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中国内地的农村

《内地的农村》序

这小册子里所收的15篇关于内地农村的论文是我在抗战初期，根据云南农村的观察而写下的。我在这书的首页上就记下这时空的限制，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所作若干结论可能和抗战后期以及别地方的情形不完全相合。但是我并不因此而觉得这些结论已经失去它们的价值，因为我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受到时空的限制，都是有限观察和思考的总结，只要所说的话的确是根据事实，只要把时空的范围划清，就可以成立。所谓成立，并非说是颠扑不破的定论，而是可以做累积知识的基础罢了。观察的范围扩大了，原有的结论中有些话得加上一些条件，有些话得加以修改。但是除非是在另一世界里，另一历史单位里，时空的变异中还是有若干不太容易变的事实，而且变异本身还是有原则可见，所以一切根据事实而作的结论，对于人类知识总是有用处的。

我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我相信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是个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开始的人。十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主张而工作，而且常希望我们这种实地研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现在风行的空谈和官僚性闭门造数字的空气。我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若是有人觉得我这里所说的事实，和他自己所见到的事实不同，我会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的知识就会在大家把所见不同的事实堆积起来里得到增加。

我对于中国农村研究的兴趣并不是从学理或是政见上发生的，而是从实地接触中得来的。1936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我念的是人类学，而且偏于体质人类学。毕业之后，我到广西瑶民里去研究，才开始对于人类生活本身要求亲密的了解。在瑶山里我遭遇到意外的不幸，把太太牺牲了，自己的脚骨也打断了。在丧余病后，我回到自己家乡——江苏吴江——去看望我的姊姊。她是一个为农民工作的人，为他们改良丝业。她的热忱使我感动。因之我就在震泽的开弦弓住下。在村子里我和农民谈话接触，发现很多问题。几个月之后，我离开了他们到了英国。我的老师Ma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教授鼓励我，要我把这几个月里观察所得的事实，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好让西洋的学者知道一些中国农民实际生活的情形。在伦敦的两年里，我写完了一本《江村经济》 （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年在Routledge书店出版，后来列入了“国际社会学丛书”，已经发行了三版。

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无意中，我被英美的读者看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对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知道得太少。既然有许多比我知道得更少的人要我替他们讲中国农民生活，我也就没有理由推诿这责任，所以我在1938年回国后，立刻到云南农村里去观察，增加自己的认识。可是愈看问题也愈多。我一面做调查，一面就写下这些短文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我实地研究的报告、《禄村农田》以及我后来主持的研究室里很多朋友所作的报告，已有一部分出版了。但是有很多问题的提出和思考的结果并没有写在报告里，所以我还愿意把这些短文收成一个集子出版。关于事实材料部分，我希望读者去参考我们的研究报告。整理得完全的一部分是我去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这是我的《禄村农田》和张之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及《玉村农业和商业》 （未出版）的译本（后方出版太困难，中文本反而比英文本出得迟，是一件憾事）。

我说这一段话的目的不过想讲明我并不是个农村经济学的“专家”，只是因为接触了中国农民生活而引起的一些常识性的分析。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只有很谨慎地根据所见到的说说，在时空上不能不受很大的限制了。

这些论文写成的时候，是在抗战初期。在征实征购的政策实施前，内地农村的局面和以后的一段很有差别。为读者方便起见，我愿意在这序文中把本书所提出的各个主要问题，就抗战后期的转变，约略说一说。

我在本书中个讨论到的是土地问题。在抗战初期，云南农村里土地权集中的现象很不多见。多数的农民是雇工自营的小地主。我根据农业资本不容易累积和兄弟平等继承的事实上，推想这种小农制度是工商业发达前期很容易发生的现象。我并没有太注重传统的豪强兼并的情形，因为在云南，我所到过的村子里，这情形并不显著。可是，我也并没有太忽略了“升官发财”的路线（见《禄村农田》）。自从我发表了《农村土地权的外流》一文后，我就接到谷春帆先生的信，要我注意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以权力集中土地的现象。同时，我也收到四川的朋友们的信，告诉我在四川官僚资本（从权力得来的财富）甚至单凭权力，所引起土地权集中的现象是很显著的。我因为没有机会到四川去调查，所以对于这问题并没有进一步去研究。当然，我所说在工商业不发达的社区中资本累积很容易发生土地权集中这一句话，也可以包括豪强兼并现象的一部分。

