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胡适》完整讲述著名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求学、做学问的学术生涯。着重叙述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倡导“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展开反思；呼吁中国文化“充分世界化”；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等学术思想和贡献。
主编推荐
邓丽兰，1966年生，四川沐川县人。1984～1991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91～1996年，在广东中山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1996～1999年，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曾获王宽诚基金、中英友好基金资助赴英国作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宪政史、近现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研究。
精彩内容
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自我评价在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的“一点点贡献”时，这样总结了三条：“我指出了‘用白话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我供给了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什么地位”；“我发起了白话新诗的尝试”。当然，这一点点贡献，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根基。 文学革命论 晚清时期，维新知识分子就曾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探索革新传统文学。梁启超等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主张俗语的文学、言文合一。他们特别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将革新小说看作革新社会、开通民智的途径。在这种革新思潮的影响下，晚清小说、诗歌、散文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程度不同的革新，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色彩，出现了谴责小说、近于民歌的新诗体、梁启超式的政论体散文等。 民国成立后，文化领域弥漫着复古风气，尊孔读经之风也日益昌炽。晚清以来较具进步性的通俗白话小说也已失却其社会批判色彩。有识之士多感政治革命之失败，思想革命之必要。 1916年4月5日，胡适运用进化论更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学体裁的发展变迁，初步形成了文学进化论的思想。胡适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4卷4号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其全部的文学主张归纳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要通过文学奠定以白话为国语、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的地位，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胡适首先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学，都带有“白话性质”。语言文字的性质在于达意表情，死文言往往滥用典故，无法鲜活地达意表情，因而产生不了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针对必须先有标准的国语，才有国语的文学的看法，胡适认为，不能单靠语言学专家或几本国语教科书、国语字典来制定标准国语，“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胡适研究后认为，欧洲各国的国语史便是从拉丁文解放出来的历史，也是文学家们用土语创作的历史。意大利的标准国语来自但丁“神圣喜剧”中的白话，英国伦敦附近的“中部土话”，因有了大文学家赵叟、威克列夫的作品，成为英国的标准国语。中国千年来虽有零星的白话文学，但“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做白话的只管做白话，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有意的主张”白话。 显然，胡适放弃了温和的“文学改良”的提法，接受了“文学革命”论的观点。《谈新诗》中，胡适还区分了文学的自然进化与文学革命，不用有意地鼓吹、促进，随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便是自然进化。但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守旧性所阻碍，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其实现，这便是文学上的革命了。 文学革命意味着创造新文学。创造新文学必须把握工具、方法。白话是创造新文学的工具，准备工具则需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并用白话做各种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方法则需要掌握收集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描写的方法。收集材料方面，要推广材料的覆盖区域，“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这些都可作为文学的材料。收集材料之外，还应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充。结构是指要讲究剪裁和布局。描写则涉及写人、写境、写事、写情。写人写境要有个性的区别，写事要线索分明，近情近理，写情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胡适强调要多采用西洋的文学方法，如欧洲戏剧就有“问题戏”“象征戏”“心理戏”“讽刺戏”，等等，要多翻译西洋名著做榜样。这样，待工具用得纯熟，方法也懂得，才可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至于如何“创造”，胡适自认为“还不配开口”。 胡适强调，古文学的共同缺点就是不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前者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后者意味着要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如果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故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文学进化论 “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论的理论基础。 胡适所谓的文学进化观念包含着四层意义：其一，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其二，每一类文学都是从“极低微的起源”，逐渐进化到发达的地位，这也是摆脱束缚、力争自由的历史；其三，文学的进化，会留下一些一个时代无用的纪念品，这就是“遗形物”；其四，某种文学进化到一定程度会停步不前，直到与他种文学接触，有比较，受影响，吸收别人的长处，才有继续的进步。 胡适用进化的观念描绘中国文学史，提出其双线文学论。他把汉朝以后到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并行不悖的两条线”。一条线上的作家，主要是御用诗人、散文家、太学里的祭酒、教授和翰林学士、编修，等等。其作品主要是仿古的文学，半僵半死的古文文学。另一条和它平行发展的线，即由数不尽的无名艺人、作家、主妇、乡土歌唱家在千百年无穷无尽的岁月里，发展出的“以催眠曲、民谣、民歌、民间故事、讽喻诗、讽喻故事、情诗、情歌、英雄文学、儿女文学等等方式出现的活文学”，再加上后来的短篇小说、历史评话，和更晚出现的更成熟的长篇章回小说等等。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僵化了的死文学，双线平行发展。 双线文学观，实质上是对传统的精英文化、典籍文化的大胆挑战，而赋予民间下层文化极高的地位。 胡适还从文学进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诗歌的发展。