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中国节令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古代中国更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迄今五千年漫长而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除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古代天文历法、岁时节令等方面，更有颇多的发明创造。这些创造发明，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大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宝库；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至今仍为之受益。
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在进行两种文明，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活动时，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他们所创造的新的文明中，处处均有着历史的、旧的文明的传统“印记”；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文明又留下新的时代的种种“烙印”和“标记”。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也就扮演着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和未来的“开拓者”的双重角色。中国古代，人们—包括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和层面的人—在开展各种节令文化活动时即是如此。在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特点兼具的节令文化活动中，他们既受该时代社会物质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活动水准的制约；同时，也受日常生活中，传统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天人关系思想的强烈影响，且因之逐渐形成相对较为固定的活动内容与文化模式（包括节令文化心理模式）。但是，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时代的节令文化活动，却更因时、因朝、因代、因人、因地、因族（不同的民族）而异，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亦有所更易、增减和损益，并注进新的时代的内容、特色。正因如此，历史的“传承性”和“开创性”，在历朝历代的节令文化活动中表现得为生动、为具体、为明显。也恰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的节令文化活动的状况，正是有效地检验该时代社会物质、精神文明的总体发展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尺”。
所谓节令，系指节气时令而言。其中，先就“节气”而论，据《周礼》春官大史“正岁年以序事”疏载：“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气，节气在前，中气在后。节气一名朔气。朔气在晦，则后月闰，中气在朔，则前月闰。节气有入前月法，中气无入前月法。”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制订历法时，以二十四气来分配十二月，在月首者为节气，在月中者为中气。如果以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而言，则每月皆有节气和中气；对无中气之月，历法则置闰月加以处理。具体而言，一年中的节气，系指从小寒起，太阳黄经每增加三十度，便是另一个节气。计有小寒、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十二个节气；连同十二个中气，总称为二十四节气。中国古代的节气，有时指一段时间，例如太阳黄经从零度增加到十五度这段时间叫作“春分”。与现在所用的民间节气所指时刻，即太阳黄经等于零度时叫“春分”、等于十五度时叫“清明”等，略有不同。其中，一年中的所谓“中气”，系指从冬至起，太阳黄经每增加三十度，便开始另一个中气。计有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十二个中气；它和前述十二个节气总称为“二十四节气”。再就“时令”而言，时令又被称为“月令”，它系指古时，历朝历代由朝廷及各级政府官员按季节制定的关于农事活动等政令。对此，在《礼记 • 月令》中便载：“（季冬之月）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侍来岁之宜。”孙希旦《礼记集解》引吴澄的话说：“时令，随时之政令。”以后，又将岁时节令称为“时令”。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且向以农业文明的繁荣昌盛、与农业有关的科技文化的灿烂而著称于世。正因如此，农业不仅成为古代社会中一个主要的生产部门，而且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赋税的重要来源。这就是说，农业既是庶民百姓的“衣食之源”，也是统治者“财赋征纳所依”，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基石之一。农业生产活动、农事收成的好坏，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瞩目的中心和“兴奋点”。中国古代，内涵丰富的“节令文化”活动本身，不仅直接源于农业生产，且贯穿于农事活动的全过程。随着历史的延伸，农事活动的进步，这种文化更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且更加多层次、全方位发挥它的功能和效应。与此同时，每届每年的各个节令之时，历朝历代的人们，上自宫廷王侯公卿，下至民间平民百姓，还要伴之进行和农事有关的一系列祭祀、竞技、娱乐、教化、传习、庆典、宴享、游艺等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尽管在内容、方式上有异，但却在文化的功能、效应上有颇多的共同之处。
通观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两代，节令习俗、时尚和文化活动虽因历代政治、经济、历法等方面的原因而多有因袭或损益，但总的说来，前后期的发展变化仍有规律可循。前期的节令文化活动多与农事生产紧密结合，因此生产、经济、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而到后期，它与各种民间年节活动相结合，加之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致使它的民俗、娱乐、交游、礼仪等文化、政治、礼教特点更为突出。大体说来，汉代可作为中国古代节令文化活动前后期的一个分界线。这是因为，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与农业关系极为密切的天文学科学技术发展很早，且取得不少成就。根据中国古史传说，早在尧舜时代，便已产生了相当精密的历法。当时，由王室颁布历朔，指挥全国农事，这是一件极为重要而又影响颇为深远的重大政令和举措。以后，到春秋时代，东周王室颁朔的制度渐渐衰微，但天文学科技却在列国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春秋后半叶即已采用一种以冬至日为标准的历法，已有近于 76 年法之痕迹，即以一年为 365.25 日，且经 76 年为一周期，而年月日始一循环；且还制定有十九年七闰法。此时中国的天文历法科技方面的成就，的确是遥遥领先于印度或西方的。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水、火、金、木、土五星的发现，致使五行学说随之而起，且十分盛行，并逐渐由此派生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这个学说后来又不断地演变，并对汉代的历法和节令文化活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我国古代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不同：夏代以正月为岁首，商代以夏十二月、周代以夏十一月为岁首。三代以后，秦代及汉初曾以夏历十月为正月。但自汉武帝改用夏历正月为岁首，即“夏正”后，历代沿用。其中，我国古代的历法，有以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的朔日为岁首的，它们依次叫作周正、殷正、夏正，合称为“三正”。所谓“建”系指“斗建”而言，即北斗所指的时辰，由子至亥，每月迁移一辰。西汉初年，流传着均起于周代末年的所谓六种古历，其中“夏历”为一种，它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汉武帝改用、后代相袭沿用的历书，也正是这种“夏历”。至于夏、商、周三代的正朔，亦各有不同。夏正建寅，以正月为岁首，称为“人统”；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称为“地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称为“天统”。此三者又合称为“三统”，而恰是“三统说”派生出西汉董仲舒等人的历史循环论观。他们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夏朝为黑统，以寅月（即夏历正月）为正月；商朝为白统，以丑月（即夏历十二月） 为正月；周朝为赤统，以子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其继周者，又当为“黑统”，故理所当然，应用夏历。如此循环不已，每一朝代之始，都应循例改正朔，易服色，以顺乎天意。这就为汉代改订历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到西汉末年时，刘歆又根据 《太初历》修订而成《三统历》，它是我国史书上部记载完整的历法。规定孟春正月为每年的个月，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又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作为“闰月”。由此可知其历法颁行变迁的一个梗概。
中国古代记载时令和时令文化活动的有关文献、典籍甚丰。除金文、甲骨文有着一些零星记述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云气图”则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天道岁时观。此外，历代记述节令、年节文化的典籍则更多、更详细、更系统，如我国早记述行事月令的《夏小正》；较之《夏小正》记载更为丰富而系统的《礼记•月令》，篇中记述每年夏历十二个月中的时令及其相关的事物，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和有关时令、节令文化活动的重要参考书籍。秦汉以后，这方面的典籍则更多，现择其要者，列目于后：