在抗战初期，云南内地还保持着小农的特性。就是在通货膨胀的初期，资本逐渐集中，但集中的资本还是向囤积货物方面发展，并没有向利润很低的农业里流，也没有向村子里去买田。一直要到抗战后期，云南也似乎有一点土地集中的趋向，这趋向并不很深刻，因为征实征购的政策增加了一辈没有特权的地主们的负担，地价不能跟其他货物一般地上涨，所以吸收不了资本。可是土地权确在集中，集中在有势力可以逃避耕地税的官僚手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豪强兼并的实例。这一部分调查我们还没有分析完竣。

我在本书中曾特别注意农村里的雇佣关系。原因是在我在江苏所看到的情形，在这一点上和云南农村太不相同。江苏的村子里很少有无产的雇工，而云南农村里，在抗战初期，却有很多专门靠出卖劳力谋生的单身汉子。这“无产农民”阶层，在我看来，又可以说是内地农村的一个特色。

我看到这特色（也是造成雇工自营农田经营方式的主要因素），使我想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这是人多地少的现象。人多地少是相对而说的。一块土地能养活多少人是要看土地的生产力、生产的技术和出产分配的方式而定。在中国现在的生产技术和分配方式来说，土地不但不能单独养活农村里的人口，而且也不能利用农村里所有的劳力。

有些批评者认为我太注重自然因素，而忽视了社会条件，尤其是分配方式。我承认：若是雇工自营的方式改变了，土地就可以减少一部分担负，可以使从事于耕地的人得到较高的报酬。但是，现在寄生在无产农民身上的有闲小地主们到哪里去谋生活呢？我问这话并不是顾惜这辈躺在床上抽烟的小乡绅们，而是要指出，若是我们在农业之外不开辟新的生产事业，同时又不控制人口，地主和耕者之间总是会分化的。所以我对于农村人口问题特别关心，而且竭力主张：一方面要在农村里增加农业之外的生产事业，一方面要合理地控制农村人口的继续扩大。

在抗战初期，征兵和公共建筑曾一时减少了农村的人口压力。我正在这时候，住在农村里，看见闲着的劳力开始动员，工资上涨，都给我很大的乐观基础。内地农村因为人口压力的暂减，确曾露出一点生气来。但是这是短期的。因为从农村里吸收出去的人口并没有安顿在生产事业里，他们成了职业的残杀者，他们的消费还得由农民来供给。而且他们有着武器，武器又回头来做剥削农民的工具，农民不但要养活从他们自己阶层里抽出去的士兵，而且还要供奉有着士兵拥卫的长官们的挥霍和置产。结果，农民的担负增加不已，所谓农村繁荣，只是昙花一现，紧接着的是凋疲和灾荒，我在这里几篇文章中的乐观气息可以说完全落了空。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说农村人口压力的减低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说农村人口压力的减低并不是等于农村里少几个人，而是说土地所供养的人数必须减少的意思。怎样减少呢？大概还得积极地发展工业和消极地节制生育两条路。

在发展工业一层上，我是主张就农民的所在地推广现代化的小工业。这一种主张的理由我已在《中国乡村工业》一文中说明，后来，我又为时代评论小丛书写了一本《人性和机器》。这两篇文章又引起很多批评，甚至有人说我是在“开倒车”。其实我并没有反对利用科学所给我们的技术，非但不反对，而且极力主张要乡村工业变质的。我也不反对有重工业，有大规模的工业在中国发生，但是我同时主张为了中国农村的性质，为了使工业利润分配得更广，农村里必须有很多科学化的副业。我作出主张也并不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这实在是我的姊姊二十几年来在江苏农村里所试验而已有成绩的计划。当然，有很多地方还要我们改善，但是方针上是适合于中国农民的需要的。关于这个试验的分析和批评，见我的《江村经济》 （英文本）。我觉得这问题在理论上作争论，不如让农民自己去选择好。中国将来工业化的过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中去决定，我相信乡村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流。关于这问题，在Earthbound China的结论中曾有一点发挥，在这里不再重复了。

