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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河清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19923
出版时间2014-05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8元
货号25103214
上书时间2024-12-19
上编 家庭教育的理论概述与历史发展
章 绪论
节 家庭概述
第二节 家庭教育概述
第三节 家庭教育学概述
第二章 我国家庭教育的历史发展
节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
第二节 我国近代家庭教育
第三章 家庭教育的功能
节 家庭教育的作用和意义
第二节 家庭教育功能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家庭教育功能的分类
中编 家庭教育与儿童发展
第四章 家庭教育的基本要素
节 家庭教育的主要施教者:父母
第二节 家庭教育中的主要受教者:儿童
第三节 家庭教育的中介:家庭环境
第五章 家庭教育的影响因素
节 夫妻关系
第二节 父母素质
第三节 亲子关系
第六章 家庭教育的实施:目的与内容
节 家庭教育的目的
第二节 家庭教育的内容
第七章 家庭教育的实施:原则与方法
节 家庭教育的原则
第二节 家庭教育的方法
第八章 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家庭教育
节 胎儿期的家庭教育
第二节 乳婴儿期的家庭教育
第三节 幼儿期的家庭教育
第四节 童年期的家庭教育
第五节 青少年期的家庭教育
下编 家庭教育与社会发展
第九章 社会转型期不同类型家庭的教育
节 核心家庭的家庭教育
第二节 祖辈家庭的家庭教育
第三节 离异家庭的家庭教育
第四节 重组家庭的家庭教育
第五节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
第十章 现代社会环境下家庭教育的问题
节 现代社会环境下的家长
第二节 现代社会环境下的儿童
第十一章 家庭-学校-社区合作
节 家庭学校-社区合作的概念与意义
第二节 家庭-学校-社区合作的理论依据
第三节 家庭-学校-社区合作的实践探索
第四节 家庭-学校-社区合作的现状及建议
第十二章 未来家庭教育展望
节 文化反哺与家庭教育
第二节 终身学习与家庭教育
第三节 信息技术与家庭教育
第四节 政策立法与家庭教育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类是伦理道德的教材,如宋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等。我国历来极其重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以往的《孝经》、《论语》中包含大量此类教育,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分专题对此进行编写。此类教材侧重于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礼义廉耻”等)以及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
第三类是历史教学的教材,如唐李翰的《蒙求》,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和黄继善的《史学提要》。这类教材有的叙述历史的发展,有的是选编历史故事或历史人物的名言善行,在介绍历史知识的同时渗透思想教育。
此外,唐宋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为了对儿童进行文辞和美感教育,当时也编写了大量有关诗歌教学的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及谢枋的《重定千家诗》等。
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分类按专题编写,丰富了其内容和形式;且蒙学教材遵循儿童的心理特点,采用韵语形式,便于记诵,并力求把识字教育、基础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5.元明清家庭教育
(1)概况
元明清(鸦片战争前)包括元朝(1271-1368年)、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前期(1644-1840年),共600年左右的历史。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虽然其统治时间较短,家庭教育成果较少,但也有独特的成就,如耶律楚材的家庭教育,为祖国大家庭民族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贡献,也为我国家庭教育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①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由盛转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由繁荣逐步走向衰弱的时期。明朝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统治者一方面竭力强化皇权,另一方面大兴文教。重文政策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学校教育、科举比前代更为兴盛,读书受到特殊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教子读书做官被许多人视为振兴门户的必经之路,家庭教育由此兴盛起来,并达到了繁荣和鼎盛阶段,表现为:家训著作急剧增多,层出不穷,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个阶段家训著作总和。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中国古代家训类书籍总共有114种,其中明代28种,清代62种,两项总计占古代家训总数78%以上。②其中有些还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明清实行文化专制统治,竭力推崇程朱理学,屡兴文字狱,科举制也逐步沦为八股取士。文化专制尤其是程朱理学对我国家庭教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在家庭教育中,父权制家长作风盛行,重视从严治家,注意家风、家纪的教导和灌输,重视伦理道德的说教。虽然明清时期我国家训著作较多,但大部分家训内容大同小异,新意不多,表明我国明清家庭教育在繁荣的同时,也呈现出了衰弱的迹象。这说明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到此已接近尾声,它必将随着时代的步伐,走向一个新的阶段。①
(2)明清商人的家庭教育
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按士、农、工、商分等的四民社会,在±农工商的“四民”中,士为贵、农为本,工商居末位,这一直是主宰世人的主流价值观,重农抑商也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然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重商思潮勃兴。这一时期,由于商人势力的急剧膨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士、商两大阶层的升降分合极其醒目,商与士的界限渐趋模糊。②从“士为贵,农为本,工商为末”到“士与农商常相混”③再到“四民不分”。④在商人集中的徽州、山西和东南沿海地区,商业甚至排在各业之首。如雍正皇帝对山西子弟重利而不重名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下者方令读书。”⑤上述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反映在家庭教育尤其是商人的家庭教育中,此时的家庭教育从过去单一的教子读经变为读书、从商并行,或干脆教子经商,并从素质培养和技能训练两方面对子弟进行教育。,积极鼓励子弟走经商之路。商人把功利和实效作为衡量职业好坏的标准,引导子弟选择见效显著、利润丰厚的经商之业。正如徽州祁门倪人穆教育子弟所说的“人生贵自立耳,不能习举业以扬名,亦当效陶朱以致富”,⑥认为从商也是实现自立和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第二,为了将子弟培养成应付自如的成熟商人,明清徽商着重从素质和技能两方面人手对子弟进行集中训练,商业成功是综合素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素质方面,不仅重视对孩子进行诚信教育,而且还注重培养子弟的意志、冒险精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流行于徽州地区的俗语就如实地反映了明清徽商怎样心狠地将年少子弟推向社会,通过“吃苦教育”、“挫折教育”来磨练其意志和勇气⑦)和勤俭意识(如歙商郑敬伟就明确告诉他的三个从商之子“非勤无以生财,非俭无以足用”⑧)。在技能训练方面,提高子弟的书(识字书写)、算(计算)能力,并向其传授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手段和经商理论,包括教子弟趋时逐利(“时”即市场行情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性)、远出射利(采用长途贩运的方法)和慎择经商之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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