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生命的滋味

墨西哥城，一个小院，五套以味觉命名的出租屋：酸、甜、苦、咸、鲜，住着四户人家：鲜之屋——阿方索——人类学家——妻子因癌症去世，他终日与两个人偶为伴；苦之屋——玛丽娜——艺术家——厌食症、抑郁症、自我定位缺失——她能发明颜色；酸之屋——皮娜——12岁少女——父母分居，母亲缺席家庭——因为亚洲基因被歧视、被孤立；咸之屋——安娜——12岁少女——妹妹去世，母亲选择看不见安娜——她决定在小院正中开辟一块田地，播种玉米、豆子和南瓜。
悲伤常常伪装成怪癖，以各种形式取笑渺小的人类，以死亡，以焦虑，以恐惧，以偏见和失去。听起来，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小院里似乎没人是幸福的。在一个多雨的夏天，现实和记忆交错，悲伤和悲伤相遇，奇妙的反应悄然发生……

莱娅·胡芙蕾莎（Laia Jufresa），当代拉美文学的潜力新星，墨西哥杰出青年作家，入选“波哥大39”青年作家。
生于墨西哥城，长于维拉克鲁斯的云雾森林中，青春期在巴黎度过。2001年，她回到墨西哥城，发现自己在那里连过街都不会。从那之后她就一直在写小说了。2015年，莱娅被Mexico20项目授予“墨西哥杰出青年作家”称号，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她成为海伊文化艺术节有史以来位国际驻留作家。

墨西哥城，一个小院，五套以味觉命名的出租屋：酸、甜、苦、咸、鲜，住着四户人家：鲜之屋——阿方索——人类学家——妻子因癌症去世，他终日与两个人偶为伴；苦之屋——玛丽娜——艺术家——厌食症、抑郁症、自我定位缺失——她能发明颜色；酸之屋——皮娜——12岁少女——父母分居，母亲缺席家庭——因为亚洲基因被歧视、被孤立；咸之屋——安娜——12岁少女——妹妹去世，母亲选择看不见安娜——她决定在小院正中开辟一块田地，播种玉米、豆子和南瓜。
悲伤常常伪装成怪癖，以各种形式取笑渺小的人类，以死亡，以焦虑，以恐惧，以偏见和失去。听起来，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小院里似乎没人是幸福的。在一个多雨的夏天，现实和记忆交错，悲伤和悲伤相遇，奇妙的反应悄然发生……

莱娅·胡芙蕾莎（Laia Jufresa），当代拉美文学的潜力新星，墨西哥杰出青年作家，入选“波哥大39”青年作家。
生于墨西哥城，长于维拉克鲁斯的云雾森林中，青春期在巴黎度过。2001年，她回到墨西哥城，发现自己在那里连过街都不会。从那之后她就一直在写小说了。2015年，莱娅被Mexico20项目授予“墨西哥杰出青年作家”称号，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她成为海伊文化艺术节有史以来位国际驻留作家。

这里叫“钟落小院”，是因为1985年那场地震时，我祖父母的房子塌了一半，墙上一个神龛里放的那个巨大铜钟掉了下来，被埋了。那个地方原来是家里的院子，现在是个开放过道，连接小院里的每一家。我们所有人要进屋出屋，几乎都得跳过那个钟顶部的小尖尖（从地上凸出来的一块金属）。
***
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她的朋友来玩，朋友是贝托的女儿，叫啥来着？皮娜。这名字真是太可怕了：能弥补这么个名字的，就是她以后肯定能长成个绝代佳人。
“你老婆有坟吗？”她们问我。
我跟他们说她有，她们就给了我一些花。阿加莎·克里斯蒂解释说，这是她给妹妹买的，今天是露丝去世353天纪念日，因为“353”倒过来也是“353”，是回文结构，所以她们去园艺中心给露丝买了花，但现在找不到人带她们去公墓。我问她们“回文结构”这个词是不是在学校学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她们突然兴奋到发疯。
“安娜就是我的学校，”皮娜说。
她们在的时候我没说，但她们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是这些花儿，还有黄色毛衣，这可能就是佩雷兹-沃克尔家的人用以寻找安慰的东西，就像我这台机器，这台叫妮娜·西蒙的电脑，能直接和死者连线。
诺莉亚很喜欢妮娜·西蒙 。
“为什么上帝给我个大屁股，又不把我造成黑人？”我们听妮娜·西蒙唱歌时，诺莉亚总是这样抱怨。
