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时间

日本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于一九五四年底创作完成的《时间》，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写发表的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的叙事，以南京屠城的蒙难者陈英谛的人称日记体展开。在一九三八年“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日记的开篇处，“我”发现日军情报官桐野对七年前的柳条湖铁路爆炸事件实为日军自导自演的事实竟一无所知，于是错愕不已，由此发出了这样的受难者视角的感慨：

除日本人之外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他却不知道。如此看来，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们连“真实”都无法守护，也无法将它告诉给历史学家。

上世纪末以来中日政府及民间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上日趋拉大的差距，确凿印证了这段感言的预见性。同时，在这段历史面临记忆危机的严峻现实的反衬之下，如此坚定地守护历史真实的受难者的声音，实则出自一个日本作家六十多年前的文学书写，其远见和勇气就愈加显得可敬可贵。

作为一名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在人生经历与创作题材方面，都与中国有过深度的接触和交集。二战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堀田善卫曾赴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资料室任职，并在上海经历了日本战败。同年底，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从事文化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回国。抵沪两个月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同武田泰淳（日后同样成为战后派代表作家）曾一起游览南京。这次南京之行，成为日后创作《时间》的决定性契机。

回国后，堀田善卫连续发表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的上海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并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叙事背景的《广场的孤独》等作品，于一九五二年初获芥川文学奖。这一

年《旧金山和约》生效，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日本正式恢复了国家主权。

长篇小说《时间》的写作，起笔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全篇在约一年的时间里写作完成。构成全篇的六个章节，曾以“时间”“诗篇”“山川草木”“受难乐章”“存在与行为”“回归”为标题，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一月间，分别刊载于《世界》《文学界》《改造》等三种不同的综合期刊。一九五五年四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时间》，这一年正值日本战败的十周年。

前后一年零九个月的在华经历，使堀田善卫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写作特质。他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借助来自于外部的他者化视角，反观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加害，自省日本的战争责任。《时间》就是这种创作意识非常突出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写作之际，虽然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都曾对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但那场劫难的被害者的声音却被压抑和屏蔽于公共传媒与公众话语的背后，更没有传达到海外。堀田善卫很早就意识到该事件作为侵略战争中为血腥和残暴的一幕，必将成为战后重建中日关系的一个焦点与核心性的问题。因此，他

在公开出版的相关资料极为有限、历史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多方搜集和查阅了各类文献，构思了这部告发日本战争罪恶、传达大屠杀受难者声音的文学作品。尤为重要的是，堀田善卫参照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中检方举证南京大屠杀的手资料，因此，小说中的很多场景都是依据其中的举证事实写作的。主人公蒙难经历的部分细节，就依据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法庭证词。堀田善卫还特意让东京审判上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原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贝德士）、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以及他们的证词中多次提到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等第三方的见证者，以各自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还原出了历史现场特有的真实感。

为了对那场惨绝人寰的事件展开可信的叙述，小说选取了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作者设定了从年龄（三十七岁）到人生阅历、知识程度都和自己大体相仿的陈英谛作为叙述者，他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小说通篇由他在屠城前后跨度约十个月间的日记构成。

身为侵略战争发动方的日本作家，却选择了被害方的中国人视点，叙述蒙难者的心灵创伤，见证加害者的暴虐无道，这是小说《时间》作为一部日本战争文学作品的为独特之处。这种视角的对调，若非有正视历史的良知和自我批判的勇气，以及对于他者的想象力，便难以为之。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努力克服自我局限，超越个人的身份与视野，穿越时空去换位思考。

