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我和于是之在一起过了六十多年，在他没有患病之前，我们的生活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忙。他忙他的，我忙我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总是很难得闲。1992年，他因病退下来了，虽说许多未了事宜还要办，各种社会活动还要参加，但毕竟可以不坐班，不管剧院那一摊子行政事务了。就在这时，我们居然有了一段极其难得的清闲日子。早上迎着朝阳，漫步来到离家不远的紫竹院公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头脑也觉得清爽了许多。我和拳友一起锻炼，是之表示也要学些太极拳了，这真是难得。他整天紧锁的眉头松开了，偶尔遇到一些老观众，围着他聊起过去看他的演出的感受，让他在精神上又得到了些安慰，心情开朗多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闲聊时，曾谈起将来谁先“走”（去八宝山）的事。他说：“我要是先走，你会非常痛苦，可我相信你还能过得很好。要是你先走了，那我可怎么过啊！”我说，趁我们都在，应该把我们这么多年经历的事都写下来。等将来不论是谁，只剩下一个人时，看着它，也是个纪念。他同意了。并且，他还提出原来总想写的有关“良师益友”的文章，好也能一并写出来。这样我们就做了分工，我先准备材料，包括整理他的年谱，他的演员日记，还有他未发表的文章手稿，以及多年来我俩的通信等。他随手便在一张废纸的背面，拟了他准备写的“良师益友”的提纲。可惜这张纸现在找不到了，我只记得后一段是他要写“我”。我当时很惊奇，他会怎么写我呢？可没来得及问，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可惜，好景不长。他还没能真正动笔，新的任务又来了。为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准备要出两本书，其中《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本专著不仅要由他来组织、安排，而且他还要写一篇“论文”式的文章，即《论民族化（提纲）诠释》。这个任务对是之来说，确实已经很困难了。眼看着他写文章一天比一天吃力的情况，我心里明白大概我们原来那“美好的写作计划”恐怕是难以实现了。

二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张廉云同志，为他们政协的《北京文史资料》，曾向是之约稿，希望他能写些自己的事情。可是到了1996年以后，她发现是之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于是，她就找到人艺的剧作家、是之的好友李龙云（他也是政协委员），对他说：“看来于是之写不了自己了，希望你能答应下来，写一写于是之。”龙云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2003年完成了他那篇约八万字的文章——《我所知道的于是之》。2004年刊在北京政协的《北京文史资料》上。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为单行本。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深受读者欢迎。

记得是之的好友童超去世后，他的夫人告诉我说，就在他卧病在床时，正赶上《北京晚报》上转载龙云的文章。他每天都盼着早点得到晚报，好叫他女儿读给他听。他边听边发出各种感慨，有时笑，有时落泪。他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是之啊，我的好兄弟！我想你啊！”

我读了龙云的文章也很感动。我认为，他写了一个真实的于是之，不像有的人只是根据一些材料，再加上“合理想象”就编起来了。龙云则是从他亲身和是之的接触，有感而发，好就是好，弱点、毛病也不避讳。比如他写他们那次西北之行，是之在一次表演中出现了失误，龙云用“心”描述了是之作为一个演员内心的痛苦。当我读到这里时，我的心也被刺痛了。

2008年，是之次被报病危。我先后约了鲁刚、李龙云和童道明几位朋友，商量了有关是之的后事。其中，我曾向龙云提出能否给是之写个墓志铭。他觉得有些难度，但也没有拒绝。经过协和医院大夫的抢救，是之的病情又趋于平稳，我们紧张的心情也暂时放松下来。

2011年5月的一天，龙云和他的夫人新民，还有市政协的张秋萍一起到协和医院看望是之。龙云告诉我，2010年北京出版社约他在已发表的《我所知道的于是之》一文的基础上，再重写一个新的于是之。现在他已经写出了一个初稿，希望我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就在我们谈论书中写的一些往事时，秋萍站在是之床边说：“你们看，就在你们说话时，于老一直睁着眼睛在听呐。”“是吗？”大家一看，果然。我很奇怪，这段时间是之白天昏睡的时间多，很少睁眼，夜里倒有时睁眼。难道他真有些感应吗？我知道，是之是很惦记龙云的，让龙云来写是之的事情，是之也会同意的。想到这里，我决定把我已经整理出来的有关是之的资料全部都给龙云，我想这对他要写的那个于是之可能有些用处。

