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论园(精)/大家小书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导读

                 童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归来，在东北大学建筑系刚刚任教一年多的童寯先生猝不及防，两天后仓促离开故土沈阳，途经北平，稍停两月后于当年年底辗转而至上海，从此在一个彻底陌生的文化地域里开始了全新的事业。在那里，他与赵深、陈植共同组建了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专事建筑设计。数年之内就顺利完成了南京外交部大楼、中山纪念馆、大上海大剧院等诸多华彩四溢的重要建筑作品。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8月，淞沪战役爆发，日渐成熟的事业体系随之瓦解，童寯先生不得不跟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前往重庆，稍后又前往云南、贵州等地，投入后方建设，开始了又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但是就在上海这短短不到6年时间里，童寯先生几乎从零开始，完成了一生中为重要的学术著作《江南园林志》的写作。这部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大致成形于1936年，是我国现代早一部运用科学方法论述中国造园理论的专著，也是学术界公认的继明朝计成《园冶》之后，在园林研究领域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有关中国古典园林这项国粹的研究难度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园林虽然整体上由园林主人进行规划，但是实际操作者大多为园工匠人，因此造园方法很难流传。比较系统而完整地论述造园的原则、要素、经验等方面的理论专著应当首推明代计成的《园冶》，其他则散见于诗文、绘画以及方志小说。总体而言，这些杂识记录都有些断锦孤云、不成系统。即便从事理论研究的文人，大多数也仅仅凭借嗜好，只是发表评论而缺乏实质经验。
                 童寯在其园林研究工作中，无疑也认识到这一点。他曾经批评古人：“除赵之壁《平山堂图志》、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外，多重文字而忽图画……昔人绘图……谓之为园林，无宁称为山水画。” 因此，在总结古人造园经验的基础上，童寯先生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为这门传统建筑技艺纳入了现代科学的方法，具体表现为他在上海、苏州、无锡、常熟、扬州及杭嘉湖一带花费大量精力所进行的园林调研测绘，以及所撰写的文字分析。在《江南园林志》中，许多园林今日早已荡然无存，其中的测绘图纸和照片都显得格外珍贵。
                 1936年，园林研究巨擘刘敦桢先生前来上海，与童寯先生初次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见到《江南园林志》初稿后，深受鼓舞，当即决定由营造学社负责刊行，将书稿带回北京，并得到梁思成的大力赞赏。不料该书在排印时卢沟桥战事爆发，其手稿照片和测绘图纸被中国营造学社存放于天津英国麦加利银行保险柜里，而次年的大水又使得手稿全部泡烂废弃。童寯先生36岁完成的《江南园林志》，直到他63岁时才终问世，此时为他手抄文稿的爱妻已离世多年，他不得不以花甲之年重新绘制抗战前他逐个步测的私家园林，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已非常严苛。
                 相对于出版过程中所经受的各种波折，真正艰辛的则是此书的撰写过程。对于童寯先生这样一个纯粹的北方人以及早年的留洋背景而言，从事江南园林研究，就意味着需要从一种几乎完全陌生的状态开始着手，不仅如此，他还需要在当时极为繁忙的工作环境中见缝插针。可以想见，在日常大量而繁重的建筑设计工作中，童寯先生既需要全力以赴地负责事务所绘图房的工作，也需要奔波于各个项目工地之间，而园林研究，只能有待于夜深人静的灯下以及周末假期的片刻闲暇。
                 至于这项园林研究工作如何起始，目前已经很难考证，很可能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初至上海，人地两生，童寯先生除了工作关系以外，能够交往的也就是北平清华大学和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上海的一群校友，特别是他的同事兼搭档赵深与陈植，这两位江浙本土人士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对于园林的接触很可能是初至上海的某个周末，当童寯先生与一群老友在城隍庙聚会时，无意之间进入了旁边一侧的豫园。
                 难以想象童寯先生当时的心情，江南园林的景象对于这样一位接受过西洋正统建筑教育的高才生应该是极其震撼的。虽然出国前在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时，童寯先生也曾经游历过北京西郊，特别是圆明园、颐和园这些风貌犹存的北方园林，但当时江南园林所提供的触感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由此，童寯先生进入到他挚爱一生的江南园林研究中。
                 根据童寯先生的长子童诗白的描述，“星期天父亲很少在家休息，他休息的方式是带着照相机到上海附近或铁路沿线有园林的地方去考察，偶尔也带我去，那些地方有些是荒芜的园子，主人早已不住在里面，父亲向看守人说明来意并给一些小费后，就能进去参观照相”。如果没有特别原因，童寯先生的每个周末基本上都往返于江浙沪一带的园林之中，以至每当在天津基泰工程司工作的挚友杨廷宝到上海时，所提供的招待也就是两人约好一同前往。
                 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浪漫。30年代城市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火车汽车的线路极其有限，大多数的市镇可能还只能坐船前往。由于正值抗战期间，童寯先生有两次在调研昆山、吴江两地时，先后被误认为日本奸细而入警察局。到了园林里后，童寯先生并无帮手，一般只能自己一人进行踏勘，遇到无法测量时，只能步量进行估算，由于其深厚的建筑学功底，他所绘制的形状尺寸与别人后来用皮尺所丈量的八九不离十，非常准确。
                 至于童寯先生如何将这貌似业余爱好的观览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过程同样也有些难以确定，这很可能来自于1934年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的上海之访。当时应上海中国建筑师学会的邀请，朱启钤先生在城隍庙附近的一座茶楼里介绍中国营造学社，同时也谈到了想要研究南方古典园林的想法。中国营造学社自1929年于北平成立以来，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的主持下，进行大量中国古典建筑调查研究，收集很多手资料，并印发季刊每年四本。到1935年前后，由于在建筑方面已经成果卓著，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计划着手另一个领域——中国园林的研究。此时中国营造学社也已经开始注意到江南园林的价值，但是苦于精力不济。
                 1936年当童寯先生与刘敦桢先生初次见面时，“这时我在上海私人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假日常到邻近各地古典园林游览考察。刘敦桢知道了，就开始和我通消息，并且亲自南来苏州住几天，回去后写一篇关于苏州花园的报告。但他的工作地点不在南方，而江南是园林繁华所在，因此我的条件比他好。那时，据我所知，对园林感兴趣而做点实际工作的，只有我们两人。”
                 与中国营造学社在志向上的一拍即合固然是一种触机，然而童寯先生对于江南园林的投入更可能来自于在调研过程中对于园林现状的触动。在他的诸多有关江南园林的文章里，可以大量呈现诸如这样的记述：