小说主人公陈英谛，是在民国海军部任职的一名文职官员，在司法部任职的哥哥携家眷随政府部门迁往汉口，陈英谛和临盆待产的妻子莫愁及五岁的儿子英武一起，留在了已被日军包围的南京，并接受了为政府部门收集情报的任务。陈英谛一家和南京陷落前从苏州逃难而来的表妹杨妙音，共同亲历亲见了日军入城后的百般屈辱与危难。在辗转进入金陵大学难民区避难后，陈英谛被日军认作军人，强行拉到西大门外集体处决，全家人就此离散。怀有身孕的莫愁与腹中胎儿，以及沦为街头乞儿的英武，都惨死于日军的暴虐，陈英谛在集体屠杀中侥幸逃生，在逃亡路上被日军征用为挑夫。数月后，陈英谛终于逃回城内，发现自家楼房被日军情报官桐野占用。陈英谛以充当桐野的伙夫为掩护，利用外出机会与地下情报员联络，夜间秘密发电向重庆传递情报。陈英谛的伯父却充任伪职，与日军勾结贩卖鸦片，坑害同胞。几个月后，在假扮磨刀人潜入城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找到了遭受日军轮奸后自杀未遂的杨妙音的下落。身患性病及海洛因中毒症状的杨妙音被接回陈家，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她渐渐恢复了生存意志，和磨刀人策划共同逃出南京。

在按照叙事时序梳理出来的这个概要性的情节链之上，构成作品血肉的，是身处劫难之下几度死里逃生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告白。他以不懈的思考深化人性认识，确立直面残酷现实的主体意识，在精神伤痛的自我救治中升华苦难体验。因此，关于敌我双方的观察审视，对自身境遇的体味自省，关于人类与战争、生命与死亡、人性与道德等哲学命题的深思等等，占据了大量篇幅，使作品具有了“思想小说”的倾向。在蒙难者和记录者之外，主人公的思考者的一面，同时也是作者本人的分身与自我投射，堀田善卫借主人公之口反复自问：“为何一定要将如此的惨状记录下来呢？明确地说，那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身的复生。”这里的“我自身的复生”对于主人公而言，意味着他在目睹了人性扭曲的暴虐与邪恶后，直面民族苦难，重新获得生存勇气的精神“复生”，同时，对于作者而言，则意味着对自己身为加害国国民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担当与自我救赎。

本部作品写作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自然是战后不久日本与国际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惟其如此，作品呈现出的观察与思考，与冷战初期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就其对历史的感知与领悟方式而言，注定与大屠杀蒙难者的实际感受会有所不同，也不可能同被害方的认知取向完全吻合。这部作品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视角。作家超越自身的身份与视角的局限，以趋近极限的文学想象力让自己身处历史现场。设身处地直面人类劫难，感同身受正视战争加害。以反思战争为前提的这种视角转换的努力，其意义不止于一次写作的挑战，也是对历史与战争深化思考的思想实践。因而，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时间》也是战争反思方面具有深度的作品之一。

在小说的整体叙述中，紫金山、长江、明孝陵神道的石人石兽、马群小学的旗杆等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景观与物象都曾反复出现，有效营造出历史浩劫之下特定时空的丰富的意蕴表达，寄意凝重而深远。陈英谛妻子的名字“莫愁”，也构成了金陵古都的换喻。而陈英谛在残垣断壁之间偶尔看到的一尊烟气蒸腾的黑鼎，更成为通篇文字中核心的意象。黑鼎上方，犹如“人的血液和脂膏化作蒸汽，烟气氤氲地向空中升腾”，“仿佛象征着这一瞬间的、世界上的南京”。这无疑属于典型的象征化的文学修辞。然而，陈英谛却曾明确表示，记下这部日记时他所留意的，就是决不使用文学的话语修辞去记述，因为庸俗化的文学修辞，有可能削弱叙事本事的真实质感。当陈英谛遇到了那尊黑鼎后，便决意用“鼎的话语”记述所见，因此，小说中的象征性话语实为主人公自我定义的“鼎的话语”。在他看来，“如果不以那尊鼎为支撑，接下来要讲述的后续的事情是根本无法开口，也无法下笔的”。进而，这尊鼎又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悟：

正如面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一样，我们是无法彻底了解此刻从南京的这尊鼎上升腾起的蒸汽的具体含义的。可是，只要有去了解的意志，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提问者，成为对话者的一方。

