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陈公博的一生

绪  言

一

　　陈公博成长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化的时代。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革命起义等振兴中国的种种方策接踵登埸，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出现与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１８９２年（清光绪１８年）１０月１９日，陈公博出生在广州一个建有军功的清末退休将军家庭。２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清王朝的希望完全破灭。２０世纪初，在陈公博生长的中国南方已洋溢着反清革命的空气，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频频举行起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可救药，革命党人的视死如归、英勇奋斗在幼小的陈公博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公博从６岁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国各类旧小说。９岁正式拜师，学习四书五经，接受正统的中国封建传统教育。他的先生是自称“康梁信徒”的梁雪涛，在向他讲解经义的同时，也说些康梁的维新运动及改良主义思想，使他早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然而，真正将少年陈公博领上反清革命道路的却是他的父亲陈志美。陈志美曾任清末广西提督，年轻时参加了主张“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三合会，退职后成为广东北江地区重要的会党首领。１９０７年，他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携手，毁家举义，相约在广东北江和东江地区同时发动反清起义。年仅１５岁的陈公博随父同赴北江山区，承担了领导起义的某些文书工作，使他首次有机会与“绿林好汉”式的人物广为接触，他们的行动、理念、精神对少年陈公博性格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这次起义终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失约、会党党徒的无组织无纪律、及清政府的军事镇压而以失败告终，陈志美自首后被处以“终身监禁”。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陈公博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他从将门之后、富家阔少一变而为与母亲相依为命，靠借贷度日的死囚家属，尝尽了人间的辛酸。为了得到必要的生活费和学习费，他四处奔走，曾在香港报社做过夜班校对，喂过猪，穿过牙刷，也曾兼任过报社的通信员和学校的英语教员。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志美出狱，但很快逝世，陈家经济景况始终未能复原。但陈公博在父亲的督促下，边工作，边学习，完成了学业。１９０８年，他入广州育才书社学习３年英语。１９１４年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３年法律。１９１７年他进入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在此期间，陈公博“养心性，寡交游”，专心读书，苦苦思索，每日都至清晨三、四点。他虽未积极加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也未参加新潮社等进步社团，但如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拼命吮吸着蜂涌而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想，其中自然也包括来自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对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如废除督军问题等，潜心进行研究，写出论著贡献于社会。

二

　　自１９２０年陈公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至１９２５年从美国留学归来，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是围绕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展开的，经历了信仰、宣传、活动到怀疑、批判、反对的变化。

    陈公博是以热烈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者的身分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他和北京大学的同学谭平山、谭植棠联络广州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广东群报》。次年３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公博任宣传部长并兼任《广东群报》主编。该报迅速转向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他还受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委托，主管宣传员养成所，并参加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１９２１年７月，他作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全国代表大会。这表明陈公博是中国南方初期社会主义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出席中共“一大”却成为陈公博政治热情低落的转折点。他把会上围绕着中共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和策略发生的激烈争论，视为“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磨擦，互相倾轧”，内心“冷至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随后数月，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发生了疑问，产生了赴美留学的想法。由于这一想法受到党组织的反对和干涉，再加上１９２２年６月发生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事件后，他与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陈炯明问题上意见对立，他拒绝了党中央要他去上海说明立场的指令，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１１月，他在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经济援助下赴美留学。

　　在美国，陈公博专攻经济学。他没有放弃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不仅购买了大量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而且完成了论文《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然而，他的政治信仰却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不正确”，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不仅没有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因此，他断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产阶级自掘坟墓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的结论的前提已不复存在；他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不是真理，而是共产党对工人的宣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说如同史密斯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样，都是片面的观察，讥笑共产党人把这种过时的、脱离现实的理论依然捧为“金科玉律”，是十分可笑的事等。陈公博从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者演变为理论上的反对派。

三

　　自１９２５年春陈公博从美国归来至１９２７末在广州镇压共产党暴动，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以国民党“左派”的政治面目出现，自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夹攻”中奋斗，在国民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游移不定的态度。

