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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二十来岁追随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办报纸开专栏，宣传新思想，联络海外华人团体，声名掩盖其师。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太炎先生（1869年生）。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的青年章太炎因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加入康有为“强学会”学习西学，继而到上海担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记者，成为宣传维新的健将。变法失败后两人逐渐分途，章太炎1906年到日本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分庭抗礼。

梁章的分手，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一个追随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与孙中山结盟，倡言反满革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学的路径有别。（在政治主张上，梁启超并非拘泥不化，“保皇”与否实随时势而变，除追随康有为的一段时间外，戊戌前即持革命论，辛亥后又转而支持共和，次年参加民国政府，后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梁启超均积极策划兴军讨伐，实为再造共和的元勋。）

从师承上看，梁的老师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又是西学的倡导者，其学问根柢则是陆王心学，而任公一生得益受用亦在于此；章的老师乃是清代朴学家俞樾，注重古文经学和训诂考据，太炎的主张虽有前后期的不同，其一生学术路径实奠基于此虽然章太炎因为倡导反满革命，曾发表《谢本师》与其师公开决裂，乃是表示政治立场的相异，并非学术的反叛。。两派的区别并非仅在于方法、见解上，更本质的是做学问的路子不同，简单地说，前者重实践，后者重知识。中国文化的主脉（根本精神）是以实践为主，知识则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与知识是“本与末”或“体与用”的关系。实践有不同层面，如《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又以修身为根基，此即“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心性之学尤其发达，但是并非空谈心性，而是立足于修身实践，在此基础上治理家、国，乃至天下。到了清代中叶，注重知识的一派逐渐兴盛，此即号称朴学的乾嘉学派，此虽有其历史原因及效用，但就文化整体而言，则是支派暂时盖过了主脉，是中国文化衰落的表征。适逢清末以来西学涌入，现代西方重知识和科学的风气与之不谋而合，于是乎附庸蔚为大国，知识派成为主流和潮流。

基于对现实的不满，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当时不管是实践派还是知识派，同样号召引进西学、学习西方。青年章太炎之所以亲近康梁，参加维新运动，也是由于双方变法图存的目标一致。所以章梁在二十世纪初引进西学、宣传新思想方面形成合力，引领时代潮流，而在此风气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即为80后“新青年”，章梁则同为实至名归的青年导师。但表面的合作并不能掩盖二者路径的差别。这不但表现在章梁论学相异，章太炎因不满于康有为门下以圣贤自期（在章看来，师徒是以圣贤相互标榜），乃至与康门弟子产生肢体冲突，愤而离开《时务报》（但章梁此后并未断绝交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其本质分歧则在于章太炎的知识路线认同“六经皆史”，而把心性实践为本的经典当做历史资料，将圣贤仅视作历史人物，因而无视由修身实践达致的圣贤境界有超出常人的一面。另有一例，梁启超1897年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发挥今文经学而为民权革命论之外，又以陆王心学的修身工夫勉励诸生，其效果，除了一班师生后来投身革命多半捐躯据梁启超说，时务学堂先后招生两班，每班四十人，唐才常等为助教。“当时同学于书本子学问之外，大家对于做人方法，非常注意，所以后来人材很多。”1900年唐才常获得梁启超、孙中山支持于汉口领导起义，与班上同学二十多人一同殉难。到1911年时，头班四十人中“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还培养出了蔡锷这样的民国砥柱，此是后话。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通过深入反思（大约在1900年至1903年），明确认识到个人修养是一切行动的根本，为政者如若缺少自我修养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固然不可能成功；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恰为作恶的工具。并且从自身做起，效法曾国藩，给自己订立了严格的改过迁善的日课。究其实质，这是其修身为本的为学路径经过了现实的磨砺，得以确认而升华（首先是从观念上明确修身为本，进而落实到实践中，在自我身心上切实用工夫）。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所见所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偏重知识科技、轻视内在德性修养是现代化的一个弊病，必须及早修正。此后他将自己为学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德统摄知识，即以传统的德性修养为本，吸收现代科学和政治成果。对个人而言，首先从自我修养做起，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消化西学；于社会而言，则是一面提倡根本意义上的传统道德，一面增进现代知识。此为梁启超的“晚年定论”。换言之，章梁早前合作，其共同点是在改造社会和吸收西学，后来的分途是因为梁启超及早修正了自己的道路，欲以传统道德驾驭新知识。

以此为分水岭，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在青年中的影响迅速回落，这从此后《新民丛报》逐渐式微可以想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此时章太炎因为激烈鼓吹反满革命被投进监狱，声名大噪，而其同时期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新增有《订孔》一篇，矛头直指孔子，乃至称为“支那之祸本”。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到日本主持《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垒，很快《新民丛报》就停刊了。此后的章太炎一身独任革命先驱和青年导师二职，后来《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及“五四运动”积极参与者，包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沈士远、沈兼士、朱希祖等（除后两位是70末，其余都是80后），都是1906年后章太炎在日本的入室弟子。

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反差呢？按理说，此时的梁启超并未放弃对西学的宣传，只是增加了提倡传统修身之学，至少是更全面了，但这却是梁启超很快被冷落的原因。当时的现实是，知识和西学的新潮正裹挟人心，因为常道的衰落，致使对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缺少体认，现实的压迫又使得将国力衰弱简单归因于文化，甚而直接归罪于道德。于是片面地学习西方的知识技术，普遍轻视贬低传统道德。梁启超此时转而宣扬学习西方应以传统道德为根基，在激进派看来，无异于倒退。因此，新成长的一代80后青年为什么会舍梁就章，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说，章梁曾经合力引领了一个时代“新青年”的出现。当梁启超看到其中的偏差，力图修正时，却发现“新青年”们已经羽翼丰满，走上了反传统的道路。“五四运动”的主角，即《新青年》杂志群体，是以章太炎为前导的（这一点几乎是共识，如曹聚仁就说过章太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祧之祖”），其与梁启超所倡导的返本开新的思路不同，其显著的标志即“反孔”反传统倾向。同时应该看到，“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众声喧哗，具有多种发展可能，只是这一派声音响，五四之后逐渐占据主流，再之后成为时代潮流。

换言之，有广义、狭义两个“新文化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清末以来，因时代环境的巨变而兴起的文化更新运动，包含西学的引进和中学的更新两方面内容，当时许多文化名人，都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而梁章的作用较为显著。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分歧逐渐彰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两条路径： 一是强调中西或古今的对立，以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号召从语言文字入手，彻底改造文化和教育，此为《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谓一校一刊）团体为主的一派（以下简称激进派，或北大派），由此发展为激进的反传统潮流，此为狭义的“新文化运动”，或可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则以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之学为本，吸收西学，促进固有文化的更新，其宗旨可概括为“返本开新”。此一路径以梁启超为代表。1912年梁启超回国参加民国政府，卷入政治旋涡之余仍不忘抽空讲演，宣传自己的主张，1917年退出政坛投身教育、制定讲演计划则几乎与《新青年》创刊同时，这种声音其实一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被“五四新文化”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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