                 拙政园于太平之役得以幸存， 然迄今未修葺。园中屋宇多有倾圮之险。 亟待翻造……
                 是园幸存， 但学校仿西式屋宇， 渐失旧韵……
                 是园总体甚精，但失修已久， 日就颓败……
                 觉园日就坍圮， 行将灭没……
                 乾隆时售于邑庙，遂遭分割， 且赁于庙市商贾。今存仅局部， 本色早失……
                 是园于太平役时尽毁， 今者成自近代， 除假山和中部荷池以及在帝园的仿制品外， 旧迹不存……

                 从目前所留存下来的一些30年代左右的苏州园林照片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很多园林并非犹如当今的景象，许多场面已经是房屋倾圮，假山荒芜，杂丛满生。面对当时国内的时局与现实里的园林状况，童寯先生在《江南园林志》的前言中写道，“著者每入名园，低回歔欷，忘饥永日”，深染于“不胜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这种紧迫感可能是他在随后的50余年间，对于园林的研究始终坚持不懈、勤耕不辍的根本原因。
                 
                 1936—1938年期间，童寯先生在上海为《天下月刊》每年撰写3篇英文论文，向世界介绍中国刚刚兴起的现代建筑。这本当时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主办的英文杂志由全增嘏先生担任主编，登载介绍中西文学思潮的文章，兼讨论时下的政治问题。在童寯先生参与的文章中，不仅有辨析中国古代建筑装饰、材料以及中外建筑交流的案例，而且也有介绍近年来的中                 国建筑艺术情况、大屋顶问题、创作风格和将来趋势的文章。
                 本次文集中所收录的篇《中国园林——以江苏、浙江两省园林为主》正是这些文章的其中之一。鉴于当时世界对于东方园林的认知在于日本，为了更正这种观点，明确日本园                                                            林的根源在于中国，童寯先生撰写此文。为了更加本质性地呈现中国园林的特点，童寯先生从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之间的差异性开始谈起，在文中他写道：

                 中国园林并非大众游乐场所……是一种精致艺术的产物……
                 一座中国园林就是一幅三维风景画，一幅写意中国画……
                 因为游人是“漫步”而非“径穿”。中国园林的长廊、狭门和曲径并非从大众出发，台阶、小桥和假山亦非为逗引儿童而设。这里不是消遣场所，而是退隐静思之地……