2011年10月28日，市政协的贾凯林同志来我家，带来了厚厚的一本书。它就是李龙云的新作《落花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她说，龙云前些日子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现在已经出院了。他叫我先把书送过来，叫您别担心他的身体。我信了，我想先不去打扰他，让他静养一段，等我把书看过后再和他长聊。

龙云是怀着极深的感情在写于是之的。他以一个剧作家的角度审视、全面分析着他要写的这个人物，用他亲历的事件和他了解的各方面素材，不仅写了是之的生活、历史、性格、爱好等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他剖析了是之的心灵深处的所思所想，也看到了是之内心真正的痛苦，他是了解是之的。他还特别提到了是之的价值，说的也是实情，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我同意他对是之的这些评论。

为了表示对龙云的感谢，我找出仅有的一幅是之写的字，寄给了他。过了几天龙云给我打来电话，只简短地说了几句就挂断了。我当时有些奇怪，感觉有些异样。没想到这竟是和他的后一次通话。

2012年8月6日，噩耗传来，我才恍然大悟。我和龙云后的一次通话，本应有许多话要说，可他怕我问他的病情。他那时已经是癌症晚期并准备放弃治疗了，他不想告诉我，但实际上他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所以干脆就把电话挂断了。现在我真后悔，我真迟钝啊！龙云比是之小二十二岁，竟先于他的老大哥走了。我没敢告诉是之，只是默默地捧着那本《落花无言》哭了，感到心像被针刺了那样疼。从报纸上看到戏剧界的朋友含泪向龙云告别的情景，我注意到，在龙云的遗像旁摆放着的是他那本呕心沥血的著作《落花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我想，龙云没有食言，在他那本书的后写道：“我手下的这部书稿，就是写给于是之的墓志铭……”他完成了我对他的请求，我再一次谢谢他。现在，是之已经和他的小兄弟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他们又可以在一起切磋他们的创作了。

三

有了龙云这本书，我的心就踏实了，也不想再多写什么了，只想一心一意地把是之的年谱整理好，多补充些材料，写得详细些，也能当作是他的“传”了。

就在这时，王丹出现了。

王丹，是我大学要好的同学王镇如的女儿。镇如在世时曾热心帮我查找整理有关是之的资料。她的病逝，对我打击很大。王丹常常和我通信，关心、安慰我。现在她退休了，有时间了，便来我家看我。她鼓励我，不要只写年谱，还应该写些我所知道的于是之和我与他在一起的故事，这也是对他好的纪念。

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也知道自己的水平，要完成这件事是有困难的。王丹表示，她可以全力支持我。在她的鼓励下，我们的合作便开始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一般是我写了初稿，经她整理打成电子版；或是我口述，她录音后整理出来，我再修改。就这样断断续续，经过几年才初具规模。其间，凡是我信心不足时，王丹总是不断地给我打气。现在总算完成了。

这里，感谢王丹对我的鼓励、帮助。也感谢一些亲友在知道我写这本书时所给予的鼓励、关怀。

李曼宜

2018年5月

本书是于是之夫人李曼宜亲自撰写的回忆录。
于是之是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曾饰演《茶馆》中的王利发，《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关汉卿》中的王和卿、《洋麻将》中的魏勒等，以及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等。
作者在书稿中以个人角度详细记录了1949年与于是之相识相爱，在天安门广场共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剧院一同演戏，与钱学森、蒋英夫妇的交往，与“话剧皇帝”石挥亲戚关系的梳理等，穿插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剧院看戏并对特殊剧目进行指示，以及当年著名的谢晋导演邀请于是之出演《赤壁》中的曹操却意外遭遇计划流产等等……这是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厚的书稿，亦可从这段珍贵的记忆中窥见新中国话剧事业在特殊历史时期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

