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虽是就目录之学而言,却也适用于一切理论与学术。大凡将一种理论与学术的源流考辨清楚,则既可见出其渊源所自,亦可凸显其创新之处,从根本上阐明这一种理论与学术。 1869年,尼采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额外副教授,次年转为正教授。古典语文学为尼采思想的发生地。在他眼里,古典语文学是正确阅读和诠释的艺术,参见 [德]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魏育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实质就是进行哲学创造和批判的艺术,同时也是哲学创造和批判的对象。James I. Porter道:
古典语文学……使尼采对传统观念、成见和臆断特具的历史偶然性有了更深邃的判断力,对这些传统观念、成见和臆断赖以生长繁盛的文化语境有了更深切的鉴别力。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可以用古典语文学来揭示、展现当代文化中某些非历史的、自然化的臆断和假定。从这视角来看,古典语文学是对文化谬见的理解方式,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对文化神话制作模式的理解方式。(J. I. Porter, Nietzsche and the Philology of the Fu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
这里,古典语文学成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形态。罗兰·巴特延续了尼采这种批判精神与方式。在罗兰·巴特那里,修辞术是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然化假象的利器,同时,修辞术原本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现其自然化假象的有效途径。他与尼采一样,也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于1970年12月在《传播》杂志第16期发表了长文《古修辞学大要》(L’ancienne rhétorique: Aide-mémoire)。 尼采在1872-1873年的冬季半学年讲授修辞学课程。彼时只有两名学生参加,一来自德文系,一来自法律系。尼采的健康状况此时已经不佳,开课未几,学生便需至其寓所听讲。如此,每周三晚,课程在尼采雅致的家中进行。灯下,尼采手执柔软的红色皮面笔记本,作着口授。学生倾耳而听,记下精言。其间,尼采不时中辍,或是凝神而思,或是予学生时间笔录。座中尼采出啤酒相待,佐以椒盐卷脆饼,他自己也会倾饮一杯。 布鲁门贝格曾道:“修辞学是尼采哲学的精魂。”同样,也可说修辞学是罗兰·巴特思想的根本所在,尤其是对含蓄意指的探究,将含蓄意指的能指(修辞术)的展开过程与含蓄意指的所指(意识形态)的实现过程并观,使两者的一体性凸显,如此,把握修辞术就成为制造或揭示意识形态的关键。 这次修订,得到了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李鹃博士的校正。李博士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精心校订,指出不少错误。我内心非常感谢!尔后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慢慢重译、写定,期间还参考了Angèle Kremer-Marietti 的Nietzsche et la rhétorique。
(叔本华)在此从罗马人角度强调了(雄辩术)具独特个性的驾驭一切的优势地位;而在康德那里,从希腊人身上凸现了(雄辩术为)知性事务中的自由活动。 总的说来,现代人对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不精确,而就其正确定义的较量,持续了整个古代时期,在哲学家和演说家之间尤为剧烈。所有这些都由施本格勒(《莱茵博物馆语文学专刊》[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第18卷,第481页)编年纂辑,其后由李遐德·傅迩轲缦纂辑(《修辞学》,柏林,1872年)。那些避免给出严格定义的人,至少亦寻求着界定演说家的任务(telos,officium)。这就是说服(peithein, dicendo peresuadere):要把这具体地用定义(horismos)说出来是难的,因为效力不是事物的本质,况且说服之效甚至在好的演说家身上也不会总是发生。西西里的科拉克斯(Corax)和梯希亚斯(Tisias)说,修辞术是个以说服为业的艺匠(rhētorikē esti peithous dēmiourgos);在多利斯方言中,艺匠(dēmiourgos)这词的意义要比爱奥尼亚方言中的“制作者”、“设计者”高出一个档次:多利斯城邦有权势的人就被这样称呼(那儿只有“匠人”)。高尔吉亚(Gorgias)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也是这样,后者以更为平实的语辞把修辞学解释为关于说服的知识(peithous epistēmē)。 柏拉图对修辞学有着强烈的厌恶感:他称其为技术,某种具有外在魅惑力的诀窍,措辞或声调中含具的快感(empeiria charitos tinos kai hēdonēs apergasias),并将它贬入迎合(kolakeia)之地,与烹调术(opsopoiikē)、装饰术(kommōtikē)、诡辩术相比肩(《高尔吉亚》,第463页)。与此相对,尚有一丝儿别样的修辞学观点的痕迹,参见希尔策(Rudolph Hirzel)《论柏拉图的修辞术及其意义》(Über das Rhetorische und seine Bedeutung bei Plato),莱比锡,1871年。在《斐德若》(239e及以下),宣称演说家应在论辩术的协助下获取对一切事物的清晰观念,以此他总是处于适切地表现事物的境地。他应让自身握有真实之物,以便同样掌控可能之物,由此,他便能够诱捕住听众。因而也就需要演说家通晓如何煽起听众激情的手段,如何以此手段驾驭他们。后,他必须具有人类灵魂的正确知识,并了解能摇撼人类心灵的所有话语形态。故真正的演说艺术的形成,即以受极深广的教育为先决条件。尽管如此,演说家的任务是借可能之物的协助说服听众,这一假定并没有因受教育的先决条件而有所移易。当然,苏格拉底宣称(273e),无论是谁,一旦达臻知识的绝巅,不会再满足于卑下的任务:较高的目标便是“与他人交流已获取的知识”。明晓这点的人,他既可娴于修辞(rhētorikos),也可擅于传授修辞技艺(didaktikos)。后一个目标只是更高一些而已,确实不应不考虑每一个修辞手段的使用,只不过这不能是生命中重要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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