1919年10月，他在《星期评论》发表《谈新诗》，将中国诗的演变看成一个诗体的进化、诗体的解放过程。从《三百篇》的“风谣体”，到南方的骚赋文学，是一次解放；从骚赋体到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是二次解放。从五七言诗体，变诗为词，是三次解放。近来的新诗，“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 胡适还用进化的观念，研究了中国的戏剧变迁与改良。西方戏剧虽然早在清末即以“文明戏”“新剧”的形式传入中国，但统治中国戏曲舞台的仍是传统旧戏。1918年10月，《新青年》开辟“戏剧改良专号”，对此进行讨论。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指出，从昆曲到近百年以来的“俗戏”，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革命。“俗戏”中的京调，已经成为中国戏剧通行的剧种，但目前的戏剧没有摆脱种种旧戏的恶习惯。还保留着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种种“遗形物”。在中国历史上，从六朝到唐，从西域各国输入的音乐、歌舞、戏剧很多，现在更有西洋戏剧作直接的比较参考，应扫除旧的“遗形物”，采用西洋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胡适尤其批评中国传统戏曲的弊端在追求“团圆迷信”而缺乏“悲剧观念”，对白拖沓，节奏缓慢，不讲剪裁而无“文学经济”的观念，表现手法粗笨做作，低级趣味，守旧，等等。而能使中国传统戏剧从“老性”“暮气”中拯救出来的方法，就是借用“少年血性”的西方戏剧，使之返老还童。胡适“用进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从生物进化论引申到文学进化论，是否完全立得住脚，在学术上是可以存疑的。但是，胡适确实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这是不可否认的。书摘2： 胡适与整理国故 在当代中国，“国学”一度成为显学，这体现了人们重新正视文化传统的一面。 整理国故的意义与方法 胡适初谈论国故，主要视其为学术问题。1919年8月，胡适在答毛子水的信中，初步阐述他关于研究国故的基本看法。他提出研究国故的学术性和运用科学方法的必要。他强调，研究国故，出于人类求知的天性，不应当先存有用还是无用的成见。他强调学问是平等的，学术是非功利性的，学问不应以狭义的功利观念来衡量。 1919年11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整理国故就是要从乱七八糟里寻条理脉络，从无头无脑中寻前因后果，从胡说谬解里面寻真意义，从武断迷信里寻真价值。他提出的口号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也就是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是为再造文明服务的。 胡适还提出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保存国粹”之前，先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他强调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所谓评判的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1920年暑假，在南京讲学期间，胡适讲了《研究国故的方法》。他提出四个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和“整理”。至于如何整理国故，步是有条理系统地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做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1923年1月，北大《国学季刊》创刊，胡适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胡适在发刊宣言中，把过去三百年的国学研究的成就归为三项：版本学、训诂学、校勘学的“有系统的古籍整理”，发现和翻刻古书，考古。他批评近三百年来国故研究“研究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因此“这样近三百年来，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标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他提出复兴与提倡国学研究的三条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整理）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还开列了一个“理想中的国学研究”的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后，整理国故蔚然成风，对中国传统小说、古代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胡适的宣传引起了古史研究热，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21年1月胡适致书顾颉刚说：“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他提倡的在古史研究中的疑古精神，极大地触动了顾颉刚。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发表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住。顾的观点引起了历时九个月的有关古史的讨论。胡适肯定了顾的怀疑态度，称此为“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并将其归纳为“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 顾颉刚也将自己在古史辨伪上的贡献归因于胡适的影响：“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 胡适曾给青年学生开了一个“限度”的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上千册书。《书目》在当时的报刊中广为转载。《书目》所列之书范围极广，经学、理学、子学、佛典、文学，应有尽有。胡适希望因此让普通青年人得到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与胡适不同的是，鲁迅在应《京报》副刊的要求开列青年书时，表示“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他肯定“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由于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的倡导，国故一度泛滥起来。上至名人教授，下至中小学生，也都加入了整理行列。 对于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陈独秀持不以为然的态度。陈认为，称“国故”或“中国学”尚可，而不可称为“国学”，胡适等人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对于陈独秀批评他挤香水，胡适辩解道：“我们说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挤香水即是保存国粹了。我们要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皆在整理之列。”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将整理国故视为治疗思想界膏肓之病的“泻”法，“‘法宜补泻兼用’：补者何?尽量辅人科学的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 国故热过头，胡适也有所反思。1928年9月，胡适撰《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向少年朋友们提出警告。他提醒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他“披肝沥胆”地向人们告白说：他之所以要“整理国故”，是因为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因而他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胡适认为这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就是“捉妖”和“打鬼”，“可以解放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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