如果你问诺莉亚，她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她会回答说，希望自己会唱歌。我倒从来没问过她。根本不用问。诺莉亚总会跟你絮叨这些事情，从来不让你忘了她的缺陷，就好像不想让你太爱她似的。
“喂，别装了，是你比较喜欢黑人女孩儿哦，阿方索。”
“那倒是。”
“是你把那些花儿插进水里的吗？”
“当然啦，我的小黄糖。”
“你也在数日子？”
“不可能。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昨天才去世的。”
****
“你知道吧，就那种？”这句话几乎是诺莉亚的口头禅。特别是她在概括某一类东西某一类人的时候，希望对方也能明白。比如，她可能会说一个护士，“她就是那种觉得自己完全打破旧模子的女人，你知道吧，就那种？”也可能议论一个麻醉师之类的。“那人会一直咬着舌头，咬到出血，你知道吧，就那种？”或者，议论隔壁园艺中心的老板，“他是那种一看到弯道就要撞车的人，你知道吧，就那种？” 
我得承认，我其实从来都不知道她说的具体是哪种，要么因为诺莉亚那些定义都是些我不熟悉的俗语；要么就是因为她经常都是兴之所至，随便编句话来说。但熬过头几年那种沮丧（沮丧的是诺莉亚，因为我就是不懂她的话），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是很多习惯中的一个。只要能维持和平，叫我干什么都行。
说真的（我这么说，真不是因为我觉得诺莉亚无论在哪儿，都会看我写的东西），我很喜欢她把人归类。都是很有独创性的评价，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我这个大半辈子都在云里雾里胡思乱想的人。我老婆和我不同，她和这个世界紧密相连，她很清醒，对周遭的一切心知肚明，包括那些我完全茫然注意不到的世俗琐事。她让我注意到这些事，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愉快。比如看一部好电影，读一本好书。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尴尬，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开始尊重我老婆的分类。这其中甚至蕴含着一种康德哲学的思想：试图去建立一个体系。“你知道吧-就那种”是诺莉亚为我们生命中遇到的那些人分类整理的方法，我不得不说，她很擅长这样的事情。她仿佛有种女巫般的直觉。一天，研究所来了个实习生，诺莉亚只跟她吃了个午饭，就跟我说，“那个人肯定会升得比绿藤爬墙还快，她真行。”
一年之内，“那个人”，虽然只有一个硕士学位，却差不多快和我平级了，尽管我这样的傻子手里有两个博士学位。
重点是，我找到个法子，让自己这样的社交白痴也能懂得她说的“你知道吧-就那种”，至少能把谈话进行下去。诺莉亚尽可以随便进行各种归类，也确信我对她的字字句句都理解得分毫不差。我一直都为这个出色的小方案骄傲，但其实是从贝托老婆那里偷师的。
切拉突然间从小院消失之前，我注意到她如果不懂我们晚饭后的围桌谈话（基本上就是我们每次谈论政治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我们每次吃完晚饭围桌谈话到深夜的时候），就会专门做出一副表情：从这个表情看，她似乎很感兴趣，也有所触动，甚至还有一点轻微却明显的异议，完美地遮掩掉她彻底的无知。表情很简单：她只是噘着嘴而已。显然，这样的表情在她脸上，比在我脸上，效果要让人满意多了。她好看得像个蜜桃，而我呢，像个熟得烂掉的木瓜。但我还是把她这表情学了去，还自己发挥了一下，加了个与噘嘴同时的慢腾腾的点头。真不敢相信竟然成功了。所以，比如，当诺莉亚对我说，“那个女人，虽然是金发，但根还是露出来了，你知道吧，就那种？”我就噘着嘴，慢慢点头，她就很满意，觉得自己对那样的人表达得很清楚了，就会继续快乐地喋喋不休，开始新一轮让我沮丧又跟不上的阐述。
我在内心深处，不觉得我的诺莉亚只是单纯的“迟钝”。比起那些觉得自己无所不知，觉得自己明智如猫头鹰的女人，她的心理直觉要敏锐得多。“人文学女”，这是诺莉亚对上述研究所女同事的称呼，“学者”变成“学女”。人文学女们（就像包括我在内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毕业生一样）认为，她们比别人都要优秀。“就是比别的人类敏感那么一点点，更有人文关怀一点点，”这是我老婆的话。“人文学女”们对诺莉亚嗤之以鼻，因为她会公开谈论自己在（少得可怜的）空闲时间看多少电视。然而，她们实际上特别嫉妒她这种职业生涯，因为特别踏实，坚若磐石，而且报酬要多得多（真的是多得多）。她们可怜她没生孩子，但内心深处又嫉妒她的独立自由；她们年轻时也经常享受和吹嘘这种自由，但很快就用它交换了小提米、小汤米和小塔米，还有一个吃醋善妒的丈夫。你不能问“人文学女”喜不喜欢做饭，否则她会指责你是男权家长制的卫道士。另一方面，要是她们发现两夫妻是男人做饭（我们家就是这样），就会觉得他是个“妻管严”。