我这篇序言已经写得相当长了。我在结束之前，只想附注一个插曲，我那篇反对奖励生育的文章，听说曾引起发表那篇文章的刊物的编者很多的麻烦，甚至有人说，这刊物也就因这篇过于露骨的文章而受到停刊的处分。刊物是的确停了，是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我也不愿去证实。假如是的话，我应当趁这篇文章再行刊出时，向那位编者表示同情。这一个小小插曲，也可以说明在后方写文章的，在那一个时间，不能不特别含蓄的理由。这里也说明了本书中有些问题不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中国的读者是素来有训练的，这一点我倒很放心。

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我国的社会制度、民俗、文化有很独到的研究，从早年的乡村制度到晚年的文化的自觉与反省都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研究，探讨农村、城镇、都市经济发展的关系，主张工业下乡和农村的工业化，在农村、城镇、都市内部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费孝通先生先后写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等书，阐发了这一思想。《江村经济》揭示的是东部手工业较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的状况，在这一地区，土地兼并厉害，缺地农民可以从事手工业得以生存。《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揭示的是手工业不发达的农村凋敝的状况，这一地区由于农民没有其他活路，买卖土地的情况较中国东部为少，土地兼并没有中国东部严重。但由于政治的腐败、捐税的繁重、高利贷的盘剥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加之人口的繁衍，农民的生存日益艰难。

本书收录了《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两部书，集中研究了中国内地农村的农村状况和农民的生活，是了解内地农村的好书。

费孝通（1910-2005），汉族，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多所大学教授。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其主要著作有《美国人的性格》、《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社会学讲义》、《中国文化的重建》等。

内地的农村——纪念这七年艰苦的内地生活

序

农村土地权的外流

雇工自营的农田经营方式

土地继承和农场的分碎

农田的经营和所有

抗战和农村劳力

农民的离地

我们要的是人口还是人力

生活到反抗

增加生产与土地利用

货币在农村中

农村游资的吸收

清理农家债务

论贫农购赎耕地

举办春耕劳力贷款

中国乡村工业

禄村农田

导言

章  农作

第二章  劳力的利用

第三章  农田的负担

第四章  农田分配

第五章  劳力的出卖

第六章  自营和雇工

第七章  租营

第八章  生计

第九章  生计（续）

第十章  农田的继袭

第十一章  农村金融

第十二章  农田买卖

    附录

《云南三村》序

《云南三村》英文版的“导言”与“结论”

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我国的社会制度、民俗、文化有很独到的研究，从早年的乡村制度到晚年的文化的自觉与反省都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研究，探讨农村、城镇、都市经济发展的关系，主张工业下乡和农村的工业化，在农村、城镇、都市内部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费孝通先生先后写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等书，阐发了这一思想。《江村经济》揭示的是东部手工业较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的状况，在这一地区，土地兼并厉害，缺地农民可以从事手工业得以生存。《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揭示的是手工业不发达的农村凋敝的状况，这一地区由于农民没有其他活路，买卖土地的情况较中国东部为少，土地兼并没有中国东部严重。但由于政治的腐败、捐税的繁重、高利贷的盘剥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加之人口的繁衍，农民的生存日益艰难。

本书收录了《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两部书，集中研究了中国内地农村的农村状况和农民的生活，是了解内地农村的好书。

费孝通（1910-2005），汉族，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多所大学教授。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其主要著作有《美国人的性格》、《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社会学讲义》、《中国文化的重建》等。