〔东汉〕班固编著：《白虎通义》（亦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
〔东汉〕崔寔著：《四民月令》；
〔南朝梁〕宗懔著：《荆楚岁时记》；
〔唐〕佚名著：《辇下岁时记》；
〔唐〕韩鄂著：《岁华纪丽》；
〔唐〕孙思邈著：《千金月令》；
〔唐〕李淖著：《秦中岁时记》；
〔宋〕周密著：《乾淳岁时记》；
〔宋〕陈元靓著：《岁时广记》；
〔宋〕吕原明著：《岁时杂记》；
〔元〕费著著：《岁华纪丽谱》；
〔明〕冯应京著：《月令广义》；
〔明〕陆启浤著：《北京岁华记》；
〔清〕秦嘉谟著：《月令粹编》；
〔清〕徐士俊著：《月令演》；
〔清〕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
〔清〕吴存楷著：《江乡节物诗》；
〔清〕潘荣陛著：《帝京岁时纪胜》；
〔清〕张春华著：《沪城岁时衢歌》；
〔清〕袁景澜著：《吴郡岁华纪丽》等。

除此之外，散见于历代文人笔记、文集、碑铭、墓志、表传、书信、诗歌中的时令、年节、节令文化活动记述颇多，且甚具体；在方志中，有关民间年节习俗、风尚的内容，不仅数量宏富且较为系统，更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通观中国古代的节令、节令文化活动，如果从文化、文化形态等方面来考察的话，不难发现，它存在着如下一些重要特点：
其一，从文化形态上而言，中国古代的节令文化是一种自然与人文文化特色兼具、寓多种功能（政治、经济、生产、社会、文化、教化等）和多重效应于一体的群体文化。这种文化事象和文化活动的为显著的特点，是有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广泛参加。仅此，便可构成为生动和壮观的历史活动景象。尽管人们对这些活动参与的程度不同、目的各异、方式有别，但却都是节令文化活动的实践者；且在文化心态、价值取向上，从帝王到庶民百姓有某些共同点和相互呼应、沟通之处。
其二，从文化活动的内容来看，古代节令文化活动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其中，既有帝王为安民、实施教化、诏示民人不违农时的各种节令诏告、表文，以及种种祭祀天地神祇的祈祝活动、筵宴活动和其他节令活动；也有各级官员、王公贵族、权臣的节令祝告、演示和官宦之家的宴享、馈赠交往；更有广大民人参与的节令生产活动、祭祀活动、饮食礼仪活动和集游艺、娱乐、竞技、社交、庆贺等内容为一体的年节文化活动，等等。从参加者的身份、地位、社会层次上看有高、中、低之分，而文化活动的内容更有礼、雅、俗之别，然它们却相互交汇，并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方位上丰富了节令文化活动内涵。
其三，在文化功能上，中国古代节令文化活动则体现了多种文化功能性。既有政治（节令政令）、经济（生产）方面的功能；亦有社会（礼仪教化）、文化（年节娱乐）方面的能动功效。对此，清人秦嘉谟在所著《月令粹编》一书中详述了历代有关节令文化活动之后，指出这些活动“大之关乎朝廷政事之美，小之切乎民生日用之实”。这是对其文化功能性为生动、贴切、概括性的总结；正因它上关朝廷政务，下及生民百姓日用之需，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才将它纳入“安邦定国”的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活动之中。
其四，在中国古代的节令文化活动过程中，更是多层次、全方位展现它的特定而多重的社会文化效应。如果将这一文化活动中所显示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礼仪、社会诸方面的效应归结为一点的话，那便是它的社会“共振”“共谐”“节律”“共鸣”等文化效应。因而通过这一活动，更增进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并起着协调社会人际之关系的“黏合剂”作用。
其五，较之其他文化而论，中国古代节令文化活动的特点与个性十分突出。它既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特质兼具的一种文化活动；同时，更是多维性、周期性、可逆性、辐射性、民族性、群体性兼具的一种文化事象。
其六，在文化活动的影响和外延方面，中国古代的节令文化活动更具多种特色。其影响具体而言，一是在政治方面，帝王通过“颁诏于节”，致使对万民“教化有方”；二是在社会生产方面，节令文化活动使人们“不违农时”，故能够“应时而作”；三是在社会生活方面，节令文化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因岁岁“时令有度”，才能做到起居“生息有节”；四是在社会文化娱乐方面，由于古代节令与年节风习“节庆相袭”，且能“寓文于乐”，这就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此外，中国古代，节令文化本身通过外延，还与古代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行止文化、舟车文化、居住文化、旅游文化、商业文化、礼仪文化、礼乐文化、宫廷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婚姻文化、生育文化、丧葬文化、祭祀文化、民俗文化、图腾文化、体育文化等相互交融，从而彼此促进、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明“史”可溯“源”，鉴“古”方知“今”。