李曼宜，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夫人。

自　序　／001

印象：灰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　／001

找到了“家”　／008

李伯钊指导于是之排演歌剧《硫磺厂》　／014

难忘1949年党的生日　／021

亲历开国大典　／027

初次下厂、下矿演出　／031

值得回忆的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　／039

从恋爱到结婚　／050

我们的家　／067

1951年在舞台上次出现形象　／087

于是之早年的学习生涯　／102

关于《幼学纪事》　／111

关于《祭母亲》　／118

公园偶遇钱学森、蒋英夫妇　／124

《茶馆》复排风波　／128

从《像他那样生活》到《丹心谱》　／145

“副院长”八年　／171

于是之和他的舅舅们　／186

莫斯科之行　／204

与病魔抗争　／217

本书是于是之夫人李曼宜亲自撰写的回忆录。
于是之是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曾饰演《茶馆》中的王利发，《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关汉卿》中的王和卿、《洋麻将》中的魏勒等，以及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等。
作者在书稿中以个人角度详细记录了1949年与于是之相识相爱，在天安门广场共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剧院一同演戏，与钱学森、蒋英夫妇的交往，与“话剧皇帝”石挥亲戚关系的梳理等，穿插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剧院看戏并对特殊剧目进行指示，以及当年著名的谢晋导演邀请于是之出演《赤壁》中的曹操却意外遭遇计划流产等等……这是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厚的书稿，亦可从这段珍贵的记忆中窥见新中国话剧事业在特殊历史时期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

李曼宜，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夫人。

印象：灰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

1949年的春天，北平刚刚解放不久，虽说还是春寒犹厉时节，可在空气中已经令人感到一种暖融融的气氛了。我们北师大的一些同学在看了一个从解放区来的文工团演出的歌剧《赤叶河》之后，都感到非常振奋。从他们演出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等方面来看都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因此很受鼓舞。后来又听说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是这个团的领导之一，我们对这个团就更有一种羡慕之情。一天，有位同学得到一个信息，说这个文工团正在招收新团员，于是我们十来个同学当时就决定去报考。测试非常简单，我们都被录取了。记得当时我被告知，3月24日报到，自带行李，要在文工团里住，到时会有车来接。

这个文工团是刚刚从解放区进入北平城的，全名叫“华北人民文工团”，隶属于中共中央华北局。去报考的那天，我看文工团里的同志，不论男女老少，都穿一身灰粗布的制服，显得很精神。而我们当时在学校多穿旗袍，很少穿长裤（只有上体育课时才穿）。为了别太特殊，我用家里仅有的一块黑咔叽布做了一套制服，准备在报到那天穿。一切准备就绪，报到的日子也到了。

那天，我在家焦急地等待着接我的车，有些坐立不安，听到有人告诉说：“车来接你了！”我赶紧跑到大门外一看，愣住了。完全没有想到，接我的“车”竟是一辆小毛驴拉的胶轮大车（这是当时文工团里的交通工具），赶车的小伙子也是从解放区来的“红小鬼”。他非常客气，帮我把行李放到车上，而我这个城里人次爬上了毛驴车。“坐稳了！”小伙子手中的鞭子一甩，轻轻地吆喝一声，我们的车便启动了。小毛驴一路小跑，“踢踏踢踏……”那均匀的节奏敲击着北平城的柏油马路。我靠在行李上，心情特别激动。我想，要记住，我是这样走进革命队伍里来的。

我们报到的人先到了那时的团部，地点是在西堂子胡同1号——一座很讲究的小洋楼，后边还有花园。听说那里原来是国民党将领宋哲元的公馆。文工团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根据我们几个人的情况——有学声乐的，有在学校业余剧团的——将我们都分到戏剧部了。那时，我听说文工团还有音乐部和一个管弦乐团。