　　１９２５年春，陈公博自美国归来，正值国共合作实行国民革命进入高潮。由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的信任、重用，陈公博由廖仲凯介绍参加国民党，立即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随即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广东大学校长等，翌年１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开始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湖北省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会委员、外交部湖北特派员兼江汉关监督、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等职。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他任秘书长，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劳动部长，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

　　陈公博作为国民党的一名新党员，担任如此众多的重要职务，遭遇到来自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两方面的批评和压力。一方面，共产党视他为脱党分子而有所警戒，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又视他为“共产党”而不予信任。实际上，陈公博既处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夹攻”之中，又在两者之间游移动摇，表现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

　　在对待国民党内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上，陈公博在政治思想上、私人感情上倾向汪精卫。但是，“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出走海外，陈公博又为蒋介石所笼络。当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发生激烈争执之际，陈公博曾受蒋介石委派，去武汉探询各方意见，试图调解双方的关系。但当他发现蒋介石当时已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境地时，他就留在武汉不再返回南昌。１９２７年４月，汪精卫归国，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追随汪精卫，成为汪政治上坚强的支持者和生死与共的盟友，并极力主张东征，军事讨伐蒋介石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陈公博一方面拥护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露骨的反共行径；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表示忧虑、不满，甚至采取非难、限制的态度。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压迫进一步加剧，尤其是湖南、湖北两省的工农运动向土地革命发展之际，他的政治态度急骤右倾，在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方面与中共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其政治观点逐步与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等趋向一致。这表明中国小资产阶级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路线，当他们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路线后，必然会投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怀抱。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分共”。陈公博是这一决定的主要策动者和支持者。同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发动著名的广州起义，时任广东省长的陈公博伙同张发奎东奔西走，调集３个师的兵力，在帝国主义海军陆战队的援助下，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血腥镇压了这次起义。这样，陈公博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反对派演变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兵刃相见的敌对派。　

四

　　自１９２８年１月陈公博蛰居上海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是其政治生涯的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陈公博形成了他全面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理论，打出了“改组国民党”的旗帜，从政治上、理论上、乃至军事上与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在国民党内争中遭到失败的陈公博来到上海，静观局势的变动，等待再起的机会。当时，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进入了大变动、大改组的动荡时期，南京蒋介石集团对外投降、对内独裁的行径，激起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相当多人的强烈不满。陈公博为了改变自身的不利地位，决定利用和扩大这种不满情绪，弹劾南京当局的腐败政治，在“重新改组国民党”的旗帜下，集结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同年，陈公博创办《革命评论》，发表《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等一系列文章，对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尖锐的批评："因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主义低降了,因着封建主义的反攻，民权主义烟没了,因着资本主义的胁持，民生主义埋没了";中国国民党存在着"左倾、右倾、恶倾、腐倾”四大倾向，“已经到了一个摇动的时期，更由摇动而入于几乎溃散”；指出改变这种状态的根本出路在于“恢复民国１３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为此提出一系列的“革新”措施，诸如“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提高党的权威，实行

党的专政”，“促进党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对干部少数人独裁”，“肃清割据军阀”，“扫除政府机关中之一切昏庸老朽及投机分子”，“防止资产阶级操纵政权”等；针对南京当局处理济南惨案的对日屈辱外交，提出“准备全国的自卫”、“废除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行全国对日经济绝交”、“通电世界宣布日本罪状”等强硬主张。陈公博的这些政治主张在大革命失败后迷失政治方向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同年８月２７日，陈公博收到来全国各地的来信３２５２封，支持他“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１９２８年冬，陈公博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奉汪精卫为领袖，并迅速将其分支机构扩展至南京、北平、天津、香港等大都市及十多个省分，领导开展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斗争。首先，陈公博在上海、南京及全国各地组织其党徒抗议、反对蒋介石集团操纵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为蒋武力镇压，蒋唆使“三全大会”通过决议将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党。接着，陈公博