“人文学女”们要互相恭维的时候，有着非常清楚的规矩，在拐着弯儿夸人这方面，她们真是无可争议的佼佼者。要是不怎么看得起某个人，她们就会说，“她可真是个斗士。”但如果真的崇拜欣赏某个女人，就说她是“自己的主宰”。有一次，诺莉亚跟我咬耳朵说，“她当然是了，因为人文学女能主宰自己的纸袋子。”
“人文学女会穿墨西哥土著的衣服，但是是设计师品牌，你知道吧，就那种？”是的，我知道那种，或者说我其实不知道，但诺莉亚教会我看清她们的言行。隔得远远的，她就能感觉到某个男性学者秉持只略为遮掩的大男子主义，而人文学女们却视而不见。我呢，大家都知道我婚姻幸福，而且长得也不好看，还懂得装出一副在倾听的样子，所以我总能从秘书们那里顺便听到一两句谁倾心于谁的传闻；我会努力记住这个信息，至少要保留到晚饭时间，好讲给诺莉亚听，因为她就喜欢这种事情：她在灵魂深处就是个“包打听”，这是她的精神食粮。
“可怜的孩子，”她会说起某个恋情悬而未决的人文学女，“后要以眼泪收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呀？”我问是因为真的摸不着头脑。
“哎呀，阿方索，因为他显然是那种给女人买玫瑰，只为了用玫瑰刺去伤害她的男人呀。”
听到这话我就会点点头，噘噘嘴。
我一直假装自己“知道那种”，这是不诚实吗？当然是，但那是一种慷慨无私的不诚实：这种不诚实让婚姻得以持续。
“他点个头，假装自己懂得别人说的话，你知道吧，就那种？”
我知道得很。诺莉亚，既然你现在就在我身边某处，让我告诉你，昨天在一个咖啡书店，我看到一本书，名叫《上帝，请不要让我孤身一人》，让我心底涌起一股深切的怜悯，很久没有感觉过的怜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只有自怜而已。我情愿只要那种干净的痛，而不要那种因为希求痛苦而带来的脏兮兮的痛。
“书写的什么？”
“我不知道，又没买。”
“干净的痛又是什么鬼话？”
“阿加莎·克里斯蒂告诉我的。你和露丝走的时候，她决定把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死亡与痛苦的书都找来看看，然后每周过来找我总结一次自己的心得体会。一个周日，她借了一本禅修手册，对我解释说，我们的痛苦，也就是她对她妹妹的痛苦，我对你的痛苦，就是干净的痛。但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因为喜欢的男孩子不喜欢自己就受伤，那就是脏兮兮的痛，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在我们脑子里造出来的痛，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真正知道，这个男孩子到底喜不喜欢我们。”
“哎呀，真是太可爱了。”
“嗯呀，是吧？我问她，她是不是喜欢那个男孩子，结果她就特别不好意思，开始大声读禅经。我说不定会去买那本书。不是那个禅修手册，是那个孤身一人的，买了之后跟你讲。”
“去买吧，亲爱的，但别再去咖啡馆吃饭了，你知道那些便宜的全麦马芬都是反式脂肪。”
“你说得对，我自己做个汤要好得多。”
“这就对了。给姑娘们洗个澡，好不好？她们小脸蛋儿都没光泽了。”
****
“人类有两种基本状态，”诺莉亚曾经有十年时间，对这个问题感觉特别矛盾，所以总爱向我解释，而且通常是喝第二杯龙舌兰的时候。“做孩子。做生育者。”
我会点头，她会继续。
“我选择只体会其中一种状态。这是不是意味着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在选择只做半个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真是个很复杂的等式啊。如果你参与到两种状态中，你就是两个人啊：你是个女儿，还是一个妈妈。我选择只做一个，其中的一个人。这挺说得通的啊，对吧？嗯，别人就不这么认为。在别人眼里，只做一个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过，如果你是个男人，当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嗯，这个当然不用说。我用女性的角度来说吧，要是你只做一个，一个女人，他们就觉得你只完成了人类状态的一半，或者说女性状态的一半。重点就是——诶，别走啊，阿方索——如果你只是其中一个，那你就是半个。现在，你来跟我说说，这个逻辑怎么说得通。”