通过对中国古代节令文化的剖析、总结、研究，归根结蒂，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人看到另一种历史画面、另一种历史场景、另一种历史风情、另一种历史人生，且由此从中感悟出“新”的人生“真谛”；吮吸出“新”的文化“乳汁”；寻求出“新”的创造“源泉”；激发出“新”的民族“凝聚力”。

通观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两代，节令习俗、时尚和文化活动虽因历代政治、经济、历法等方面的原因而多有因袭或损益，但总的说来，前后期的发展变化仍有规律可循。本书通过爬梳要典、方志、笔记、书信等典籍，详细阐述了中国节令的发展演变。
明“史”可溯“源”，鉴“古”方知“今”。作者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节令文化的剖析、总结、研究，带领读者看到另一种历史画面、另一种历史场景、另一种历史风情、另一种历史人生。

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所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国屯垦史》《清代饮食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史》《长江文化史》《清代社会生活史》等。
王熹，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中国未来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清代
饮食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史》《明代习俗史》《永乐传》《三十六计全书》等。

章 “四时有节”与中国节令文化
节  古代节令的源流与演变
第二节  节令风习与古代社会生活
第三节  节令的文化“内涵”与“隐义”
第二章 “天地氤氲”与先秦岁时节令
节  先秦时期的历法和岁时
第二节  “节气”“物候”与社会风俗
第三节  节令文化的萌芽与“个性”
第三章  《四民月令》与秦汉节令文化
节  帛书《云气图》与天道岁时观
第二节  《四民月令》与年节生活
第三节  科技进步与节令文化的兴盛
第四章  “花信风”与魏晋隋唐节令
节  “花信风”与节令的物候
第二节  节令与南北风习的交融
第三节  《荆楚岁时记》与节令文化
第五章  “四时八节”与宋辽金元的节令
节  天时地利与节气“定历”
第二节  节令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第三节  节令文化的繁荣与流变
第六章 祭拜游乐与明清节令文化
节  多变而趋定的岁时年节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年节社会风尚
第三节  节令文化中的群体性效应
后  记

通观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两代，节令习俗、时尚和文化活动虽因历代政治、经济、历法等方面的原因而多有因袭或损益，但总的说来，前后期的发展变化仍有规律可循。本书通过爬梳要典、方志、笔记、书信等典籍，详细阐述了中国节令的发展演变。
明“史”可溯“源”，鉴“古”方知“今”。作者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节令文化的剖析、总结、研究，带领读者看到另一种历史画面、另一种历史场景、另一种历史风情、另一种历史人生。

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所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国屯垦史》《清代饮食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史》《长江文化史》《清代社会生活史》等。
王熹，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中国未来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清代
饮食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史》《明代习俗史》《永乐传》《三十六计全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