策动反蒋军人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胡宗铎、石友三等组织“护党救国军”，从事军事倒蒋活动，半年后被蒋各个击破。后，陈公博又参与策动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集团展开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混战，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另建国民政府，由于张学良宣布“拥蒋”，出兵入关，反蒋派完全遭到失败。

　　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及其改组派内部因失败而引起的互相猜疑、指责，使陈公博心灰意懒，他决定暂时退出政治舞台。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陈公博通电表示赞成。随即他前往欧洲，过起了海外寓公的生活。

五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至１９３８年跟随汪精卫逃离重庆，是陈公博政治生涯的第五阶段。在这一阶段,蒋汪实现合作,陈公博由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派一变而为政府主管实业建设的高官,注力于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经济建设的尝试.

    "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引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促进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团结。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央恢复陈公博党籍。翌年１月２８日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蒋汪合作局面形成，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陈公博早年留美时专攻经济学，就任实业部长使他大感振奋，觉得自此有了实现“学生时代的理想”的机会。尽管他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危机四伏，但他依然雄心勃勃，希望能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为此，他主持拟定了《四年实业计划初稿》。这个计划书分为两个部分，甲部为工业矿业计划，包括煤矿、铁矿、铜业、石油、机械、汽车、制糖、制纸、磁业、三酸（硫酸、盐酸、硝酸）、页岩等１１种类；乙部为农林计划，包括农业、渔业牧畜、林业等３种。这个计划的基本思想是打破分裂的封建经济，建立统一的中国经济，形成中国近代国家的基础。陈公博的建设方案主张以长江为中心地区建设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在经济政策上主张以统制经济取代自由经济，建设费用由国家资金、特许外资、官商合办、民间经营四种方式筹集。这个计划书经专家检讨修正后，由政府正式决定并公布。陈公博还对中国传统的“以农立国”思想进行批判，主张“工农立国”才是中国经济的出路。１９３４年，为了解决因白银大量外流而引起的中国经济困境，他亲赴南洋诸岛视察，试图开辟中国货物的南洋市场。然而，陈公博的努力，成果极小。计划书发表后，陈公博曾向数百位专家发信征求意见，结果只收到二、三封回信，反应非常冷淡。陈公博在他的《四年从政录》自序中哀叹：“我在南京四年的确成就太少了”，“将来的历史不能原谅我们的”。

　　蒋介石和汪精卫实现合作后，两派的关系依然十分微妙。陈公博称汪精卫执长的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三大重要事项都不经行政院决定，蒋介石所在的牯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在地）是“南京的太上政府”，行政院则成了“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极普通的文书秘书。尤使陈公博愤愤不平的是，汪精卫作为签署《中日塘沽协定》的主管长官受到全国抗日舆论的猛烈攻击，而同是主谋的蒋介石却稳坐“领袖”的宝座置身事外。１９３６年２月汪精卫辞职赴海外休养，陈公博随同辞职。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曾以“专使”身份赴欧洲访问，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旋历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国民党党团指导员等职。蒋汪间貌合神离的合作，已为日后的再度分离埋下了伏线。

六

　　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６年６月陈公博在苏州受审处刑，为其政治生涯的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陈公博怀着矛盾的心情参加汪精卫领导的“和平运动”，成为汪伪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汪精卫逝世后，他继任汪伪政府“元首”，曾为重归重庆国民政府作了若干努力，但以失败告终，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席。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攻占武汉，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了尽早从战争的泥潭中拔足，开始对国民党实施“诱和”政策，并成功地将汪精卫集团从中国抗日阵营中分化出去。当时，陈公博虽对抗日战争的前途表示悲观，但并未参加汪精卫等亲日派与日本军部的秘密讲和活动。１１月初日汪间“和平交涉”接近成功之时，汪精卫始将此事通知陈公博。陈公博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国民党已经历多次分裂，“目下国家多难之时，党不能再次分裂”；日本没有诚意，突然讲和是危险的；与汪精卫发生长时间的争论，但不能改变汪精卫的决定。１２月中旬，汪精卫秘密通知陈公博出逃。陈公博在“留”还是“走”间考虑再三，终于怀着苦闷的心情离开成都。临行之前，他给蒋介石留信，表示将尽力劝阻汪精卫组织政府。