“规矩不是我定的，”我会这样回应。
“但你是个人类学家啊。”
“是啊，但我研究的是前西班牙时期的拉美饮食。”
***
那些毛衣。
几天前，琳达走进酒吧时，手里捧着一团黄色的东西。他们把她的伏特加拿来的时候，我们碰了个杯，她把手里的东西铺在桌上。是一件小小的毛衣。接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个针线包，又从里面抽出一根针，一把剪刀，还有半打厚厚的卷线。我们一边喝酒，她一边往毛衣上随机地绣着菱形、方块、圆圈和半圆。中间她把衣服递给了我，我把椅子往外拉了拉，把毛衣摊在我膝头。这衣服比我通常给姑娘们买的那些要大，但是盖在我膝上很温暖。衣服有点脏。我伸出手指抚摸着那些刚刚绣上去的图形：绷紧的针脚感觉比毛衣本身要柔软，毛衣摸起来刺得皮肤痒。这好像是另一个时代的东西，就像我年轻时候大家爱穿的及膝长袜和超短裤。如今再没有人织这种穿着痒痒的毛衣了，更不可能给孩子织。我摘下自己的戒指，递给琳达。她也用手指抚摸着那个小物件，但是没有戴上。接着她看了戒指里圈刻的字，问道，“Umami？”
“Umami，鲜味，是我们的味蕾可以辨认的基本五味之一。其他四味是我们都知道的，甜、咸、苦和酸。然后就是鲜味。我们西方人多少会觉得有点新鲜。差不多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Umami是日语词。意思就是鲜香美味。”
我停下来歇口气，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一口气说出这一大篇话，就像意大利教堂里那种机器，投一个币进去，就能让圣坛上的某个东西亮上一分钟。琳达把戒指还给我。我把毛衣还给她。她往针孔里穿了紫色的棉线。琳达住在小院，我肯定跟她解释过几百次什么是Umami了，而且还没刚才那么像机器人。不管怎么说，她此时此刻还是很宽容地把针暂时插在毛衣里，平静地问，“是什么味道呢？”
“问到点子上了，”我对她说。“因为我们辨别不出这种味道，我要描述的话，多只能说那是一种让你颤抖摇摆的味道，让你觉得很满足的味道。英语里面称之为‘seivori’。”
“Savory吗？风味极佳？”她的英语发音真是完美。
“对，不过有时候他们只说‘有肉味儿’。”
“我恐怕永远没法想清楚是什么味道，阿方。”
“要弄明白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想想千层面。想想一份意面。什么也不是，没有任何味道。碳水化合物而已，就这么简单，这么平淡。但是，如果你加入了鲜味，扔一点帕尔玛干酪或者西红柿啊茄子啊什么的进去，成了！你就能美餐一顿了。”
她点着头，点了很长时间，只是点头而已。她走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一起离开芥末屋），我有点茫然恍惚。我之前进行过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谈话，谈话的那个女人我当时一点也不熟，后被我娶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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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莉亚认为，她关于“子女状态”的理论到头来过于单纯或幼稚，只不过是进一步巩固了她的主要观点，即如果你不进化到做人的第二状态，去到另一边，不只做一个孩子，还要做个‘祖先’（延长整个种群的生命，传播基因，等等等等）那你就不算完全成熟。换句话说，诺莉亚希望她关于“子女状态”的神秘主义学说能够自证，特别是在关于“未成熟”的领域。比如，可以做一个“诺莉亚式推论”：
如果你只是个女儿，那你体内有某种东西没有完全成熟。
因此，你的观点必然会有点幼稚。
你的观点越幼稚，就越证明了这个整体理论：“子女状态”就是的不成熟状态。
我虽然做着研究员的工作，但绝不会很迂腐地去讲究科学证明。也就是说，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对诺莉亚的理论有过半点反对，这样的话，我们也就能在某些周日，早餐的时候来点雪芭或龙舌兰；或者时不时地买张机票，去到随便选的地方，就因为我们高兴。
