联系,互相牵制,这就是官员任命的基本程序。尽管南宋后期,中书省和门下省合二为一,但在文书格式上,依然保持着各自独立的形式。在徐谓礼生活的时代,宋宁宗、宋理宗皇帝相对弱势,屡屡出现为韩侂胄、史弥远等权臣操纵的情形,经常绕过三省的正常程序,利用皇帝直接以“内批”“内降”的名义,相当以“领导批示”的形式任免官员,甚至屡屡涉及特别重大的人事。但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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