农村土地权的外流

一、江村的土地权是如何流出农村的

1936年，我在江苏省太湖边上的一个农村中（以后称作“江村”）调查该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当时使我十分惊讶的就是这村子里有80%以上是租别人田来耕种的佃户，这村子有一半以上的地权是握在我一个本家的手里，他是住在城里的，连他自己的田在什么地方都不晓得。我曾想：江村一般的农村简直可以说是个佃户的村子了。农村土地权已大部外流到住在都市里的地主们手上。

农村土地权怎样会流到都市里去的呢？换一句话说：农民们怎样会把田卖到城里去？我在江村见到一只可怕的魔手在那里活动，那就是高利贷。说起了江村的高利贷，那真把初到农村里去调查的人吓住了，我当时曾记下这可怕的事实：一个不能交付地税的人，假如他不愿意在监狱中过冬，就非借钱不可。高利贷者的门户，对他是开着的。从高利贷者那儿借来的钱，是以桑叶的数量计算。在借贷的时候，根本便没有桑叶，也没有桑叶的市价。高利贷者，以己意断决桑叶的价格为7毛钱一担。譬如借7块钱，就说借了10担桑叶。借款在清明便要还清，至迟不能在谷雨之后。借款者要付还的钱，其数目的多少，决于当时桑叶的市价。譬如市价要3块钱一担吧，那么在10月借了7块钱或10担桑叶的人，到了第二年4月，便要还30块钱。在这5个月之内，这位债户所付的利息，是每月六分五。到了清明的时节，丝季才开始，村里的人，是拿不出钱来的。在冬季要靠举债度日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大约也没有力量还债，因为在冬季的几个月内，村民并没有生产的工作，除却做点小本生意之外。在这种情形之下，债户可以请高利贷者延长借款的期限，所借的钱又用稻米的数量来折合。不管市价如何，稻米以5块钱3“蒲式耳”(1蒲式耳约合363688升)计算。还债的期限，于是延长到10月。到了10月，米价便以7块钱3“蒲式耳”计算。总计起来，在10月借7块钱的人，到第二年10月，要还48块钱。平均起来，借贷的利息每月五分三。假如债户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把债还清，期限可就不能延长了，他只能把田契移交给高利贷者。田地的价格，是30块钱一亩。从此他不是债户而变为永久的佃农了。（见《江村经济》）在这一段叙述中，我们可以见到农村土地权的外流和都市资金流入农村是一回事的两方面。高利贷的泼辣不过是加速这一个过程罢了。

二、R·H·托尼（RHTawney）的一个解释

当我想要解释都市资金向农村中流入，农村中土地权向都市流出的现象时，就记起托尼(Tawney)教授在他所著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一书中所提出的意见来了。他说： “至少有些地方，正发生着一种现象，就是离地地主阶级的崛起，他们和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性质。”这种现象常见于都市附近的农村中，他说： “住在地主在大都会附近的地方不发达，那些地方都市资本常流入农业中——广州三角洲上有85%，上海邻近地带有95%的农民据说全是佃户——住在地主普遍的是没有深刻受到现代经济影响的地方。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及河南，据说有2／3的农民是地主。这些地方是中国农业的发祥地，工商业的影响很小，土地的生产力太低，不足以吸引资本家的投资，而且农民也没有余力来租地。”

江村是离上海很近的一个村子，太湖流域又是江苏有名的肥沃地带，因之，我觉得我在江村实地的调查，正可以用当地的材料来证实托尼的说法。于是，当我写《江村经济》时就把他的意见引用了。在那本书上我说过：农村吸收都市资本的能力是倚于土地的生产力和农民一般的生计。生产力越高，农民生计越好，吸收资本的能力也越大，住在地主越少，离地地主越多——这也就是托尼的意见，用以解释都市附近农村土地权外流的现象。

后来我到了云南，在离昆明100多公里的一个村子里调查（以后称作“禄村”），见到了一个和江村可以对比的农村形式。在禄村虽则有一半人家是租着些田耕种的，但是自家有田的却占全村户数的69%。禄村经济结构的中心是一辈住在村里的小地主。的地主只有65工农田，约合25亩，禄村村子里的人很少把田租给人去种（约占全部私家所有田的8%）。佃户们所租得的大部是团体的公田。城里地主们在禄村所有田也很少（约占全部经营面积4%）。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离地地主不发达的地方，农村的土地权绝少流到市镇中去。我在禄村既得到这一个和江村相反的形式，正可用以校核托尼的意见了。让我们先来看看江村土地生产力是否比禄村高？

