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观念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相信观念是有力量的，语言并非“只有词语”。观念，至少某些观念，是“发自心灵的物质”，而非只是头脑的产物。

以赛亚·伯林有一本传记，但这本传记并非是他的个人履历。事实上，他的传记是典型的20世纪传记。而这部传记需要被重新评价。

要叙述伯林的一生，标准方式是这样的——这种方式是伯林本人曾推广过的：从前，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他曾是一位哲学家，一位分析哲学家，在他看来过往的哲学总是提出古怪的问题，例如“时间是什么？”或者“时间可以停止吗？”在解决或者说消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概念上的分析，以此直抵问题中关键词的意义，例如“时间”一词的意义。词语和词语的意义可以指引着我们理解这些古怪问题。事实上，分析哲学中的一支正是建立于伯林在全灵学院的课堂里，其泰斗人物是约翰·奥斯汀。

此后，故事继续。伯林不再热衷于将他的人生用在概念分析这种事上，转向更符合他的脾性和兴趣的东西，也就是观念史。当时，观念史还未被视为一门自主学科领域，而伯林为确立它的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本文集中的前两篇文章《我的学术之路》和《哲学的目的》向我们展现了伯林笔下的观念发展历程以及他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

有时，伯林离开分析哲学领域这件事看起来不单是一个受个人喜好引导而做出的个人选择，同时也反映了伯林总体上对分析哲学本身的反对立场。我记得我曾和他讨论过一个问题：分析哲学是不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工作，它永远都在磨刀，但却没有东西可以切？还是说这门学科就像亚伯拉罕·林肯所说——如果你要去砍树，好先花六个小时的时间把斧子磨利，再只要花两个小时去砍树就可以了？他说，你看，你用明喻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这不已经说明了你并没有在思考哲学吗？我反驳说，不是的，维特根斯坦棒的地方就是他的明喻手法，连他自己都是个这么承认的。这一点在伯林身上也一样。后面我会讲一个伯林使用的明喻。

就算如此，要讲述身为分析哲学家的青年以赛亚和身为观念史学家的老年以赛亚，也有一个优势：直接明了。它为热情的年轻学者免去了一些压力，不必强行在以赛亚·伯林身上寻找本不存在的连续性。

但是，我认为以这种方式讲述伯林，如果不是对他的一种误解，也有一些东西被忽视了。伯林的关注点确实发生过变化，但这一变化并非是从哲学到历史。伯林的转向，是从一种哲学家转向另一种哲学家：从关心意义的哲学家转向关心情感的哲学家。

在这本文集中，伯林思考了他所说的“哲学的目的”。在那篇文章中，他没有直接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去描述分析哲学，而是借助哲学尝试解决的问题来思考它，有些问题听上去颇为幼稚：“当我看到重影时，那究竟是两个什么？”但是很快我们发现，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像回答事实性的问题一样，比如：“我的上衣在哪儿？”前者带有批判性，涉及对我们使用的关键术语（概念）的意义的叙述（“分析”），如“时间”、“思维”、“知识”。

但是，在他举出的哲学问题中，他也提到了“所有的人真的都是兄弟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弄清楚“兄弟”的意义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情感。

术语出现于表达之中，表达有事实性，而术语的意义和它对这种事实性的系统贡献有关。研究情感意味着尽可能地不讨论意义，而将关注点转至系统关系和情绪联想以及伴随术语的相关文化和历史内涵上。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的“诚实性”和“真实性”，以及伯纳德·威廉斯所说的古希腊语境下的“耻辱”和“必要性”，都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哲学应该关照的显著例子。研究情感哲学，一定要研究历史和历史变化，不过这并不会让它成为观念史。

意义的哲学基于一种普通的语言。如果我们用英语举例，那么它就基于某个特定时间的英语。分析英语术语意义的哲学家不需要用到这门语言的历史，就像面对着某个棋局的象棋选手不需要知道这个棋局是怎么一步步下出来的一样。但是对于情感的哲学而言，一门语言的历史（历时）维度就十分重要了。可以说，人们大致上公认，内涵和联想存在着一种交流法则。内涵不会消亡，只会渐渐淡化到背景之中。

以赛亚·伯林将他的关注点从意义转向了情感，但即便是他成为“观念史学家”之后，意义也并未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伯林不是还不辞烦劳地提出和捍卫了他有关“自由”的两种意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著名区别吗？

在种意义下，亦即消极意义下，自由指没有阻碍我们行为的人为障碍。在第二种意义下，亦即积极意义下，如果我们掌控着自己的目标，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能够在达成目标时实现自身之中的至善，我们便是自由的。伯林相信，对于许多目标的追求都能使我们实现自身之中的至善，我们可以在这些目标中做出选择。但是，我们无法通过追求选择的目标来选择实现自身之中的哪种善：实现的善是追求目标的一个本质的附带产物。

有人曾批评伯林，认为他给“自由”赋予太多的意义：他坚持认为有两种自由概念，而批评他的人则认为只有一种自由概念，但自由的用途有多种；这种自由概念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综合。自由就像三位一体一样，是一种概念三种元素。A之自由基于没有人为的障碍B阻止A从事或者变成C；也就是说，他免于束缚，因此可以不受约束地实现他的目标。

这一批评并没有阻止伯林坚持认为就是有两种自由概念。有一天，我和他一起走在他位于黑丁顿的房子门前的路上，他通常走这条路去牛津全灵学院。那天是个星期天，我们俩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边走边聊，聊到自由的三位一体问题。突然，我们的路被一道篱笆挡住了，以前这里并没有这道篱笆。伯林马上反应说：这就是挡住我的自由的障碍。这道篱笆并没有阻止我实现我的目标。我并不想去全灵学院，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只是想这么走下去，不要被挡住。他提出的这个观点非常犀利，让人无法反驳：这道篱笆是对我们的自由的一种直接限制；要证明这道篱笆阻碍了我们的自由，我们并不需要它阻拦我们前往全灵学院这样具体的目标。

伯林在《我的学术之路》中举了一个逃离监狱的例子作为解释自由的范例。我们想要的一切就是到监狱外面去，而不必有一个具体的目标（积极自由）。我认为伯林坚持反对自由具有三位一体式的意义这一立场是正确的，而且关系重大。

如果伯林对自由的论述仅仅止步于区分自由的两种意义，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那么他只能算是不辜负对自由的信仰，却并没有成就任何了不起的东西。然而，他确实成就了了不起的东西，不是因为他澄清了自由的概念，而是因为他揭示了涉及自由观念的情感。这牵涉自由易于为奸者窃取的本质——从高尚者手中被卑劣者窃取，从善良者手中被残忍者窃取。积极自由作为摆脱内在心理约束的自由，意味着要将精神分割为“理性与高尚的”和“非理性与卑劣的”，这样一来，自由就意味着让更好的自我居于主宰地位。然而，一旦我们分割自我，其他人就可能以我们那更好的自我为名，指责我们屈服于我们的卑劣自我，而他们是来解放我们的。许多残暴的统治者就曾利用过“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借用斯大林的说法）的角色做这种事。

伯林的论述之所以弥足珍贵，正是因为他向人们揭示了这种伴随着积极自由的情感。对于伯林来说，用于解释自由情感的戏剧演员的比喻，以及逃离监狱的范例，可能不仅需要语言层面的阐述，更需要一整套相关的情感联想，包括像《菲岱里奥》中囚徒合唱团唱的“赞美这一天！”，逃脱监狱的原始情感就是一种对自由的表达；它基本上就是自由的情感；而在这方面贝多芬是好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