　　然而，汪精卫领导的所谓“和平运动”却未被制止。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主张“和平”。翌年５月抵达上海，６月秘密赴日，与日方就“组府”问题进行谈判。８月汪派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完成“组府”的所谓“法律”手续。陈公博劝阻无效，便以母亲有病为由滞留香港，闭门不出。

　　陈公博的真正加入汪派“和平”集团是在１９４０年初。其时，曾力促汪精卫出逃的重要人物陶希圣、高宗武在重庆方面策动下突然背叛汪精卫，在香港发表日汪密约草案，给了汪致命一击，使汪集团面临崩溃的危机。这一行径激怒了一向以汪派小集团利益为重的陈公博，在汪精卫、陈璧君的亲自劝说下，他决定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事后他曾以“恃此肝胆烈，愿为朋友死，只求心所安，不计身之毁”的诗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由此也决定了他将成为一个历史悲剧人物。

　　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４日，陈公博到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历任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上海分会主任委员等要职。１９４０年５月和１９４３年３月，他两次以“专使”和“特使”名义赴日活动，曾接受日本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他与周佛海并列，成为汪精卫的左右手、汪伪政府主要的领导者之一。　　　　　

在此期间，陈公博的思想上依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他作为汪伪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为所谓的“和平运动”策划尽力，参与了一系列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俯首贴耳地做日本军阀的傀儡和走狗，战后他在《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中说，他在南京的五年半中坚持反对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反对华北特殊化，提倡民族主义和廉洁政治，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所谓的“元气”，这当然是他的自我辩解和粉饰之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对日关系上矛盾和复杂的心态。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汪精卫逝世，根据汪氏生前的考虑及日本占领军的意见，陈公博继任汪伪政府首脑。其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呈全面败战的趋势，陈公博已预感到汪伪政府的末日即将来临，在１１月２０日的《就职训词》中打出了”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旗帜，以此作为他“政治上的新目标、新路线”。他曾对亲近者说：汪先生演出的这埸戏已近闭幕，所谓“人亡政休”，我来继承这个位置，是来收拾结束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他坚持使用“代主席”而不正名，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向重庆国民党当局频送秋波，为自己寻找退路。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反共措置，他重新配置汪记和平军的战略布局，１９４５年更直接与军统局联络，交换情报，协同进行“剿共”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还受日本政府之托，不断向重庆政府传递所谓“和平”信息，企图由汪伪政府居间实现中日“和平”，由此也解决汪伪政府的出路问题。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次日，陈公博宣布汪伪政府解散。２５日，陈公博一行在日本军方策划下前往日本避难。１０月３日，被引渡回国。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宣判陈公博死刑。６月３日，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通观陈公博的一生，自晚清到民国，也即陈公博所称之“乱世”，在此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中，其介入政治之早，经历变化之大，涉及事件之多，参与程度之深，政治影响之广，与同时代人相比都是颇具特色的，是可以被称为“能臣”一类人物的。探析陈公博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无论当他为历史的正面人物时，或是为时代的反派角色时，在他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着前进的、有益的思想和落伍的、腐朽的思想间的矛盾冲突。这种思想中的二重要素的起伏消长，导致了陈公博政治生涯的曲折多变和他的政治面貌的变化多端。也许在评论陈公博晚年的失足时，有人会为他对汪精卫的“愚忠”以及为小集团的私利两肋插刀的“义气”而感惋惜，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他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国家届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上了“贼船”，他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他理所当然地不能逃脱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

《陈公博的一生》，由资深学者石源华撰写。作者倾数十年之力搜集、整理传主陈公博的著述和相关史料，交互参照，对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上海特别市长、行政院长等要职的陈公博的一生活动，作系统叙述，尤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生动刻画其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曲折多变的人生历程。书稿史料翔实，客观全面，笔调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