戏剧部又在另一个地点。当时文工团之所以住得那么分散，是因为刚进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大房子，只好临时找些空房住下。戏剧部在东华门大街19号，那里原来是一座大饭庄，坐北朝南，门口是高台阶，进门是个四合院，有一排北房、东西厢房和南房，房间都很宽敞，屋外四周还有很宽的走廊，中间有个不小的天井（后来这里搭了凉棚，我们集会、排练都在这里）。东边还有一个跨院，这些房间都被打了隔断，也许就是原来的“雅座”，这样就可以住下不少人了。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先住进来的同志都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穿着紫红毛衣的小伙子，跑来帮我们提行李，安排住处。那时由于床还没买齐，男同志一律打地铺，住在大北屋；我们几个女同志分别住在东西厢房，屋里是有床的，算是优待了。当时，我心里很纳闷，这个穿紫红毛衣的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看他那身打扮，显然不是刚进城的“老”同志（这个“老”，只是区别于我们新来的同志，那些“老”同志其实也很年轻），可他又俨然以团里的主人身份在接待我。把我们都安排停当以后，这个小伙子才做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于是之：“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我心想，这名字用的字真有些特别。后来大家聊起来，才知道他也是新来团里的同志，只不过比我们早了一个月而已。现在回想，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在那一色灰布制服当中出现的那身紫红毛衣。据他自己说，那件毛衣是在旧货摊上买的便宜货。那时他是穿着一件棉袍到团里报到的。一到，就急着想和老同志学扭秧歌，打腰鼓，穿着棉袍实在不方便，脱掉它就只有这件毛衣了。他开始也觉得有些“各色”，再一想，“解放了”，穿什么不行啊，于是就大模大样地穿了起来。开始，我以为和是之的次见面就是在1949年，后来我们聊起来才知道，原来早在解放前，大约是1944年，我们就见过面，只是印象不深。那是在什么场合呢？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故事要从我家住的那个大院儿说起。这是一个很大很深的院落，里边住着包括房东在内的五六户人家。它并不是一个大杂院，各家都是独门独户，还有自己的小院落。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各家的孩子平时都去上学，只有当暑假到来的时候，大院儿的孩子们才凑到一起商量怎么过假期。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住在这里。大院儿里有很多树，松树、柳树、槐树、桃树、海棠树……吸引我们的是一个用砖砌起来的平台，它可以当成舞台用，台子上边搭着一个高高的藤萝架，藤萝开花时清香扑鼻，夏天这里是乘凉的好地方。我们小孩子就在这个台子上唱歌、跳舞、吹口琴、变魔术，还表演小节目。我们把各家的大人请来当观众，颇受好评。

随着我们一年年长大，只演些小节目已觉得不过瘾了——当时我已经上高中了。这年暑假，院儿里有同学提议排一出话剧，有人干脆提出排《雷雨》，理由是这出戏里角色不多。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就排《雷雨》，并分派了角色，但发现人手还是不够，缺一个演周萍的人。怎么办？几个男孩子商量了一阵后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参加，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好，说干就干。那时我们只能找到三四本剧本，对词的时候，谁有词谁就拿着剧本，大家轮着用。我们既没有导演，也没有剧务，只要有人一招呼，大家就都来了。所谓“对台词”，只不过是照本宣科而已。在“周萍”缺席的情况下对过几次词后，这天担任“周萍”一角的朋友终于来了。那时的孩子，也没想到要把这位朋友给大家做个介绍，只是人一来，马上就开始对词了。我被分配演繁漪，和一个陌生的“周萍”对词特别紧张，头也不敢抬，眼睛紧紧盯着剧本。那时的女孩子还真有些“封建”呢。记得这位“周萍”只来参加过两三次排练，我和他除了对词，并没说过别的话，甚至都没抬头看他一眼。暑假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没见到我们的“成果”，但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部曹禺的剧作，还是很有收获的。

后来知道那个“周萍”叫于淼，也就是现在的于是之（他的这个名字是在职业演戏时才改的）。若干年后，我们提起了当年在大院儿排《雷雨》对词的事，是之还记得。他说：“你那时只顾低着头念词，从不抬头看看，凡是繁漪台词里有‘我爱你’或是‘你爱我’的话时，你只念‘我—你’，‘你—我’，把那‘爱’字去掉了。”我说：“繁漪有这样的词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他说：“有，有，有啊！”说罢，大笑。这大概就是我留给他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