三、JL巴克（JLBuck）的数字

若是没有机会在云南农村里实地调查的人，要回答上述的问题，简单的办法是去查一查巴克（Buck）教授近的巨著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在这本书里，他详列中国各地农村所植农作物的产额，可以给我们很方便的参考。可是在学术工作上想贪图方便，时常要吃亏的。我在这问题上就引起了很多麻烦，不妨在此一提。

据巴克调查，中国各地农田产米量相差很大，的有一英亩acre（合659市亩，或1713个禄村当地工）只出22蒲式耳，的出169蒲式耳。的数量发现于西南水稻区（包括云南、贵州及广西西部）。该区平均产额每英亩97蒲式耳。这个数目对于对外国度量衡单位不太熟的人，也许不觉得太惊人，若是我们和自己调查所得的数目一比较，就不能不疑心其中一定另有蹊跷了。依我在江村的调查，普通的田，1英亩只出40蒲式耳（据巴克调查，扬子水稻小麦产米量1英亩63蒲式耳）。江村水田，在中国不能不说是好的了。和西南水稻区相差如是之甚，竟至一倍。若以169蒲式耳额计算，竟超过三倍。也许巴克在编这表格时也觉得数目太大了些，所以附一小注说： “有两个地方产米量特别高，因土地特别肥。”接下去又说： “当地农田面积丈量不甚正确，折合英亩时或有错误。” （第225页）这个小注并不能减少我的疑虑。1英亩若能产169蒲式耳的米，一枝稻穗上要多少谷粒？依我的估计至少要600粒。在我经验中多一枝稻穗能带300粒谷子，这种多产的稻穗已经不容易直立。600粒谷子一穗，乡下人见了准会认作神仙显灵。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稻秆绝不能载这重量。不论巴克说是因为土地怎么肥，天下绝没有肥到这个程度；即使肥得如此，也不宜于种稻了，因为当谷没有熟，就会载量太重，稻秆折断，倒在泥里一粒也收不起，这结果乡下人全明白。

我记住了这数目来和禄村的产米量相比较，却发现了巴克的错误并不在折合农田面积而已，重要的是把rice(米)和grain(谷)混成一物所致。禄村上等田每工（“工”是当地农田面积单位，约26工等于1市亩）每年产谷1个当地石（合35公石），碾米4个当地斗。合成英制是1英亩收谷子165蒲式耳，收米66蒲式耳。根据我实地调查的结果，很可猜想巴克“雇员”在云南调查时把谷子当作米了。我在云南各处调查时，若问农民：你们的田能收多少？他们没有不以谷子的产量作答的。我从没有遇见过有直接以产米量作答。所以以谷作米的错误很容易发生。巴克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可能的错误，而且对于谷子一词好像不太了解，在翻译农谚时，每逢谷子全译为millet。当然，我对于英语造诣极浅，但总觉得rice，millet和grain应当加以明白的分义。不分的结果，铸成“奇迹”，似乎不能太容易原谅过去。

四、为什么靠近都市的农村佃户特别多

回到正题。巴克的数字虽则有错误，但如果把他的数字看作产谷量，则和我们实地调查的结果很近，而且禄村是云南公认产米丰富的区域之一。若以每英亩产米66蒲式耳计算，则较江村的产额40蒲式耳为高了。这样一比较，托尼的话却成了问题。为什么农田生产力高的地方，反而住在地主特别发达呢？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检讨一下托尼的见解了。

我在节里虽则叙述了江村土地权如何流出农村的情形，但是并不能从此见到为什么江村的农民会穷到要借高利贷，以致后出卖田契。依托尼的解释，好像是说都市附近的田地总是特别肥，都市里资本自然会向农村中流，而且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