                 寥寥数语，就已经把江南园林的精髓尽显而出。
                 而童寯先生对于日本园林与中国园林差异性的辨析，也是别有洞见。他认为日本园林源于中国，但又有所区别的根源在于，日本园林追求内向景观，但整体依然开敞；而中国园林的格局则基本上是一座由院廊环绕的迷宫。事实上，日本园林具有与西方相似的“‘原始森林’气氛”，但它赋予“‘原始森林’以神秘含义并成功地构成一个缩微的世界”。
                 显然，童寯先生在此文中的本意并非停止于这样一种对比性的辨别，而更在于描绘出他对于中国园林精髓的解析。他对于江南园林的研究之所以卓越，除了其中所包含的弥足珍贵的史料之外，实质上也在于他的学识修养：
                 1.世界性的眼光：童寯先生不止一次在他的文章中引用过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文明人类，先建美宅，稍迟营园，园艺较建筑更胜一筹。”而这，一语道破了人类营园行为的普遍性目的。在他的文章中，曾经描述穿过蒂沃利的艾斯泰庄园昏暗的走廊和大厅之时，眼前随着一片无比壮丽的风光的出现而豁然开朗，而这种体验则与在中国园林中的游览体验并无二致。童寯先生将园林视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深层对话，地域文明的一种体现。因此他认为，争辩中国园林与欧洲园林谁更优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二者来自于各自所在地区的艺术、哲学和生活，同样都非凡而伟大，并且只有在这样一种世界性的视域中，江南园林的独特性才能真正展现出来。
                 2.文化性的根基：童寯先生认为，在中国园林中，一个好的造园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画家，而这与西方园林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崇尚绘画、诗文和书法的中国园林中，造园之意境并不拘泥而迂腐。 相反，“舞文弄墨如同喂养金鱼、品味假山那样漫不经心，处之淡然……隐逸沉思则比哗众喧闹更为享乐”。这种意蕴着重体现在园林假山中，西方园林中的山石尽管也能够使植物、水体与建筑群巧妙结合为一体，但中国园林中的假山则作为自然与人类创造的中介物，能够将前者生命的搏动，优雅地带给后者的冷漠造作。由此而来，中国园林之宗旨则更富有哲理, 而非浅止于感性体验。
                 3.营造性的视野：童寯先生对于园林研究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他本人建筑师的眼光和功底，这使他能够超越仅仅是文本中的描述，而进入到实质性的营造体验之中。在他的文中，可以关注到 “中国园林往往封以高墙，园内庭院亦由墙来分割，时而一边时而两边沿墙设廊……” 他梳理出墙体对于园林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是园林空间性的构成要素，而且平整素白的墙面加上成组薄砖片瓦叠砌的漏窗，可以映衬出周边自然环境之优美，而这种空间构成的方式，恰恰呈现出中国建筑哲学的深层理念：“中国园林艺术不事炫耀， 它以墙掩藏内秀而以门洞花格后的一瞥以召唤游人。空白的粉墙寓宗教含义。 对禅僧来说， 这就是终结和极限。”
                 因此，为了更为全面地展示童寯先生中国园林研究的思想精髓，谨以《园论》为名出版本书。
                 该书以曾经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园论》为基础。由于条件所限，当时出版的《园论》无论在图片质量还是在文字准确方面仍然存有一定欠缺。此次的修订整理，不仅对于先前的缺陷做出弥补，而且对于书籍结构也进行了梳理。
                 收录于本次《园论》中的13篇文章，是童寯先生除了《江南园林志》与《东南园墅》这两部重要专著之外的多篇园林文章的合集。这13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一类是基于世界文化视角对于中国园林的审视，除篇《中国园林——以江苏、浙江两省园林为主》的主要意图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园林之外，《〈中国园林设计〉前言》、《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则是从中外对比的角度介绍并分析中国园林的特殊性。而《造园史纲》则通过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为中国园林研究提供一种世界园林及造园历史的基底，该文曾经以单行本于1983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另一类则是以《江南园林》《石与叠山》《苏州园林》《亭》等专题文章为代表，着重探讨江南造园中的技术问题。书中两篇《江南园林》中较短的一篇，写于1970年，大约是前面一篇于35年后重新写作，文中内容已经超越了前篇那种诙谐有趣的中外对比，而更多进入到江南园林的深刻内涵之中，只可惜处在残篇状态。特别是《随园考》一文，显示了童寯先生对于江南园林研究的意趣。在文中，他将园林的营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袁枚的人生格调关联起来看，体现了他人文视角的特点，而这一点则是园林研究中为独特而珍贵的。只是可惜当能够从事这样一种研究时，童寯先生已经接近了生命中的后时光。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