叙述者在无意间将单数的“我”转换成了复数的“我们”。细细品味，这段叙述更像是对于不分国界的后世之人应该如何面对那段历史的具有启悟意图的提示。鼎既意味着对历史性时间的永久性的铭刻与凝固，同时，也是后世之人以自我的良知与智识跨越时空对话历史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物。如今，坐落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国家公祭鼎，是二○一四年首次国家公祭仪式上揭幕的，其两耳三足的形制与小说里的鼎完全相同，恰如小说中的那尊注满罹难者的血泪而沸腾的黑鼎跨越了世纪，在劫后的废墟化成的祭坛上重现。国家公祭鼎上，也刻有“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的铭文。

不论在堀田善卫的创作中，还是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时间》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文本价值。发表后也曾得到过日本国内部分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但因日本文坛及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刻意沉默和集体失语，并未引发应有的热议和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曾指出，如果《时间》成为畅销书或被改编为电影，有可能对日本国民的战争认识产生影响，让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人的战争记忆的一部分。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在一般读者的文学阅读及文学史叙述中，《时间》都遭受到长久的漠视与遗忘。二〇一五年岩波书店将这部长篇小说收入“岩波现代文库”中再版，时隔数十年后，《时间》终于重新进入日本读者的阅读视野。

本译本得到堀田善卫之女堀田百合子女士和岩波书店的授权翻译出版。

小说《时间》选取*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作者设定了从年龄（三十七岁）到人生阅历、知识程度都与自己大体相仿的陈英谛为叙述者，讲述其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的故事。小说通篇由主人公在屠城前后跨度约十个月间的日记构成。作者堀田善卫在公开出版的相关资料极为有限、历史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多方搜集并查阅了各类文献，构思了这部告发日本战争罪恶、传达大屠杀受难者声音的文学作品。尤为重要的是，堀田善卫参照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中检方举证南京大屠杀的*手资料。主人公蒙难经历的部分细节，就依据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的法庭证词。作者还特意让在东京审判上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原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贝德士）、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以及他们的证词中多次提到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等第三方的见证者，以各自真实的姓名和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还原出了历史现场特有的真实感。

小说《时间》选取*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作者设定了从年龄（三十七岁）到人生阅历、知识程度都与自己大体相仿的陈英谛为叙述者，讲述其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的故事。小说通篇由主人公在屠城前后跨度约十个月间的日记构成。作者堀田善卫在公开出版的相关资料极为有限、历史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多方搜集并查阅了各类文献，构思了这部告发日本战争罪恶、传达大屠杀受难者声音的文学作品。尤为重要的是，堀田善卫参照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中检方举证南京大屠杀的*手资料。主人公蒙难经历的部分细节，就依据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的法庭证词。作者还特意让在东京审判上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原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贝德士）、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以及他们的证词中多次提到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等第三方的见证者，以各自真实的姓名和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还原出了历史现场特有的真实感。

十二月十日

日军已经完全包围了南京城。

汤山、雨花台正处于激战之中。

牛耳山也同样。

将军山一带的水泥碉堡群，也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之下，大半已被摧毁。

朱盘山一带，据说草木被鲜血染成殷红，尸体堆积成山。

日军将俘虏全部杀死。据说，是用军刀乱砍致死，因此满地僵尸都是遍体鳞伤。应该是屡次被砍所致，或者不只被一人所砍。

又云，日军杀到了麒麟门，中华门危急。

枪声炮声盖住了城内城外，任何地方都听不到人声。

我们五个人——挺着大肚子的莫愁、杨小姐、英武、佣人洪妈和我，都聚拢到一间屋子里，偶尔的交谈也都是寥寥数语。其间，即便是眼下，玻璃也在无时不刻地被震动着。我们的心，也完全一样。

下午三时许，炮声骤然停息，出现了一段真空般的时间，我走到院子，观望了十来分钟。杨小姐和英武也跟了出来。

我下意识地捡起了一片枫树的枯叶。

英武和杨小姐也学着我去捡。我心里正想，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是奇妙，英武突然对我说：

“爸爸！真漂亮啊！”

听了这话，我几乎惊愕了！心里扑通一下。这个五岁的孩子……。

我在心里，其实也正想着同样的事。杨小姐用她一双湿润的大眼睛告诉我，她也同样为此而吃惊。

我们的人生和生命，已经再无法用自己的手去控制和把握……。我们此刻度过的这段时间，异常接近于被宣告死亡之人所独有的时间……。

或者，也可以说，现在，我们是在透过“死”来凝望“生”。

我们在透过“死亡”的透明玻璃，观看着一切物事与风景。

——“爸爸！真漂亮啊！”