***
我老婆真是文明与原始的完美融合。她的思想像野人一样单纯：李维·斯特劳斯 看见她可能会垂涎三尺。作为医生，诺莉亚·瓦加斯·瓦加斯是杰出的医疗工作者，却同时对异教仪式有种独特的迷恋。她当然非常明白尼古丁对内脏有害，多年来却坚持认为，要是不来支罗利烟鼓励鼓励，她就不能上厕所。严重的是，她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要看自己的星座运势。而且没有一点讽刺的意思。她看星座运势，就像大部分人看天气预报一样。如果星座运势中说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她就会闷闷不乐；要是一切皆大欢喜，她就会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刚结婚那些年，她这个习惯让我觉得很烦。我不能理解，一个这么聪慧的女人，怎么能让那样的东西决定自己一天的情绪呢？她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东西在逻辑上一点儿也站不住脚。然而，真正到了实际生活中，她理性和敏锐的一面（在她生活中其他很多方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和情绪是完全分开的。她把星座运势作为一个指引，就算心里很清楚那些不过就是一个被折磨得很烦的占星家随手写下的话；或者，连她自己都怀疑，是出自烦躁占星家雇的小工之手。诺莉亚并不是相信自己的星座，她相信的就是星座运势。她需要这个才能开始自己的一天。就像有些人非得画个十字架或者喝杯咖啡才能出门一样。我老婆的情绪机制由很多很多配件组成，而这烦人的星座运势就是开关：短短一段话，就能决定她从带着睡意到完全清醒将是什么情绪。好在，运势的影响一般在早上就会逐渐减退。真是很可怕的仪式，但也很短暂。
一直到去世，诺莉亚都在订阅一份叫做《星空》的周刊。是个什么“伊莉莎贝塔夫人”写的。过去五年来，她都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订阅的，但在那之前，感觉上大概有一百万年，都是送纸刊到家的。还在那之前，我次见到她时，诺莉亚就会看报纸上的星座运势。每天早上，她会穿着拖鞋从自己的单身公寓中冒出来，去卖报纸。她非常严格地执行这个每日惯例，卖报纸的小贩都是每周才收她一次钱。我被她看星座运势的习惯给吓到了，但又很喜欢每天一大早就能看到报纸：这就是那种两人交往早期就能感知的美好感觉。就像在厨房里做爱。
《星空》杂志会为你提供私人订制的七日运势，依据是你的星座、上升星座，甚至是你的名字，会有人直接打印在你那份杂志上面（你看诺莉亚的名字就像个“之”字形，打字员们很讲究，印出来的字如同在舞蹈）。你应该想得到，这样的出版物可不便宜。
一天，诺莉亚在诊疗室里迎接了个病人，不是别人，正是伊莉莎贝塔夫人。真人是个脸色苍白的胖人，五十多岁，心脏情况很糟糕。她很友好，但满嘴脏话。诺莉亚很快得知，她名字后那个“a”，是她妈妈的主意，并非什么不太巧妙的化名。一开始，诺莉亚没有提关于杂志的只言片语，因为作为一个心脏病专家，她的迷信还是自己知道就好。她给夫人安了起搏器，就这样。不过，因为是十二月，这位病人（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得到救治，对医生永远感恩戴德）邀请我们去参加她杂志的圣诞派对。我当然很高兴能去参加，一是出于人类学家的好奇，二是因为我很确信，一旦亲身体会了伊莎贝塔那本杂志内部的商业运作气息，诺莉亚就终于能认清自己一直以来的错误。结果呢，聚会完全不符合我俩的想象。首先，地点是在伊莎贝塔家里：一套简陋寒酸的大公寓，室友是一只鹦鹉和一个比她年轻很多的女人，既是她的爱人，也是她的护士，同时也帮她办杂志，清扫房间，填写星座卡片。大家都叫她“双鱼”。我记得双鱼似乎一直粘在伊莉莎贝塔的腿上。派对上还来了别的一些人：几个占星家、音乐家和两个没那么自我的知识分子，还真是少见。晚饭有朗姆酒（还有少量的潘趣酒）和堆成小山的外卖披萨。我们一到地方，双鱼就递过来一张单子，让我们勾选喜欢的披萨配料。她肯定是抽空点了单，因为不久披萨就被送到了门口。咱们胖胖的老伊莉莎贝塔穷得响叮当，这些只有内部人士才知道，但她超前于谷歌很久就明白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