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摘要
《浙江改革开放口述史》通过收录关于浙江改革开放的回忆文章、口述资料及访谈资料等,反映1978年至今的40年来,浙江省党组织团结带领浙江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政治、经济、文化、民主、生态、社会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建设的主要历程及概况,突出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并总结了其中多方面的基本经验。
目录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工作铁瑛
我任省委书记时所做主要工作王芳
我所亲历的浙江改革开放历程薛驹
学习贯彻南方谈话精神李泽民
浙江改革前期并非“无为而治”沈祖伦
回顾浙江省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整党工作陈法文
1991年太湖流域特大水灾记忆葛洪升
杭州20世纪90年代的大发展大变化李金明
杭州“一个目标、三个规划”的发展思路李金明
亲历宁波成为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葛洪升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筹建周海梦
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的提出和实施顾新宇
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谢高华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横店的发展之路徐文荣
我在衢州的工作经历谢高华
筹建舟山第二海洋渔业公司张克田
丽水世纪之交的飞跃丁耀民
丽水撤地设市前后的政府工作谢力群
开办个人钱庄的五年尝试方培林
民间股份制金融机构杨嘉兴蔡兆清
全国首例“民告官”案黄德余
我的汽车梦李书福
后记
内容摘要
《浙江改革开放口述史》通过收录关于浙江改革开放的回忆文章、口述资料及访谈资料等,反映1978年至今的40年来,浙江省党组织团结带领浙江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政治、经济、文化、民主、生态、社会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建设的主要历程及概况,突出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并总结了其中多方面的基本经验。
精彩内容
《浙江改革开放口述史》:
浙江改革前期并非“无为而治”
沈祖伦
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几次对我说,想搞口述史,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同他们说,当务之急是抓紧征集改革开放的历史,特别是前期的历史资料。趁当时亲历的领导人和关键的知情者大多健在,抓紧请他们说说,把这段历史留下来。不然,过一段时间会有困难。今天,我想说说时下人们谈论浙江改革前期历史的某种说法,觉得需要商榷。因为研究总结这段历史的多是年轻的同志。而当时亲历的领导人,有的没有去关心这段历史的总结,有的由于某种原因不太愿意主动去澄清有关情况。这种说法就是认为,浙江改革是群众自发的产物,是浙江省各级领导对改革采取听其自然、不干预态度的结果,把浙江改革前期的领导,归结为所谓“无为而治”。也有人从文化因素解读人们所谓的“浙江现象”,这也是很好的。但他们偏重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上层文化的影响,对于深刻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生活习俗中的近现代工商传统研究发掘显得不够。他们尤其忽视了浙江改革发展中直接起作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骨干队伍中形成的“注重民生、崇尚实际”这一精神文化传统。因而也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
我说过,不管哪里的哪一项改革,只靠群众自发,没有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即如包产到户这样的事,群众自己分土地,没有生产队干部、会计的参加,没有人算账,没有公道的人定方案,怎么行?土地有好坏、远近之分,有多少个等级。正如农民说,“猪头猪脚爪”要合理搭配。家庭承包后耕地的细分化,每户人家分得的土地为什么会有七八块、十几块之多?就是因为必须合理搭配,不然要打破头。还有分山,更是困难。浙江又是多种经营发达的地区。有的专业性生产不好按人平均分包。拖拉机、加工运输机械,拆零部件分掉,那不是破坏生产吗?还有规模养殖等,你只能搞专业承包。这些都比较复杂。至于其他改革,如企业改制,更需要有领导、有秩序地去进行。那不知经过多少次领导试点,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也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曲折,经历过来自同级的、高层的多少干扰,才逐步推开,得以有今天。
浙江改革初期,从农村家庭承包说,在全国不是走在前面。这有客观原因。因为改革的直接动因源自农民的日子难过,而浙江不少地方相对说,农民的日子比别的省要稍好一些。所以浙江几个主要领导人开始不赞成包产到户。我那时在下面,起初对维护集体经济、公有制的立场,也很坚定。但是这个情况后来有变化。特别是包产到户在一些贫困地区、在浙江的周边省突破以后,事实教育了我们,懂得了农业家庭经营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的普适性。包产到户在温州,当时是袁芳烈同志违背省委主要领导的意志,以分管副省长的名义压着温州地委领导首先突破。以后又有厉德馨同志在金华、衢州地区相继推开。这是在浙江的欠发达地区的情况。至于发达地区的家庭承包,情况复杂,统一思想难度也大。但是经过努力,特别在中央领导的指导下,也在杭嘉湖宁绍等地推开,而且工作做得比较细,生产力得到较好的保护。家庭承包责任制本身,在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生产经营特点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完善。家庭承包在浙江的推行,总的说经过省委内部认真的思想交锋、统一认识,这个问题还是解决得比较好的,为浙江农业、农村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制度基础。
浙江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是从1983年开始的。也就是从王芳、薛驹同志主政浙江开始的。作为改革的动因,群众要改变困难的现状,有自发的要求,这一点浙江与其他省基本相同。这是基础,是改革的群众条件。但只有这一点还不能决定问题的全部。就是除了群众条件,还要有领导的条件。而对于改革的领导,据我的比较研究,觉得浙江与有些省存在一定的差别。
首先是改革的领导思想。浙江把市场取向的改革作为目标和方向,在全国比较早。这当然得益于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启示,以及当时中央领导和经济学界先驱者的指引。同时也应该说,浙江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近现代工商传统,对这一点也有重要的关系。
有人提出,有的全国先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为什么那里农民的富裕和农村发展,落后于浙江与之毗邻、条件近似的一些地方?我思考,问题可能就在改革的领导思想。有的地方率先推行家庭承包,对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包产到户的推行,1982年、1983年、1984年全国农业连年丰收。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达8100多亿斤,国务院总理通告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样奇迹般的大好形势,一方面促进了人们思想大解放,推动全国改革开放的开展。但同时也使一些干部满足于家庭承包以后农民的积极性。用他们的话说,农民种田种得真有味道!似乎由此就有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我们在中央开会,总能听到来自一些地方陶醉于包产到户的声音,一听说农业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就很反感。包产到户在全国推开后,浙江等部分省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把发展商品生产作为农村的主要任务,一些省并不很感兴趣。他们对发展二、三产业的要求,敏感性不如广东、江苏、浙江这些地方。这当然有客观原因,就是那些省人均耕地多。而浙江农民只有几分地,靠它种粮食日子好过不了。所以,尽管1984年、1985年2个中央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先是提发展商品生产)的任务,但各地理解和接受的程度有不同。有的早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发展农村工业迟了一步。有的发展工业,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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