叶脉从整体到细部，清晰、完整。简直是完美的。

我们的“生”，仿佛也一览无余地看得见叶脉上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的确，一片平凡的枫叶，和这片承载着枫叶的纹丝不动的大地，从没有像眼前这样，显得如此这般的、难以置信的丰饶和美丽。

我又转过头去，眺望了一眼紫金山。这座危岩万仞的高山巍然屹立，焕发着人类视线所及的极限处的天地之涯的天堂抑或地狱般的极致之美。

如同一个即将踏上不归之旅的启程者，我一次又一次地抬眼眺望那座山峰。如果我是诗人，一定会题写一首“永诀之秋”的诗句。

不论是树叶，还是碎玻璃片，所有闪光之物都昭示着，时间是人所不及、枪炮与刺刀也无法触及的永恒，以光耀的形式而存在的。一枚红叶、碎玻璃片、紫金山，这些事物如今全部是同格和同质的。

枪炮声又从南、北、东三个方向震天动地地响起，我让英武和杨小姐回到房间，独自蹲在门廊下陷入了沉思。

我应该永远都不会忘记此刻看到的，永恒被凝结于一丝光耀之中的这一瞬间的风景。

爸爸！真漂亮啊！……

如果这句话并非是在眼下的危机时刻，而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也仍然被人相信吗？如果，那只被认为是映现于一双惊恐的眼膜上的一种幻觉，那么，我关于异常与日常并无差别的思考的前提和结论就将被推翻，只要它与人有关。

然而——

然而，然而。

我不吝承认这是一种美，可是，这种美，只有在人的心灵被某种东西吞没后才会出现。那种光耀所带来的，不是光亮所常有的温暖，而是冰一样刺骨的寒冷和切肤之痛。

年仅五岁的英武，先于任何人感知到了这种美，这让我想起了早亡的友人P。P在游学法国时，死于汽车事故。不知为何，他在中国文学和西欧古典文学中，独爱那些夭折的文士和诗人的作品。他喜爱中国的李长吉和法国的兰波、洛特雷阿蒙等颓废派诗人。“在幼儿的眼中，有着整个宇宙的全部历史。”这是P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认可这句多少带有伤感的话。因为，我除了付之一笑，就只能承认他是对的。如果P此刻能站在这里，他可能会说，在一块玻璃碎片的光耀里，能看到整个宇宙的兴衰。在与死相邻的时候，通过死亡而看到的风景里，他有可能会看到堪称“真理”的东西。

这种美和真理，是在日常生活已不能维持的状况下，当人被某种东西所吞噬之后，才得以成立的。而且，这种美和真理，理应也会吞噬沉迷其中的人。

只有陷入这种状态中，才能感知到的无情之美。古人说美是苦难所生，如果这种美只有在危难之际才能被感知，我毋宁说，我憎恨这种美。美的实态，并非轻而易举地窥见得到的。那也许根本不是什么美妙之事……。P对我讲过，在普法战争中，当普鲁士军队包围了巴黎之后，巴黎的文人被强烈的唯美思想所迷惑。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德国诗人普拉滕的诗句：

谁用眼睛观察美，

他就将自己交给了死神，

他再也不能在尘间尽人事。

我们不是“不能尽人事”，而是连在“人世间”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就好像在战争的大气层中，所有物体都被剥去了表层的覆盖，袒露出了赤裸的实体。竟有如此唯美之诗，让人意外。

我虽然喜爱这首诗，但并不认同这种美学观，因为从根本上，美包含着阻断了人生的东西，因而往往有某种绝望投射其中。自然与自然之美，不是被人所意志的美。因为，自然是非意志性的，换言之，自然也是令人绝望的。如果死意味着遵从自然法则，那么，只有遵从这种绝望的法则，才能看得到美……。

但是，我写这部手记，不是将其作为追寻美的产物而写，而是作为我的自由（？）意志的诗篇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